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第一个收获季节
毕尔·霍恩是跟海明威一起在红十字会服役并在意大利作战的一个老朋友，他们的父辈也有很深的交情，毕尔同布伦贝克一样，出身于名门望族。他家在东海岸的纽约，北部的湖边和中部的芝加哥城都有地产房屋。他弟弟肯里·史密斯在芝加哥大道100号有一套豪华的寓所，客厅里铺着大理石，螺旋式楼梯通往楼上八九间大大小小的房间。
肯里夫妇热情好客而喜欢艺术，他们的寓所成了青年艺术追求者的沙龙。
海明威带上他那台老掉了牙的打字机，跟毕尔、毕尔的妹妹凯蒂一道从瓦伦湖畔来到芝加哥，几经迁徙，住进了东芝加哥大道100号。
这里住了一群各有奇特经历，又都自命不凡的年轻人。客厅里有钢琴，房角上有写生画架。几乎每个人都有打字机，几乎每个人都有七八个绰号。海明威到这里不几天，就有了厄尼尔、奥恩波斯、奈斯特、享米、史坦因、维梅奇和海明斯坦等不同的名字。海明威喜欢最后一个。
他们造出一些只有圈内人才懂的行话，把笑叫做打哈哈，把死叫做押，把钱叫做种子，把抽烟叫做吹筒子。他们互相激励，又彼此挖苦。时而敲打字机，时而又跑到阳台上去赛拳。
厕所的墙壁上糊满了退稿纸。但只要有人卖出了稿子，大家都有啤酒喝。
海明威在这里变得成熟老练多了。他待人和气，但不讨好；精明能干，但不自作聪明；举杯饮酒，但不喝醉；结交女友，但不动深情。饭菜概不讲究，一块粗面包和一杯廉价酒就是他喜爱的一餐。他进门与“艺术家们”谈得来，出外去又常与“艺术家们”不屑交往的下等人混在一起。
他一边写东西，一边找工作。他经常到最廉价的街头小吃店花六角钱对付一顿中餐或晚餐。《多伦多明星周刊》继续发表了他的几篇短文。最缺钱用的时候，他接受了《芝加哥论坛报》犯罪案件记者这样一个临时性的工作，写的又是破旧公寓里跳楼自杀的女人，僻静街道上无人处理的车祸，还有漂在密执安湖上的身份不明的男尸。
他对这些事情已有点讨厌，但不得不勉为其难去写。因为他自己真正喜爱的小说作品，总是附了退稿信被寄了回来。
一天早上，海明威吃早点的时候，顺手拿起《芝加哥论坛报》浏览征聘广告，一家名为“美国合作社”的广告公司办的《共同利益合作报》招聘写文章的人。海明威打了一份应聘申请。他很顺利地被录用了。此后差不多半年时间里，这份《合作报》几乎没有人与他“合作”，广告以外的文章全由他一人写，每周薪水40元，每周要写50—60页，但这种东西花不了他多少力气，他仍然有的是时间去写他的小说和诗歌。
他不喜欢参加寓所里其他文学志士的座谈。一个人不能通过讨论去练习写作，正像不开枪打靶学不会射击一样。句子之间的关联，词语引起的感觉，都要在写的过程中才能捉摸。别人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他总是在打字机上打他的作品。
他只相信行动。
他的打字机哒哒哒地响个不停，字纸篓里堆满了揉皱的稿纸。一篇篇的小说寄出去，退稿信却像秋天的黄叶一片一片地飘落过来。
东芝加哥大道100号的客厅是讨论室、约会处，也是文人雅士们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场所，退稿信与好消息都在这里当众宣读。
有一天，海明威撕开一封来信，几个脑袋凑过来。
他的一篇关于拳击的小说第一次被新奥尔良一家名字怪怪的小杂志《两面派》采用了。
大家马上祝贺。马上有人请教：“海明斯坦，你写小说是怎样构思的？”
海明威控制住内心的激动，一本正经地说：“我不是在写字台前想。我常到体育馆里看拳击，我自己也参加。我到体育馆里去和拳击手一起研究，我在那儿竭力和他们打成一片。你该去看看我在那儿的模样。我甚至和那儿的气味也打成一片。我从体育馆回来便写下我在那儿的全部感受。我必须看到，感到，闻到才行。”说完便一步两级奔上楼，回到自己房里去享受成功的喜悦。
这几句话可以说是海明威创作方式的最早宣言。他没有进过大学，他不喜欢去啃大部头理论，也不相信这个主义那个方法。他的理论、他的写作风格，乃至他的全部人生哲学都是来自行动、来自实践。
他讲过他小时候如何悟得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原理。一次在野外钓鱼，他朝一棵树干小便，系裤子的时候，忽然发现一条蛇正在捕捉一条比它粗一倍的蜥蜴。蛇伸长脖颈，张开血盆大口，咬住蜥蜴使劲往下吞。那蜥蜴还剩后半个身子露在外面，它奋力挣扎，显得勇敢、顽强，又有几分可笑。每当那蛇停下来歇气的时候，蜥蜴便能挣扎得露出后腿来。经过15分钟的战斗，那条蛇闭住嘴巴满足地盘卧起来，那蜥蜴则在蛇的肚皮里动弹了好一阵。小海明威绕有兴趣地观察了全过程，似乎获得了某种启发。他心里当时想要说的，正是后来生物课上老师讲达尔文的时候提到的原理。
他不啃理论，不谈主义，不学方法。他的朋友都说他有过人的直觉。他只认干和干好。干，而且干好了，就会得到承认。
当然，他也讲“运气”。他钓鱼、打猎、写小说都常讲：运气好，就如何如何。
东芝加哥大道100号大概就是给他带来好运的地方。他在这里收获了小说创作的第一次成功，还采摘了爱情的第一颗果实。
房主人肯里·史密斯的妹妹凯蒂·史密斯有一个女友，名叫哈德莉·理查逊，毕业于圣路易女子玛丽学院，钢琴弹得很出色。哈德莉的父亲早逝，她长期与母亲同住。她母亲最近去世了，她精神受到很大刺激。因此凯蒂就邀她来芝加哥小住散心。芝加哥是美国有名的音乐之城，哈德莉也希望能在这里做点事业。
哈德莉已经28岁了，但外表还像个刚刚走出校园的女孩，一头光滑的长发，姿容美丽而气质娴雅。她秀外慧中，有才华，很自信。后来很多人都说她与海明威的母亲有相似之处。
哈德莉与青年艺术家们一起住了三个星期。他们那新鲜有趣朝气蓬勃的生活很快改变了她郁闷的心境。追求过哈德莉的人很多，她从没动过心，可她对海明威差不多是一见钟情。海明威出身于很好的家庭，这么年轻，已经有了丰富的阅历，他工作很刻苦，有三个男子汉的精力，他的言谈举止粗犷而富有魅力，人人见他都喜欢，而且他无论在高级餐馆或者下等酒吧间都同样自得其乐。哈德莉只是顾虑自己比海明威差不多大了8岁。
海明威对哈德莉也同样钟情。他结交一般女友是凭兴致，随心所欲，随遇而安，不怎么挑剔。但真要作妻子来考虑的话，他遵循的还是橡园镇文明的标准，要有风度、有教养，这不光是一张漂亮的脸蛋就代替得了的。哈德莉正是他心目中的佳偶。至于年龄问题，他根本不在乎。他疯狂地迷恋过的阿格纽丝也比他大8岁。
但是海明威的态度比哈德莉审慎得多。他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他正在为工作，为前程，为实现文学梦而奋斗，他的几个朋友也劝他千万别在这时候结婚。而更重要的，也许是他的满腔热情已经为阿格纽丝喷发过一次。火山的强烈喷发总是只有一次的。
3个星期以后，哈德莉回到圣路易斯。他们每周互通一信。
哈德莉称他为“我最亲爱的奈斯特”，邀他到她家去做客。他回信说他收入太低，没有钱坐车，仿佛觉得自己不是个人，而是毫无价值的破烂。而且信的“字迹潦草，看不清，有许多折叠的皱纹，似乎曾在口袋里乱塞过”。
哈德莉在信中说：“我和你情投意合，心心相印，我非常地爱你，我越来越喜欢你，但愿有更好的方式来表达我对你的爱慕之情。”并造了一个新的形容词“欧内斯特的”，放在自己的名字前。他的回信中却忧郁而莫名其妙地说：“希望我们能继续保持相爱。”并把以前同阿格纽丝的事告诉了她。
哈德莉说：“真是上帝保佑，我们三生有幸，生活在同一年代，而且得以相遇。”他却以自怜的口吻说，他生不逢时，命运的捉弄使他没能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
“你不需要上大学学习！”哈德莉用十分钦佩的口气回答。
海明威终于无法审慎。他穿上崭新的西装，臂上挽着那件意大利军用斗篷，还带上一本他发表的文章的剪贴簿，兴致勃勃地前往圣路易斯去看哈德莉。哈德莉的几个女友对海明威赞赏不已。
不久，哈德莉又到芝加哥来看海明威。他们邀请肯里沙龙的朋友们到餐馆去喝红葡萄酒。海明威喜气洋洋地说，哈德莉和他们在一起，就像一朵绣在保加利亚黑缎子上的红玫瑰。
海明威22岁生日那天，哈德莉送他一台崭新锃亮的柯罗纳牌打字机。他当即用它打出几行诗：
建立起理想来，
你内心就会充满着甜蜜和欢笑。
忘却了忧伤，
你说……
没有任何修饰，纯粹是真情的自然流溢。
格莱丝来芝加哥见了一次哈德莉，觉得儿子终于做了一件使她宽心满意的事情。她催促他们早日结婚，她好把那份牵肠挂肚的操心和烦恼早日转给哈德莉。儿子有了“家”，就多了一份约束。她认为，男孩也好，女孩也好，都只有在家庭生活中才能培养起真正的责任感。
1921年9月，距初次相识10个月的时候，海明威与哈德莉在霍托湾的一座乡村教堂里举行了婚礼。随后就在温德米尔别墅度蜜月。沙滩、树林、蓝天、白浪、明月、星空，全成了只为他们两人所有的世界。哈德莉快乐、深情而豪迈地说：
“世界就是一座监狱，而我们，正在把这座监狱打得粉碎！”
海明威的生活揭开了新的一页，但前面的路并不是铺满鲜花。
2 从芝加哥到巴黎
生活好像由一个魔术师的巨手在搓捏着。喜庆的气氛还没有散尽，这一对年轻的新婚夫妇就遇到了一连串的不快。
他们闹了一场小矛盾。海明威一天忽发奇想，带着哈德莉去看望他以前在霍托湾一带结识的姑娘们，说她们差不多个个都希望同他结婚。哈德莉对此十分恼怒，气冲冲地甩开了海明威。海明威追到后面笨口拙舌地解释说，他是想证明他只爱她，证明她比她们强，证明他自己也不赖。他原以为她会高兴，会赞扬他呢。
度完蜜月回芝加哥后，肯里沙龙的主人又表示：东芝加哥大道100号不再欢迎海明威。矛盾起因于肯里的学音乐的妻子朵拉丝一次跟海明威讲了几件带隐私性质的事情，海明威后来又讲给一个朋友听，这个朋友后来又告诉了肯里。肯里非常气愤，把海明威的以卧具为主的全部物品开了一张清单，要他赶快取走。
更严重的是海明威失去了《共同利益合作报》那份周薪40元的工作。这份报纸归属的母公司“美国合作会社”在黑吃黑的交易中受了骗，资不抵债，即将破产，法院正在追究，“共同利益”解体，报纸当然办不下去了。海明威早就发现这个公司漏洞百出，黑幕重重，只把它当作临时寄身之所，但没想到结束得这么快，而且偏偏是在这样的时候。
橡园镇那个家近在咫尺，家里有许多房子，家里也没说过制裁之类的话，他们结婚时，父母都很高兴，请了 150个客人。但海明威不愿带着哈德莉回去。他们从东芝加哥大道100号那套豪华的寓所搬迁至北克拉克大街1300号的顶楼。
幸而哈德莉有一小笔信用基金，每年大约有两三千元的利息收入。他们就靠这点“私房钱”过日子。他们还想出外旅行，日常生活就必须节衣缩食。海明威写了一篇讽刺结婚礼品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到这一对新婚夫妇的生活境况。《多伦多明星周刊》发表时配了一幅漫画，漫画上又附了几句打油诗：
三个旅行用的钟，
嘀嗒！嘀嗒！
放在壁炉架上，
适号。
那年轻人正在挨饿！
挨饿倒不至于，但拮据、狼狈也是可想而知的。海明威甚至想过到拳击训练场去当陪练，挣一份“愿打愿挨”的报酬。哈德莉执意不允，还没有落魄到这等地步。
这时候，舍任·安德森从巴黎回来了。他与肯里文艺沙龙里的人熟悉，为人有古道热肠，乐于替朋友排忧解难。他比海明威大十多岁，已经在文坛颇有名气了。这次可以说是载誉还乡。
安德森认为，对于想在文学、艺术方面闯出一条路的青年人来说，巴黎是最合适不过的地方。
“而且”，他对海明威夫妇说，“欧洲正闹通货膨胀。在巴黎，外国货币的兑换率很高。只要口袋里有几块美元，你们两口子就能过上王族一样的生活。用不着花几个钱，一个作家所需要的条件和舒适就都有了。”
生活与日益加强的责任感已使海明威抛弃了幻想和狂热，他冷静多了。他现在明白，任何一颗大橡树都必须有地方扎根，不能光挣破花盆就完事，否则就会像蛋壳那样立不稳。巴黎的两大优越正合他的意愿，更何况，他早就想重游欧洲呢。
到巴黎去！
事情一决定，他和哈德莉就马上行动。他们先到加拿大多伦多去了一趟。与《多伦多明星报》社谈妥：报社委派海明威为驻欧记者，支付海明威夫妇的赴欧旅费，以后如有文稿刊出，另付稿酬。双方都很满意。
安德森主动帮他们写了好几封介绍信，介绍他们去找格特鲁德·斯泰因、艾兹拉·庞德和其他一些旅居巴黎的美籍作家、艺术家。信中称：“海明威先生是个天生有为的作家，写什么都很成功”，“他的超人天才不会把他局限于报界”，他和他的夫人都是：“人们乐于结识的人”。只字未提“海明威先生”实际上还是一个22岁的无名小辈。
1922年圣诞节前夕，寒风刺骨，大雪纷飞，海明威带着他新婚3个月的妻子在纽约登上了赴法的轮船，他们没有丝毫伤感，仿佛是走向太阳升起的地方。
一上轮船，海明威就无法抑制心头的兴奋。他又变得像个大孩子，又唱又跳，手舞足蹈，不停地跟哈德莉讲他两年半前从纽约启程参加欧战的情景。甚至晕船也不能使他平静下来。
他在船上组织了拳击比赛。下等舱里有一个法国姑娘很可怜，她的丈夫是个美国兵，把她遗弃了，她只好回法国去，她的钱几乎用完了，只剩下贬了值的10个法郎，可还抱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她不知道怎样才能捱过这漫长的航程。
海明威很同情她，便发起组织了三场拳击赛为她募捐。他的对手是一个意大利士兵。他们把船上餐厅的桌子移开作比赛场地，哈德莉当她丈夫的助手。海明威比赢了，最后一拳几乎把那个意大利士兵击昏。他洋洋得意，向挤满餐厅的观众吹嘘说，拳坛名将科迪正在巴黎等他去一决雌雄。
他们在太平洋上航行了十多天。气候一直不好，但他们的心情很好。在欧洲大陆上岸后，他们没有直接乘火车去巴黎，而是向南绕道西班牙。西班牙是斗牛之乡，海明威要去看斗牛。为此在马德里停留三天后，他们才到了巴黎。
巴黎给他们的印象是寒冷、潮湿，但美丽、欢快，到处人来人往。生活上正如安德森所说的，用不了花几个钱，就能得到一般的食宿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