1943年冬，陈沂同志率领分局巡视团到鲁南地区检查巡视工作，正遇上鲁南我军发动讨伐华北大土匪头子、汉奸刘桂堂（又称刘黑七）战役。陈沂同志更以实际行动贯彻执行《讲话》的精神，组织军内外文化新闻工作者，成立前线记者团，实行文化战线与军事战线相结合，全面、系统地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这次战役进行了连续、深入的宣传报道。由于这次宣传报道搞得比较成功，曾经受到军委总政治部和新华总社的通报表扬和嘉奖。从1944年下半年我军向敌伪军发动局部反攻，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宣告无条件投降后的大反攻，在每次大的战役开始，陈沂同志都非常关心和亲自动员组织各方面力量，共同搞好军事宣传。1945年8月15日，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山东，我野战大军浩浩荡荡向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大举进军，对日伪军进行最后一战，陈沂同志根据山东分局和军区的指示，在短短几天内，就从报社、省文协和部队抽调了50多名干部，组成前线记者团，随同向济南、青岛、徐州、连云港进军部队进行采访报道。在他的领导和主持下，山东那些年的军事宣传报道工作搞得有声有色，非常活跃，几乎所有比较重大的军事行动都进行了深入突出的宣传报道，并且多次受到新华总社的表扬和好评。
陈沂同志在负责主持山东分局宣传部和《大众日报》社工作期间，还非常关心和重视对新闻宣传干部的培养教育。他除了从政治、思想上关心干部，组织大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掌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外。还特别注意在实践中培养锻炼干部，帮助大家增长才干和能力。具体来说，有以下三点：一是他在使用干部上大胆放手，充分注意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当时我们编辑、记者大多是20岁左右的小青年，无论在政治思想、社会斗争经验和新闻业务能力等方面都是很低的，可以说是全凭一股子革命热情在工作。可是，陈沂同志却对我们非常信任和放手，一再强调要我们发挥独立作战的能力。
在布置任务时，一般都是着重讲党的方针、政策，帮助我们明确宣传指导思想，很少提出具体报道要求，采访报道什么全让我们到实际斗争中去观察和思考，根据领导总的意图挖掘新闻报道的主题。这样就逼着我们调查研究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少犯主观主义；同时也使我们通过锻炼和提高，学到的东西更扎实，真正成为自己的东西。二是他非常重视和亲自领导我们总结工作经验，提出编辑、记者要像前方作战部队一样，打一仗总结一次经验，使自己提高一步。因此，那时报纸每完成一项宣传报道任务，编辑、记者每执行一次采访报道任务，都要认真进行总结。而且每次总结，不仅要从政治上检查宣传报道任务的完成情况，主要优缺点，而且还要总结任务是怎样完成的，有哪些值得重视的经验教训，今后如何改进和提高。这种严格检查总结工作经验的制度一经确立坚持下去，就成为培养提高干部的大学校，我们许多同志就都是从这里成长起来的。三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陈沂同志身为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和《大众日报》社长，却从不以领导自居，而是和大家一起，全身心地投入党报工作，而且越是比较重要和困难的任务，他总是走在前面，从一些重要社论和文章的写作，到一些重要新闻标题的制作和版面编排等，他都抓得很紧，很具体。
陈沂同志的革命事业心和严肃、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从我们进报社开始，他就不断向我们进行党报观念的教育，要我们树立为党的新闻事业奋斗终生的革命事业心。他说：记者不记，编辑不编，算什么记者、编辑。办报就是要写、要编，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人民群众服务，替他们说话。他最讨厌新闻官，混日子。在陈沂同志的带领和倡导下，我们《大众日报》社的干部和职工形成了人人热爱报社事业，一切为了这张报纸服务的优良传统。
1995年4月写于上海真北中学（一稿），1997年8月写于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二稿）。
注：朱民同志的文章收入《历史的回答》一书中，责州民族出版社1997年出版。
抗美援朝奉献
国内战火刚停，朝鲜炮火又起。陈沂三次离开安宁的京城，赴朝慰问。炮火无情，陈沂受到伤害，听力迄今仍有后遗症。
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活动，迄今仍在人们心目中留难以忘怀的美好印象，许多英雄形象仍活在人们心中。这些英雄壮举长留人间，也是与陈沂同志的努力工作分不开的。
原总政文化部文艺处处长、当年轰动一时的电影《上甘岭》编剧之一的曹欣，在《全心全意为部队文化工作服务》的文章中，较为具体地写了陈沂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奉献。
我认识陈沂同志是在他调任军委总政文化部长之后，当时我只是二野一个军的文艺科长，代表西南军区来京开会和汇报工作时，听到他的指示与讲话。
在抗美援朝中我调任志愿军政治部文化部文艺科长。在总政文化部长率文工团开驻汉城期间，组织上责成我参与文化部的工作后，我才与陈沂同志有更多的接触。他三次入朝，陪同廖承志、贺龙等同志作为赴朝慰问团来到朝鲜。他这个副总团长经常深入基层，与志愿军干部、战士促膝谈心，了解了不少志愿军千部、战士爬冰卧雪，在炮火硝烟中创造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事迹。他以一个爱国者和国际主义作家的身份，亲自拿起笔来以《我们从朝鲜回来》为题，把战士们用低劣武器战胜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侵略军的非凡亚绩告诉了祖国人民。他组织发动和邀请全国军内外的著名作家--巴金、刘白羽、黄纲、华山、魏巍、胡可、傅铎、白朗等同志来朝鲜深入生活，从事创作。他还专门派了两个警卫员照顾巴金。他深信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关键在于提高作家深入生活的自觉性。有组织、有领导地深入生活，从深入生活中更进一步明确作家的阶级观点，提高作家的思想水平、政治水平和创作水平这也就是他所说的鼓励创作就是在政治上、组织上、生活上给文艺的创作者创造条件并不断以帮助和支持的具体做法3这些作家在经历了战争洗礼之后，都写出了不少激动人心的成功的作品。
上甘岭战役之后，陈沂同志几次向志愿军政治部建议要把这举世闻名的战役写成文艺作品，把这一奇迹反映出来，告诉全国人民。这一建议迅速获得总政有关领导同志的赞同。志愿军文化部首先组织了傅铎、肖芳与我写成话剧《地下长城》，后来又与长影的林杉、沙蒙合作重写了电影剧本《上甘岭》。在创作《上甘岭》的18个月的时间里，陈沂同志邀请了12军和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长同我们一起座谈，然后我们三上上甘岭，重访了各级指挥员和战斗员一百余人。由于现实生活太激动人心了，志愿军在强敌面前发扬的聪明才智是出人意外的，不是生活在当时当地的人是无法想象的。在这十几个月里我们天天回忆，叙述着这些人和事，经常泡在泪水之中。现实生活感动了我们，我们摄取了千万人和事中的一二，提炼编成剧本就感染了广大观众。这些与陈沂同志的远见和对志愿军的崇高精神的敬仰是分不开的。影片上映后，陈沂同志写文章《我们的胜利从何而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热情地作了推荐。
抗美援朝在大踏步的四次战役后，部队相对地得到了稳定，各军仍保持着文工团、队，并先后到了朝鲜战场。在暂时无法活动时候，文工团员想出各种办法，替部队首长送光荣弹、爆破筒，为出征战士献花……真正成为部队首长与战士的桥梁。与战斗员生活在一个坑道里的文工团员则为战士做小锅饭，看护伤员，洗涤、缝补衣服，成了战士们的亲兄弟和亲姐妹，战士们称他（她）们为最受欢迎的人在战况有所变化之后，陈沂同志主张化整为零，组成文艺小分队，深入前沿、坑道，以曲艺、演唱为主开展战地文艺活动。文工团员与指战员生活在一起，获得火热斗争的生死体验，反过来又创作了大量的战地文艺。这些作品是战士们的生活、战士们的思想、战士们的感情结晶。这些在硝烟烈火中产生的作品又大大地鼓舞了指战员的冲天斗志。生活在战火中的志愿军文艺工作者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同志要比国内战争时多得多，有一个军的文工团在驻地广场上排演红绸舞、遭到敌机的轰炸扫射，除几个同志外，几乎全部牺牲了。陈沂同志那种化整为零英勇不畏的小型活动的方式既避免了伤亡，又开展了工作，得到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内阁首相、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同志的认可。他说：在战争中要学中国的小型式，这是战地人民和人民军队最欢迎的东西。
1953年志愿军归国，文工团（由专业文艺工作者与志愿军战士组成）在祖国各大城市演出了一些自己创作的节目，在国内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刘大卫同志创作的《一粒子弹一包糖》的大鼓书，唱得人们潸然泪下，演员张比喻在回到朝鲜后就牺牲在阵地前沿了。这些用鲜血与生命写就的小节目感动着千万观众的心灵。丁玲同志曾激动地说，要讲专业水平，你们当然不如中央的。但是你们所表现的那股思想感情、精神面貌，那股情绪，那种精神，实在太感动人了，是不在战地的人怎么也写不来的战士们的浓厚的生活感受和强烈的热爱祖国，热爱和平的意志和强烈的创作愿望，始终在陈沂同志的头脑里盘旋着。他建议总政发动全军开展《志愿军一日》这一极有意义、极有价值的征文活动，记述这一段太丰富、太感人的历史，作为志愿军战史它正像后来郭沫若同志在序言中所写的：《志愿军一日》写的是一个抗美援朝的整个运动，是一个发扬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整个主题，就自然形成一座大花园，园中有百花齐放。这就自然形成为一部大交响曲，曲中有万种乐器合奏是保卫远东和平的一千零六日的真事谈，毫无疑问，也将成为世界文学宝库里的一个瑰宝因而，使他读了一篇又想读第二篇第三篇，简直不想停下来。这部伟大的集体创作，所以使这个老人如此感动，正如他在序言里写的：这些人真是可歌可泣，真是惊心动魄，超越世界上任何伟大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英雄人物和传奇故事。志愿军的英雄们创造出了不少的史无前例的典型和史无前例的丰功伟绩，但这些典型人物和丰功伟绩是真人真事，而不是出于空想，那就更加难能可贵。他隐隐地埋怨我们编辑委员会，挑选得太严格了一些，选掉了一些有价值的玉璞与矿苗，建议我们把未入选的文字重新挑选一下，再续编一部《志愿军一日》。
可惜的是那些余稿，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现已无处寻找了。但这册巨作却已记述了陈沂同志作为文艺工作者--解放军的首任文化部长对志愿军的深厚情谊。他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和繁杂的组织工作。他珍惜志愿军广大战士朴素崇高的写作热情，他通过志愿军政治机关把这种动人的情感凝聚起来，把它看作是以。向祖国人民作的综合报告的神圣使命来完成的。志愿军干部、战士撰稿热情也是难以形容的，从1953年12月开始到1955年5月为止，征文单位就收到志愿军各单位经过挑选上送的13615篇稿件，约2040万字。各部队没上交的稿件，按照最保守的估计也有10万篇，如此热情踊跃的撰稿也是前所未见的。陈沂同志组织了刘亮、黎明与我等五位同志为这部书定稿，他对具体的章节都作了明确的指示。稿件是在业余时间定的，但每个人对每篇稿子都十分慎重，因为这都是志愿军指战员出生入死的真实记录。正如郭老所说的：《志愿军一日》，虽然有一百多万字，但我读起来只嫌其少，不觉其多。读战士们写来的文字，像吃生黄瓜、鲜海椒一样，实在是清新得很，够味！多么生动！多么活鲜鲜啊！但在这部恢宏的巨作中，由于我们编辑思想的偏颇，将一些烈士牺牲得过于惨烈的篇章，如用自己身体去填挡在山路上将要坠落的大炮等文聿都删除了，现在想来如郭沬若同志所说的。选掉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玉璞与矿苗但这部被他誉为具有世界文学价值，并可与《天方夜谭》媲美的由志愿军亲手建立的历史丰碑，在陈沂同志的主持下树立起来了，并传之永久、光照人间。
抗美援朝停战之后，我有幸正式调到总政文化部文艺处工作。那时文化部里的文艺处、电影处、俱乐部、编审出版处、歌曲美术创作室、文工团、电影制片厂、八一体工队等等这样一个庞大的文艺队伍已在军委总政领导的关怀和陈沂同志的主持下建全起来了。陈沂同志的办公室就在我们宿舍大院的楼上，我们朝夕相处。他从未以部长与下属人员区分你我，他对我们这些从基层来的同志，亲如朋友与兄弟，与我们共商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大事。他把电影、戏剧、美术、文艺创作这四件大事都委托我来经管。当时，我们文艺处仅八个同志，还要管理文工团员的培养和好几个协会，工作是十分繁重的。他经常参加晚会，要我们同去，他看完演出就提出自己的意见。他主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器去认识和分析文艺创作的政治价值和艺术价值。他认为批评是必不可少的，但这个批评是有界限的，是与人为善的，是分清是非的。只要思想内容好，倾向好，并非反动，也只能是帮助修改，而不是随便禁止。只有在作品中表现反动，那才是不能容忍的，但对作品和作者也要进行分析，区别对待。所以我们的批评是发展创作的，而不是妨碍创作的；不是找毛病，而是帮助其发现作品中的不足，加以改迸和提高。当然，也允许作家对批评进行反批评。
他工作的认真、勤奋是我们所不及的，他为人直率豁达，有什么意见和看法除了在文章中披露外，经常和下属交谈，我们也从不觉得他是首长，而对他敬而远之。相反，我们常常把自己的观点，甚至是不同的看法向他表述，他是肯听大家意见的，有时过了好几天我们都把谈的问题忘了，他还同你谈起那件事呢。
每次紧缩编制，都从文艺团体开始，他懂得培养一个作家、艺术家的不易，因此总是争取，请求多留一些意识形态战线上的战士。他敢于直谏，所以部队的元帅们才说部队宁愿少养几个兵，也要多养几个作家。他时常写信向上级反映问题，有了不同意见也敢于当众发表，从不唯唯诺诺。有时这些言论也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以致他经历了21年的严峻考验。
1997年8月写于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
注：曹欣同志的文章收入《历史的回答》一书中，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