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如果拒绝联邦，美国在“不联合的情况下将会招致外国武力和诡计的种种威胁”。“如果我们四分五裂，而各个组成部分或者保持分裂状态，或者结成两三个联邦——这是可能的，那么，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处于欧洲大陆列强的围困之中”，而且根本无法抵御。并且他还认为，如果各州各自为政就存在着不同的州或小联邦与不同的外国结成互不相容的联盟的可能性，美国就会“逐渐被卷入欧洲的政治和战争的一切纠纷中去……可能会成为各部分国家的阴谋诡计的牺牲品”。联邦应有广泛的权力尤其是应首先建立一支军队，特别是一支强大的海军，这样才可以承担共同防务的任务。另外汉密尔顿认为，建立联邦的必要性还在于“它是防御外来危险的堡垒，是我们的和平的保卫者”。这种联邦的维持本身就具有强大的威慑力，“美国就可以长期享受和一个岛国情况相同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就不需要庞大的军事机构来保障我们的安全了。”
华盛顿的“告别辞”主要是由汉密尔顿撰写的，其中一个重要思想就是美国要远离欧洲大陆的邪恶政治，保持其超然的地位以更有利于自己经济的发展。汉密尔顿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认为，美国不应为法国火中取栗，为了一个已经过时的同盟条约，而去招惹和本国利益攸关的英国。汉密尔顿憎恶法国革命，他认为美国的和平与发展高于一切，欧洲黑暗的战争漩涡又可能吞噬掉美国的远大前途。他希望宣布美法同盟条约（1778年2月）因法国皇室的倒台而失效。在他的协助下，1793年华盛顿颁布了“中立宣言”，“对交战双方采取友好和不偏不倚”的态度。这个宣言遭到了极大的非议，反对派们指出这是一项英国皇家法令和敌视民主法国的行为。汉密尔顿在一系列的文章里为“中立宣言”辩护，他认为总统是有权与外国签订法律的。并且当有人提到中立的“不道德”的时候，他说，“保存自己是一个民族的首要任务”，应以国家的利益来看待道德问题。
汉密尔顿是崇尚实力的国务活动家，他认为国家之间的永恒和平是自相矛盾的，美国对任何国家不管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如何，都必须用强权政治的法则来对待。众所周知，汉密尔顿是亲英派，但他其实不是为了反法而亲英的。汉密尔顿坚持亲英政策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对于英国的贸易的依存度及英国对美国安全的威胁。当时美国的进口货物中，英国商品占90%，并且其中半数以上的货物是由英国的船只运输的，在这个层面上讲，如与英国翻脸，则财政收入锐减，求贷无门，联邦政府会失去财政后盾。另外英国在北美大陆的军事存在也是美国安全考虑的重大问题。为了共和国的长远利益，必须保持英美的至少是暂时的和平。这样1793年2月的欧战中，汉密尔顿主张在弄清法国革命的情况以前，暂不履行盟约义务，以免无谓地卷入这场遥远的战争。在他的影响下，华盛顿宣布了美国中立，后来又有《杰伊条约》的签订。
汉密尔顿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以财务部长的身份参与政府活动，但他的影响远远超过经济范围，甚至包括外交事务、司法事务和社会长期规划事务。汉密尔顿是个务实派，是一位雄心勃勃、目标明确、不避艰辛的实干家，是美国最初的伟大的爱国者之一。他的经济、政治、军事与外交纲领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即建立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他的外交政策是有原则的，着眼于国家的长期利益是汉密尔顿的外交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所以多数人对于汉密尔顿的外交思想是赞同的。但是伴随着《杰伊条约》的签订，从表面上看，该条约使美国承受了巨大的代价，所以当时多数美国人不了解，汉密尔顿也因此遭到了唾骂。但是该条约从当时的客观情况看，是美国从英国那里所能争取的最大的让步，确保了美国的海外贸易和财政收入，更重要的是“在一个危机时刻拯救了美国”。汉密尔顿当时忍辱负重，表现出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和伟大的爱国者的宽广胸怀。
有些学者认为汉密尔顿说过“人民是大野兽”，就断定他是反人民的，是仇恨人民、蔑视人民的保守的贵族代表。这个结论无疑是很武断的。汉密尔顿虽然认为只有富人和出自名门的人才能代表各阶级的利益——这是典型的精英思想，但是当谈到人民的时候，他总是用积极的语言来肯定人民。如汉密尔顿说过，“一切事情必须由人民的智慧和坚定来决定。”谈到怎样控制政府的弊病时，他说：“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最好控制。”“应该直接依靠人民，对人民有亲切的同情。”
詹姆斯·门罗（1758～1853年），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美国第5任总统，美国对拉美政策的主要奠基人，即门罗主义的制订人。1758年4月28日，门罗出生于弗吉尼亚的韦斯特木兰郡的门罗滨。门罗的父亲是一个种植园主。门罗小时候在家乡读书，16岁进入弗吉尼亚威廉斯堡的威廉玛丽学院附中读书。
在美国众多的开国元勋中，门罗是唯一一位在独立战争中受过伤的人。在跟随华盛顿参加的第一次战斗——哈里姆战役中，他受了轻伤，但坚持不下火线。在同年末爆发的特伦顿战役中，他冒着猛烈的炮火率部猛冲，因重伤而被抬下战场，这次负伤使一颗子弹永远留在了他的体内。后来有人认为：正是这颗子弹使门罗最终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1783～1786年，门罗当选为美国邦联国会议员，先后参加第四﹑第五和第六次大陆会议，向大会提出促进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提案，成为当时政坛上一个活跃人物。在1786～1790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的5年间，他在弗吉尼亚州弗雷德里克堡当律师。就在这时他成为杰弗逊的主要副手。法国大革命后，法美关系一度紧张，华盛顿为改善两国关系派门罗为驻法大使。门罗赴法后，受到法国国民公会的热情接待，但却引起国内联邦派的不满。1797年，他被调回国内。门罗与联邦派就美国对外政策进行辩论，取得胜利，从此声名大震。1799年，他当选为弗吉尼亚州州长。在1800年的总统竞选中，门罗为杰弗逊的当选立下了汗马功劳。杰弗逊当选为美国总统后，门罗被任命为特使，前往法国协助驻法公使办理向法国购买路易斯安那。随后，门罗又被任命为驻英公使。
1810年，他再次当选为弗吉尼亚长官。不久，他又被麦迪逊总统任命为国务卿。1812年英美爆发了战争，史称第二次独立战争。1814年，门罗被任命为陆军部长，负责对英作战。在门罗的努力下，美国有效地抵御了英军的侵犯。门罗的政治声望大为提高，1816年，他当选为美国总统。1821年，他再次当选为总统。卸任后，门罗回到家乡。1826年，他与杰弗逊和麦迪逊被选为弗吉尼亚大学的校董。1831年7月4日，他病死于纽约。
詹姆斯·门罗当政时的美国和平稳定、繁荣昌盛、版图扩大，因而赢得了“和谐时代”的美名。同时，詹姆斯·门罗也是一位卓越的外交家，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外交事业主要体现于他的《就职演说辞》和《门罗宣言》中。作为杰弗逊的门徒，他承继和发展前任者们主要是杰弗逊的外交思想，形成了美国外交史上着名的“门罗主义”。詹姆斯·门罗的外交思想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孤立主义的外交思想。美国自独立战争以来实行的是孤立主义外交。它的核心思想是不卷入欧洲的政治纷争。詹姆斯·门罗继承了这一外交准则，“我国与他国之间保持中立，是政府采取的最严谨公正明智的选择。我们未向一方提供援助，更不会让一方享有特权而对另一方有不平等的待遇。并且我们也尽政府的权利，执行各项法律，禁止以非法武装对付另一敌对国家。”“由于双方都有这一平等权利，我们一律接纳双方的船只使用我们的港口。他们享有同等权利购入或输入武器、军火和其他补给品，并都有权出口战争爆发前制定的法律所允许的所有物品；我国公民也与双方进行平等的贸易，彼此的贸易同样受到我们政府的保护。”
由此可见，孤立主义不是画地为牢，自缚其身，它不反对实行经济扩张，进行商业贸易，建立资本主义商业帝国。在政治和外交上也不是与世隔绝，而是力求与欧洲保持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既不陷于纠缠，又不超尘绝世。孤立主义不卷入一切欧洲事务，不同任何国家结盟，这是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作出的明智选择，是从美国的国家利益考虑而制订的外交策略。
因此，孤立主义是与美国的国家实力和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具有很大的伸缩性。美国以后之所以从一个大西洋的滨海共和国发展成为一个横贯大陆的“西洋国家”，之所以通过对墨西哥的战争获取得克萨斯等土地，都正是根据美国“安全的需要”所作出的“相应的改变”。
2.关于“美洲大陆”的外交思想。发表于1823年的《门罗宣言》在表明“对于现存的任何欧洲国家的殖民地或属地我们未曾干涉过而且将来也不干涉”的同时，也庄严宣告，“在已经获得并维持自由独立情况下的美洲大陆各国，今后不得被任何欧洲列强当做将来的殖民对象”；“任何欧洲列强凡以压迫它们或以任何方式控制它们的命运而进行的干涉，我国只能认为是对合众国不友好的态度的表现”。这里可以看出门罗主义一方面保持了孤立主义的“基本内核”，即维持“孤立”，不卷入欧洲事务，另一方面也确立了“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美洲大陆的外交思想。《门罗宣言》继承了不卷入欧洲事务的孤立主义，并进一步要求把欧洲势力排斥出美洲大陆。
门罗奉行的孤立主义外交思想既使美国避免了卷入欧洲各国的军事政治纠纷，同时又使美国不失时机地发展了本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尤其是《门罗宣言》中体现的“两个世界”思想，更是把孤立主义向前推进了一步：在地域方面，它把整个美洲大陆作为独立于欧洲之外的对象而不只限于美国；在思想制度方面，把“将君主制度扩大到美洲看做是对美国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也就是说，既不允许欧洲列强在美洲扩大领地，也不允许欧洲列强在美洲扩大制度。再者，从态势上来说，孤立主义是美国避免被动地卷入欧洲的战争与政治，而门罗主义则是美国主动地反对欧洲列强对美洲的干涉与渗透。当然，《门罗宣言》在反对欧洲干涉美洲事务时，并没有否定更没有限制美国自身对美洲大陆领土的要求和对美洲大陆事务的干预。
《门罗宣言》中体现的领土扩张思想使愈来愈多的人相信北美大陆注定是美国的领土，美利坚应在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大陆领地上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这一思想迅速发展成“天定命运”的扩张主义口号，更加速了美国对美洲大陆的领土的扩张。《门罗宣言》的宣布表现了上升时期美国资产阶级的大无畏精神。当时，以俄国为首的神圣同盟可以说是个庞然大物、不可一世的刽子手，它到处镇压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成为反革命的堡垒。英国是一个经济强国，具有强大的海军力量，它在全世界到处伸手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也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但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敢于置这些威胁于不顾，敢于去碰神圣同盟这个庞然大物，敢于摸老虎的屁股，这充分表现出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进取性。当然，门罗主义的实质在于以“维护美洲的共和制度”为借口，实现美国自身扩张领土的目的，美国对墨西哥领土的吞并，即充分暴露了它的本质。正是门罗主义的这种扩张本质，把美洲引向了初级霸权主义——“西半球主义”。
（第二节） 海上霸权
早在19世纪末，美国的扩张主义呼声就越来越高了。美国的“现代海军之父”马汉，就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理论基础，认为生命竞争不仅是生物发展的法则，而且也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他在《海上权力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大肆鼓吹建立海上霸权的重要性，提出所谓的“海上实力论”，为美国制订了一幅依靠海上力量夺取制海权，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的蓝图。
马汉的海权论认为，以贸易（指商品输出）立国的国家，必须控制海洋。夺取并保持制海权，特别是与国家利益和海外贸易有关的主要交通线上的制海权，是国家强盛和繁荣的主要因素。要夺取和保持制海权，必须具有占优势的海上实力，即强大的舰队和商船队以及发达的基地网。他从战略角度分析了一国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性格和政府政策（包括发展海上实力的政策）等因素对海权的影响，提出海军战略就是在平时和战时建立并加强海上实力，以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他认为，夺取制海权的方法是舰队决战和海上封锁，而要完全夺得制海权，只有通过舰队决战。他强调集中兵力，把集中兵力视为基本的作战原则和贯彻海军战略的主要手段。他主张美国应建立强大的远洋舰队，首先控制加勒比海地区和中美洲地峡，而后进一步控制其他海洋。还主张美国在太平洋同其他列强实行“合作”，以获取利益，并争夺中国市场。
为了争夺海上霸权，实现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计划，美国积极扩充军备，发展海军。到19世纪90年代初，美国已经由世界第12位海军国家上升到第5海军强国，从此，美国就把其矛头指向了亚洲、太平洋地区和拉丁美洲。
1875年，美国强迫太平洋岛国夏威夷签订商约；1893年在夏威夷策动政变，成立亲美“临时政府”；1898年，正式吞并夏威夷，并把它变为自己的海军基地。
为了争夺西班牙殖民地菲律宾和古巴，1898年美国发动了对西班牙的战争，迫使西班牙承认古巴在美国保护下“独立”，并把菲律宾、波多黎各、关岛割让给美国。
20世纪初，美国又以“大棒政策”和“金元外交”作为外交手段，加紧对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1901年9月～1909年3月）就曾经公开宣称：“应付国际关系的正当办法在于嘴里说话要温和，手里要提根大棒。”“大棒政策”由此得名，并成为美国公开干涉拉丁美洲各国内政的通用名词。“大棒政策”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夺取巴拿马运河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