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大村由来
金秋10月，庄稼已收割完毕，大地一片空旷。
上午气温较低，调研组成员乘车来到了西安市长安区东大镇的东大村。刚刚落脚，天空风沙骤起，小沙子打在脸上，麻酥酥地痛。
正待向村里行进，忽见东大村正街有一块醒目的大石碑，上刻文字曰：
该村形成于宋，因村子很大，又分东西两个大村，本村为东大村，是原国民党将领张灵甫的故里。
1994年10月
长安县民政局监制
来东大村之前，我们走访了陕西省师范学院教授张居正。张教授是张灵甫的侄子，时年85岁，头脑清晰，善解人意，听说我们要去张灵甫的故里，操起电话通知了弟弟张居俭。
我们一边往村子里走，一边与张居俭通话，不消一刻钟，张居俭有备而来：“我是张居正的弟弟……我父张哲甫与张灵甫同为一个爷爷。”我们会意，施礼致谢，经少许寒暄，张居俭领我们去看张建平的家。
张建平为张灵甫的长孙，其父张居礼现任陕西省政协常委，西安市政协副主席。
“这是一套外镶白色瓷砖的二层小楼，现房子空着，张建平全家已迁往西安居住。”张居俭介绍说，“我父亲张哲甫，在张家排行老二，张灵甫排行老五，过去东大村人都叫他老五。现东大村仅住着张家老七张阁麟的两个儿子，长子张伟彦，次子张培彦，伟彦去西安打工了，培彦在。”
约有半个多时辰，张家三代人的血缘关系渐渐清晰起来：
张家传到张灵甫这辈，人丁兴旺。老大张鸿儒生有3子，老二张鸿恩生有4子，兄弟7人若按年龄大小排序，分别是老大张德甫、老二张哲甫、老三张致甫、老四张秀甫、老五张灵甫、老六张翰麟、老七张阁麟。7兄弟中老大和老三在省、县衙门任职，其他兄弟多在乡下务农，后来老四张秀甫去西安经商，老五张灵甫弃教从戎。
聊有片时，不远处有一村民走来，张居俭望了望来人，趁机说道：“他叫王永祥，转业军人，八十年代初在北京当工程兵，后逢百万大裁军，奉命复员，回来后担任过村支部委员。他家跟张家一直是邻居，刚才我们去张建平家，他可能从街口看见了。”
见过王永祥，当下有礼，彼此客气，问起张家旧事。王永祥胸有成竹，娓娓道来。这不禁让我们暗暗惊喜，庆幸他的出现乃是今天一个意外的收获。张居俭见此情形，借机说他去叫张培彦，请我们先去王永祥家小坐。
绕过几幢房屋和一片田园，我们走进王永祥家，倚窗远望，对面正是张建平家的后院。“如今张家的房子和后院都空着呢，”张居俭抽了一口烟，手指后院说道，“他家空着，我家刚刚翻盖新房，也无心打理后院，所以这里一片荒芜，杂草丛生。”
稍坐片刻，主客起身向这片荒芜地走去。风越刮越猛，左前方30余米，尘土飞扬，直上云端，脚下的枯烂叶子，随风飞舞起来。
驻足后院，王永祥朝地面吐了两口唾沫，说道：“建平家的这栋房子建于1987年，砖石结构，外贴一层白瓷砖。张居礼大学毕业后留在西安工作，之前建平跟母亲一直住在乡下，农民们吃过的苦，他娘俩都吃过。当年为了筹备儿子结婚，张居礼只能拿出几袋子面粉和一点点钱。”
说话间王永祥扒开乱蓬蓬的杂草，带领我们小心前行，走出不到30米，出现了一溜残缺破损的隔墙，残墙长约2米，由青、黑、花、白多色鹅卵石砌成。王永祥说，早先以鹅卵墙为界，这边是王家，那边是张家，在同一块土地上，张王两姓和睦相处，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直至今天张王两家仍和睦如初。
再往前走，忽听王永祥喊道：“小心！前方有张家老宅的两块柱顶石，撂在这儿60多年了，千万别绊上。”
我们缓缓前行，哈下腰来寻看那两块柱顶石，石质为花岗岩，棕黄色，一方一圆，同为45公分高。因搁置年头太久，上下沾满了青苔和湿泥，显得坚硬而凄凉。回头望望那2米长的鹅卵石隔墙，虽经几十年的风雨冲刷，大致形迹仍依稀可辨，想想“半个世纪以来张王两家仍和睦如初”的话，再将视线移向这两块凄凉而坚硬的柱顶石，不禁让人感叹造物主留给人类的厚泽与沧桑，两者均苍穹所赐，非人的主观愿望所能企及。
正在兴头上，就见张居俭兴冲冲地赶了回来，“我带来两个人——老七张阁麟的儿子张培彦，退休教师王树勋。王老师75岁，文化高，见识广，他知道的事儿比我们多。”
当下离开王家后院，跟随张培彦去看张家的马厩遗址。少顷，见到一面十几米高的土坯墙，墙体龇牙咧嘴，满目疮痍，颇像新疆某地的一古墓遗址。顺着墙体往南走，又呈现两间破旧不堪的土坯房。张培彦指着土坯房说：“这里是张家自办小学堂的遗址，现倚立歪斜，豁牙露齿……”王树勋接道：“当年张家长辈经常光顾这里，小学堂除了招收张姓子孙外，也招收其他姓氏的子弟，我就是其中之一。”张培彦补充道：“小时候，我、我伟彦哥、俊彦哥（张居礼的乳名）、张居敬（张秀甫的二儿子）、张居谦（张秀甫的小儿子）都在这里念过私塾。12家的男孩、女孩一起听课，接受儿童智力开发。教书先生姓王，来自西安，穿长袍，戴黑帽，抽旱烟，平时由12位家长轮流派饭。王先生领我们念课文，什么永州之野产异蛇(怪蛇)，黑(颜色)质而白章(身上有白斑纹)……触根木皆死……”
至晌午，止步稍候，张居俭、王永祥、张培彦、王树勋分别回家打了个招呼，很快又都返了回来，大家兴致勃勃走进一家餐馆，绕圆桌而坐，沏茶倒水，情意浓浓，边吃边聊，好像彼此早就认识一样。
王树勋老师见多识广，满肚子学问，他说清光绪年间，西安分为东城咸宁和西城长安，两县地势平坦，八水环绕，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大平原，素有千里沃野、西北粮仓和八百里秦川之美誉，这就决定了大平原的广袤与富饶。不仅如此，秦川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东为黄河，与河南、山西接壤；南为巍巍秦岭，高山巍峨，重峦叠障，似万头猛兽跃跃欲试，兼有函谷、萧关、大散、武关、潼关、金锁等险关多处，易守难攻，军事战略地位十分突出。三千多年前，自周文王迁都沣京，西安便成了周、秦、汉、唐等12个王朝的京畿圣地，“关中自古帝王都”，“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关中自古埋皇上”的说辞便由此而来，至今秦砖汉瓦之类的古文物在秦川大地比比皆是。
说完了大平原，话题转到了东大村。说起东大村，众人拾柴火焰高，你一句，我一句，工夫不大，便将东大村悠久的历史描述得惟妙惟肖：
明清年间，东大村四周建有一遭土城墙，墙高5米，宽2米，南北长500米，东西长400米，凌空俯瞰，东西南北4条街主街均铺有青砖，相应建有4个可进可出的门楼子。与4个门楼相对应，河上建有4座石桥，石桥与城外的街道相连通，村里遇有重要活动，南门楼子（又称南口）最为热闹。此外，在南门的东西两向还设有东小南门和西小南门，均直通城外。
围绕着土城墙，早年尚建有一条6米宽的护城河，河水从村西南流入，再沿东北方向流向高冠河。每到春夏，两岸杨柳繁荫，野芳丛生，河水清澈，景色宜人。河里有鱼、鳖、菱角、茭白，可为村民提供膳食。河水绕城墙，城墙包村落，层次分明，景观宏大，令人叹为观止。
为防水患，在护城河边还建有大堤，宽高均为2米，可供两人并肩行走。为防兵匪之患，在城墙的四角，还建有4座小炮楼。
午饭后，众人跟随王树勋来到何生勇（93岁，黄埔军校第17期）老人的家里。据何老说，东大村早年有很多古槐和古柏，基本上与西安城内的“唐槐”同龄，有的甚至比“唐槐”年龄还大。在东门、西门、南门三地，有多棵古柏和古槐，直径均在1米以上。1958年“大跃进”时，最繁荣的南门尚存两棵古柏，东门外的河堤上亦有几棵古柏，可惜“文革”期间均遭人砍伐，幸存时间最长的当属崇寿寺内的两棵古柏，后来寺庙被拆，两棵古柏也踪迹全无。
何老证实说，从这些古树的分布状况推测，东大村在唐代就有了相当的规模，而且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村。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诸位老人记忆清晰的讲述，不能不令人心驰神往。东大村的农民勤劳朴实，豪迈聪慧，为确保家乡的长治久安和生活富足，其祖祖辈辈冬耕夏耘，早起夜息，年复一年齐心合力地建设着自己的家园。城池、城防、街巷、设施、房屋、水井、植被，布局之井然，陈设之精益，防患之周密，着实令人叹服，华夏民族之所以能生生不息，由此可见一斑。
二、“园子爷”张鸿恩
“作为大村落，东大村早期住有多个姓氏的家族，王、张、刘、何、邢、靖、阎、赵、高、吕等等，其中王氏家族为大户人家，张姓居其后。”何生勇老人继续着他的介绍，“陕西与山西交界，早在1368年明初洪武年间，山西洪洞县的王姓人家，曾大拨大拨地迁徙到东大村。关于张姓，相传早年南京有一姓张的官人，被派长安主事。官人来后，见东大村土地肥沃，人丁兴旺，田间稻谷丰满，乃长安鱼米之乡，又见城防布局严实周密，护城河长堤风景秀丽，遂决定将张家子嗣迁徙至此。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张家在这里繁衍生息，遂成大户，到了1949年，仍有南京和安徽凤阳人士来东大村走亲戚。”
听何老这么一说，众人你一言我一语，越聊兴致越浓。王树勋与何老关系厚密，他移动了一下身子，打着手势接道：“若遇上风调雨顺，东大人吃得饱，穿得暖，自然要有精神上的追求，有一首‘劝世男子之歌’，一直流传至今：‘尔当男子汉，听我劝一番；人生尘世上，总要务正端；少时勤读书，老来无怨言；若是不读书，便要务庄田；千万莫赌博，不可吃洋烟；就是做生意，也须恭与谦。’”
言犹未了，调研组一成员叹道：“此歌词朗朗上口，简明扼要，劝告人们如何做人，如何走正道，东大村读书人众多，人才济济啊！”
王树勋听了，越发喜道：“‘少时勤读书，老来无怨言’，张家自办小学堂就是一例。生活好了，乡农们自然盼望家族中能出现争气的‘学而优则仕’的子孙。蛰居东大的农户，自来就有‘农家敬儒’、‘农者好儒’、‘虽为农家，咸尊仕风’的民俗。只要家里有读书人，便在自家门楼上搁置一块牌匾，上写‘耕读传家’4个大字。在东大村，家里既有读书人又有种田人的‘耕读传家’委实不少，早年村北头的张家就是一户。”
张家兄弟，老大叫张鸿儒，老二叫张鸿恩，因家资有限，张鸿濡自小饱读诗书，尊儒敬儒是个秀才；张鸿恩生于1873年，身高1.90米，人称张大汉。张大汉自小勤于农耕，潜心务农，是种庄稼的行家里手。
传到张鸿儒、张鸿恩这辈，张家人丁兴旺，儿孙满堂。又过了些年，孩子们渐渐长大成人，兄弟俩决定和睦分家，自立门户。按长安当地风俗，长子张鸿儒不离老屋，次子张鸿恩分得一大块园子，被乡农们称为园子爷。
分得了土地，园子爷非常高兴，年年用心侍弄庄稼，又养骡子又养马，家业一年年积累，渐渐拥有了30亩良田。东大村土质肥沃，部分水田一年可收成两次，比起邻县贫瘠的旱地，水田就显得特别值钱。30亩田产和几头牲畜，足以让张鸿恩一家吃得饱，穿得暖。
与一般老实巴交的陕北农民相比，园子爷生性精明，有生产头脑，遇事爱讨个究竟，讲究亲力亲为。同样数量、质量的种子历经他手，到了秋天，他打下的粮食总是比别人多，因此在东大村享有“耕种状元”之誉。农民的营生就是种庄稼，谁庄稼种得好，谁就算有真本事，乡农们少不了要向“状元”讨教种田技能。园子爷为人诚厚，有求必应，在东大村有着很好的口碑和人缘。
温饱之余，园子爷开始琢磨着做些买卖。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园子爷和长子张秀甫合手在西安开办米铺，一开始经营自家打下的粮食，慢慢地又向其他农户收购，日子越过越殷实。临近解放，除了城里的几家米铺外，爷俩在村里又接连买下多亩良田，后期多达近百亩，其中村南的水田13亩4分，村西4亩2分，长板2亩7分，半截渠20亩，村北和村东的旱地近50亩。园子爷将这些旱地租给3位佃农耕种，这3位佃农有本村的张顺德和刘应勤，另一位是来自户县的李彦龙。
1950年土改，园子爷被定为地主阶级。
三、滕文公与城寨阅兵台
距长安约60华里，有一村子叫南城寨，南城寨有一滕姓子孙，名叫滕永平。永平生于1949年冬，他爹叫滕金堂，娘叫王生文，在他出生前夕，爷爷滕益因患心脏病和腿疾离开了人世。
永平八九岁那年，赶上一次清明上坟。上午他跟着爹娘上新坟，新坟位于南城寨北边的赵家湾，因坟地四周植有多棵柏树，又称柏树坟，滕金堂的爷爷和奶奶就葬在了柏树坟的东边。
下午上老坟，老坟位于石佛寺南边，坟丘数十座，却只有一座石碑，显得有些荒凉。那天上坟的人很多，人们互不认识，有的还来自外地，永平不顾大人的管束，跟着一位穿红袄的大姐姐东南西北来回地跑。那天刮的是西北风，风很大，把永平撑的花杆纸给吹跑了。大姐姐顺着风向帮他追，直到追上花杆纸，亲自递到小弟弟手中。分手时听说大姐姐远道而来，永平心里恋恋不舍，挥手时差点没哭出声来。
在返家的路上，永平由娘领着，跟在父亲滕金堂的身后，在经过离南城寨不远的华城寨旧址时，孤老头子滕庆爷大步流星跟了上来。滕庆爷家住南城寨北十字街碾房一侧，他指着西南角大土丘对滕金堂说，从前那是咱老爷们点将派兵之地，大土丘南是咱南城寨，北是华城寨……娘俩跟在后头，虽搭不上腔，但永平就此知道这个大土丘跟滕氏家族似有着什么重要的关联。很快路边又出现一口枯井，井旁有大半块磨盘和多块半截子石条，滕庆爷说那也是华城寨残留的遗迹。晚清年间，太平天国与当地回族势力结盟，专门剿杀清朝官吏，杀了陕西团练首领张蒂和长安知县缪树本。战乱年间，长安土地大面积荒芜，百姓逃亡不计其数，朝廷派山东滕文公的后裔千里迢迢赴陕平乱，清剿太平天国军。战乱平定后，平叛部队就近驻守陕西、河南、山西、兰州一带，迁往兰州的后裔去后首先盖了滕家庙，是以不忘自己的老祖宗乃为山东鲁南的滕文公。
留陕的滕姓官兵，则一分为二，一拨去了蓝田，取名滕家寨；另一拨去了户县的草堂镇，分华城寨和南城寨两地居住。这两拨由滕姓长官率领的部队，内有一部分人姓滕，一部分人姓周，当时流传说：“滕周两户兄弟亲，一个儿子两户人”，足见滕周两姓关系的亲密。
回家后，永平好奇地问起父亲“大土丘”和“枯井”的事儿，再大一些，便肩挎背包，内装油字笔和小本子，去走访滕庆爷。原来战国中期，滕国（位于山东鲁南的滕县）有个国君叫滕文公，相传滕文公与孟子有交情，早年滕文公曾以太子的身份出使楚国，途经宋国时两次拜会了孟子。在“滕文公篇”一文中，孟子曾记载说，滕文公早年是一位领兵征战四方的著名将领，后期做了国君，在滕国掌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推行仁政，实施礼制，兴办学校，改革赋税，致使国强民富，名声大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