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撒切尔首相在其前两届任期内牢牢抓住了私有化政策不放，还为此遴选了能贯彻一己意图的内阁成员和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措施，以确保政策的不停顿和不间断。无怪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曾赞赏“铁娘子”说：“她的领导具有强硬、直爽和连贯的特点，并且令人感到鼓舞。”这里姑以出售公有企业为例，从1981年起一直持续不断，至90年代初，英国的国有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已从1979年的10. 5%下降为6. 5%。与此同时，撒切尔政府从1979年已原则上不再发展公营企业。以前的保守党首相还主张公营与私营企业的“合作”，但其继任人撒切尔首相却只字不提，她一心要推行无限度的私有化政策，力争尽可能多地化“公”为“私”，把国营企业化为私有企业。为此，“铁娘子”在推行私有化政策的措施上便环环相扣，步步为营，一阵紧一阵，运用了相应的行政手段。在这里，她不是不要国家干预，而是大大地强化了国家干预的手段。
撒切尔夫人对反对党工党一贯是坚持毫不妥协的立场，对之深怀“恶感”，因为据说它是“集产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央集权下的经济控制”。人们根据她那极右的观点，把她描绘成一个“好走极端”、“毫不妥协”的“坚强”的女政治家。有人甚至说她是“不怕孤立”、“喜欢孤立”的独往独行的“铁娘子”。
正是因为撒切尔夫人的意识形态过于偏右，她那处理政务的方式和作风也就与众不同。恰如在福克兰群岛战争中取代卡林顿出任外交大臣的弗朗西斯·皮姆所说的，他不同意首相那种“非黑即白”、“非直即枉”、不屑于任何“中间道路”的工作方法。又是这位后来被换下马来的外交大臣在其题为《同意的政治》一书中写道：
“她（按：指撒切尔首相）喜欢任何事情都观点鲜明：绝对地赞成一件事，就必定绝对地反对另一件事。我的方式则相反，这并非没有决定意义的；比方说，是的，我们应该采取这个行动，但是，我们应该用某种特殊方式来做这件事，因为必须考虑这一或那一集团的合理意见。这种思想方法，是她所不喜欢的；她宁可一直走到底。
“她坚定地认为自己所开的病历和药方都准确无误，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不能改变她的处方。”
在皮姆的笔下，撒切尔夫人成了个专断的、不能容纳异己意见的人，而且是一个“满腹孤疑”的首相。为了亲自抓好“私有化”这个包罗万象的行政纲领的落实和贯彻，“铁娘子”不仅多次改组内阁，撤换那些与她的政策思想不合拍的阁员，而且拼凑“内阁中的小内阁”，遴选有关专家学者，为首相设计决策方案，然后再拿到政府各部去讨论、贯彻。在六七年的首相岗位上，她已把异己倾向的人一一排除出了内阁。她周围的阁僚都是清一色的乐于因政见和利害关系一致而与首相共进退、担风险的精兵强将。不如是，在风云变幻的英国政坛上，在背负着300多万失业大军的国度里，这位“铁娘子”是不可能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地驾驭相位，把如此包罗万象的行政纲领——私有化政策——实行得这样有条不紊、丝丝入扣的。
把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政策说成是包罗万象的行政纲领，还有一个重要的侧面，那就是她的税收政策了。
原本就是私人企业，外加原公营企业“私有化”后的新兴私有企业，都需要向国家交税。这当然是天经地义、无可置疑的事。这里当然也涉及到重课还是薄赋两种税收政策的适度问题。
撒切尔首相对此的态度异常鲜明：尽可能减轻资本家的负担，使他们的资金留在英国，并听令他们自由地、不加限制地发展。这是“铁娘子”的一贯思想。
财政大臣奈杰尔·劳森在1987年3月曾向下院提出了1987—1988年度的财政预算。这个预算便体现了撒切尔夫人的税收原则，即所谓“双减”政策：减轻赋税和减少公共企业借款。举个例子说，在1987年度财政预算中，所得税的基本税率从29%降至27%，即减少了两个百分点，而且普遍提高所得税的起征点。此外，本年度公共企业的借款也要从预计的70亿英镑减为40亿英镑，调幅几近一半。
由此不难看出，英国的私有化和“双减”政策的制定，都是政府或国家干预下的直接产物。在这里，有必要对撒切尔夫人一再强调的要减少政府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事实上，首相所说的减少“干预”，乃是减少政府或国家对私人资本的干预，即不许对私有化和减税政策横加“干预”，但政府对整体经济政策必须有一个宏观规划，亦即政府不能减少其对整个宏观经济政策上的干预。这种“干预”，首相是会一抓到底，寸步不让的。80年代以来，英国私有化政策一直不间断地推行着，没有政府的“干预”，那是根本不能想象的。
7 一国两制——主权是第一位的
1984年12月19日，新华社发出了一条重要消息，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正式签字仪式今天下午5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
撒切尔夫人刚刚在伦敦接待了当时尚是苏联第二把手的戈尔巴乔夫，便匆匆赶来北京参加中英政府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铁娘子”和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联合声明》上签了字。《联合声明》从此正式生效，成为一项伟大的历史文件。
根据这项《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将在同日把香港归还给中国，香港届时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撒切尔首相在签字仪式上发表了讲话，她在讲话中特别强调，《联合声明》“在英中关系的历程中以及国际外交史上都是一个里程碑”。首相指出：
“中国领导人对谈判采取了高瞻远瞩的态度，对此我谨向他们表示敬意。‘一国两制’的构想，即在一个国家中保留两种不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是没有先例的。它为香港的特殊历史环境提供了富有想象力的答案。这一构想树立了一个榜样，说明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如何才能解决以及应该如何解决。”撒切尔夫人接着又表示：
“在我这方面，我保证，英国政府将尽其所能使这个协议成功。我们将自豪而愉快地按照英国管理的最高原则来管理香港，直到1997年6月30日为止。我们将以符合人民最高利益的方式，卓有远见地和谨慎地管理香港。根据协议的规模，我们准备通过联合联络小组同中国政府磋商，以保证顺利的过渡，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这种磋商将跨越1997年直至2000年。”
撒切尔夫人这一天的工作日程给排得满满的，几乎没有一刻停歇过：她于12月19日上午9时10分驱车赶到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出席赵紫阳总理为她举行的隆重仪式，欢迎这位前来为着手结束大不列颠在香港百余年统治的贵宾；欢迎仪式结束后，首相和总理举行了会谈；她还要会见记者；又先后同中国的3位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和李先念）会晤；下午5时30分又参加了《联合声明》的正式签字仪式和随后的盛大国宴。
在与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会谈时，撒切尔夫人对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深表赞赏，高度评价这一构想为谈判的顺利进行开辟了道路。中方则保证1997年之后，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在撒切尔夫人问到为什么是50年时，邓小平回答说，中国希望在那个时候经济水平能够赶上发达国家。中国要想发展自己，就必须对外开放。香港的稳定和繁荣符合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利益。
1984年12月19日的当晚，撒切尔夫人飞抵香港。20日，她在香港行政立法两局联席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表示她已作出了最高承诺，英国议会将竭尽所能使《联合声明》得以切实履行。她敦促香港人把代议制进一步推进，在《联合声明》的基础上担负起治理香港事务的责任。“铁娘子”最后说道：
“我们仍有12年多的时间去一起为未来的转变做好准备，而我肯定相信你们会面对挑战，屹立不移，香港人的精神和进取心必然会更加旺盛，而香港社会也必然会欣欣向荣。”
12月21日，撒切尔夫人在离港经檀香山赴美前，曾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有一名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记者不识相地向她提问：英国为了福克兰（即马尔维纳斯）岛上的有限人口不惜一战，但英国政府干吗轻易地把有550万人口的香港“交给”中国？撒切尔夫人不由气愤地答道：“我很不理解，你怎么会忘了到1997年就要期满的租约。”并说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她反问道：“请你想想，如果我们不设法去签订一项协议，将会有什么结果？”她指出：“1997年，香港92%的地方，将会在没有任何保证，没有我们现在已从协议中得到的好处的情况下，自动还给中国。对香港来说，现在的形势要比过去好得多。”
在香港问题上，撒切尔夫人确是识时务的俊杰，因为她接受了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现实。
众所周知，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所谓香港问题，纯粹是由英国在19世纪强加给满清政府的三个不平等条约造成的。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年）之后，英国逼迫满清政府在1842年8月签订《南京条约》，将香港割让给英国“据守主掌”。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之后，英国又迫使满清政府在1860年10月签订中英《北京条约》，规定将九龙半岛南部割让给英国。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年）之后，英国又以平衡法国为借口，迫使满清政府于1898年6月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规定将九龙半岛的其余部分和附近岛屿（后称新界）租借给英国，期限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多次声明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19世纪外国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决定把香港问题留待日后通过和平协商解决。
经过战后40多年的发展，香港已突飞猛进，成为远东的金融与贸易中心，是东亚的“四小龙”之一。百余年来，英国作为宗主国，从它的这块殖民地身上攫取了巨大利润，从香港的银行、保险和航运事业中得到了大量无形的贸易收入。直到1974年前后，香港在伦敦的英镑结余还占英国全部黄金外汇储备总额的1/4到2/5。80年代以来，英国在香港投资所获利润每年都在20亿英镑左右。这一切，都是英国领导人舍不得将这块“东方明珠”交还给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却是与中国大陆的支持和合作分不开的：多年来，香港一直依赖邻近的广东省提供淡水、食品等物资；内地不仅是香港的最大进口基地，也是香港的最大出口市场；从1983年起，大陆还成了香港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因此，一旦割断香港与大陆的经济脐带，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必将化为乌有，英国本土的经济也会遭到池鱼之殃。这是撒切尔夫人不得不首先考虑的因素。其次，新界占香港400平方公里总面积中的336平方公里。即或中国政府接受过去的不平等条约，新界总得在1997年归还中国。割让出新界，香港便将肢体残缺不全，在经济上无法维持下去。第三，英方即使有能力掠走香港居民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但却鞭长莫及，无力保卫香港。凡此种种，都使得撒切尔夫人不得不面对现实，头脑放清醒了些。加之中方在与英方近两年（1982—1984年）的双轮会谈中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国代表团一再明确表示：中国不接受有关香港地区三个不平等条约的束缚；1997年必须恢复对整个香港地区行使主权；细节可以谈判，但主权是第一位的，不容讨论；在中方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政策，以确保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从谈判开始之日起到1997年6月末即为过渡时期，英国负责香港的行政管理，中国政府将予以合作，香港当地居民要逐步参加各方面的管理；如果英方不改变态度，中国政府将不迟于1984年10月宣布对香港回归中国的方针政策；如果香港出现严重动乱，中国政府将不得不对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
中国毫不妥协的态度迫使英国回到现实主义的立场上来，撒切尔夫人开始从她那不甘心把已由英国治理近百年，并已成为英国国库收入重要来源的香港交给中国的立场上后退了。1983年3月，撒切尔夫人致函中国领导人，表示愿意将香港主权交还给中国；同年10月，她又在给中国领导人的第二封公函中表示，英国不再坚持1997年以后对香港的行政管理权；一个月之后，她又通过英国驻华大使表示她将放弃谋求1997年之后建立香港自治的努力。1984年4月和7月，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两度来华访问。他在4月访华后的香港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期望1997年之后继续维持英国在香港的管制是不切实际的。”在杰弗里·豪7月访华时，中英双方达成了拟议中的联合声明生效时建立联合联络小组的协议，从而为《联合声明》的实施和1997年政权的顺利交接建立起常设的合作方式。后来，撒切尔夫人在其回忆录中曾无可奈何地写道：“这不能说是一个胜利，但考虑到我们是在同一个毫不妥协而且占压倒优势的超级大国打交道，也不可能是胜利。”
1984年12月19日签署《联合声明》之后，中英双方就解决香港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1985年5月成立了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和中英土地委员会；通过中英双方达成的《协议》，香港作为总协定的单独缔约方，于1986年成为关贸总协定的第91个成员；1988年7月1日，联合联络小组的双方在香港设立了代表处，等等等等。总之，由于《联合声明》的签署及中英关系的迅速而又顺利发展，中英之间的合作出现了新的曙光，撒切尔夫人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知名度也就大大提高。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英关系一度陷于低谷徘徊。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腾飞，中英关系又逐渐好转。1990年11月撒切尔夫人下台后，曾先后两度来华访问：1991年的来华访问，成为两国关系倒退之后恢复高层接触的前奏；1995年3月来华访问时，她对1991年访华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进展表示钦佩，对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再次表示赞赏，并希望看到1997年香港政权的平稳过渡，顺利移交给中国。这是撒切尔夫人的第五次来华访问。每次访问中国，“铁娘子”都受到了高规格的良好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