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担任教育大臣的撒切尔夫人陷于四面楚歌之际，整个希思政府的日子也极不好过：经济持续衰退，钞票发行过多而使得通货膨胀有增无已，政府赤字居高不下，罢工风暴此起彼伏，特别是矿工的罢工使希思政府焦头烂额，腹背受敌。当然，保守党在1970年重新执政之后也取得了一些具体成果：革新英国传统的货币换算法，英镑改用十进位制； 1973年1月1日，英国第三次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终于获得批准，昔日的“大英帝国”终于找到了这个世界上的新坐标，从而大大改进了英国同西欧大陆国家的关系。但就在英国加入欧共体的那一年的冬季，爆发了二战后席卷西方世界的一次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再次使英国经济蒙受重大打击，复苏乏术。这就是1973年10月中东赎罪日战争所造成的能源危机使希思政府陷入空前的危机：失业人数创二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高纪录，英镑继续贬值到了二战后的最低点，工业部门每周的开工天数低于三天。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保守党的希思政府被迫于1974年2月宣布解散国会，提前举行大选，以期通过大选改变议会中的力量对比，为政府工作开拓新的生机。
大选结果，工党只领先保守党4票，得票率非常接近。希思原想与自由党领袖谈判筹组联合政府继续执政，但遭到自由党的拒绝，希思无奈，只好向女王递交辞呈，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又夺回了执政权，重返唐宁街10号。
2月大选的失败并没有使保守党人头脑清醒，他们错误地认为大选的结果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希思仍满怀信心地期待着保守党能卷土重来，东山再起。在这次大选中，撒切尔夫人没费吹灰之力就保住了她在芬奇莱的议会席位。
1974年10月10日，英国举行了当年的第二次大选，结果工党再次以3个席位的微弱多数险胜保守党，哈罗德·威尔逊第三次出任首相，从此开始了工党政府为期五年的统治。
1974年保守党在两次大选中连续败北，说明保守党必须进行全面反思，重新塑造它在选民中的形象。按照惯例，大选失败的领袖应引咎辞职让贤。但希思却没有这样做，对党内倒希思的一股潜流视若无睹。
这次，撒切尔夫人被希思任命为影子内阁的税务发言人。她青年时期当过见习税务律师，对税务工作了如指掌。当时，围绕着缓解通货膨胀问题两党争论的焦点是：工党企图通过提高企业家的税收来增加国家的收入，结合增发通货来缓解失业问题；而撒切尔夫人的税务政策则是减少税收、降低利率、控制通货、刺激投资，以这四项措施来缓解英国的通胀问题。她认为，只有把每年增长20%的通货膨胀率压下来，英国经济才有希望。撒切尔夫人有句名言：“我是一个真正的保守党人，我相信保守党人治理这个国家比任何人都出色。而我看到保守党正急剧地向左转，似乎没有人具有我这样的想法和观点，而这对于我的国家是至关重要的。”
在这里，撒切尔夫人标榜自己是“真正的保守党人”，批评“保守党正急剧地向左转”，不是毫无理由的。因为1970年开始执政的希思政府背弃了在大选中许下的诺言，重新使用国家干涉主义的手段刺激经济增长，又企图诉诸法律手段压制工人罢工。而按照保守党在1970年大选宣言中的各项原则，希思政府将减少对企业的资助，不再支持亏损企业，同时也保证不再用法律控制物价和收入。但上台没多久，希思政府就加强对企业、特别是破产和濒临破产的企业的资助或收归国有；1972年又颁布了《工业法》，授权工业和贸易部有选择地对企业投资。接着又通过了一项法案，以控制物价和收入。但希思的“急剧地向左转”，并没能使英国摆脱经济困境。这说明他这位超级元老党魁为党所指引的道路已行不通了。因而在1974年两次大选（2月—10月）之间，保守党对希思和希思以前几届政府做法的检讨与反思活动实际上业已露出了苗头。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为希思政府中的社会事务大臣基思·约瑟夫，正是这位学者型政治家率先在思想与理论领域向希思的权威挑战。1974年6月，约瑟夫即曾反戈一击，猛烈抨击希思政府的经济政策。他指出：“在共产主义国家之外的发达国家中，我们更像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公共事业、政府控管范围、收入政策等诸多方面，我们实行的都像是社会主义政策。”这话他虽是在攻击工党干涉主义的幌子下说的，但矛头所指，不言自明。
1974年9月，保守党的理论家基思·约瑟夫在普雷顿又发表了一篇著名演说，对凯因斯主义大张挞伐，认为它只不过是战后英国“历届政府用来减少失业的一种办法，也就是通过赤字财政扩大总需求，其结果引起了通货膨胀，而且对失业者也不能真有什么助益”。
基思·约瑟夫在思想和理论上的挑战，全盘否定了战后的英国历届政府所沿袭的传统政策。约瑟夫的这篇演说在客观上点燃了变革保守党的火炬，为新一代的保守党领袖做好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工作。撒切尔主义的产生就是得益于这一沃土。
其实，通过几年来在政府内外的政治实践，撒切尔夫人的以货币主义为基础的控制通货、降低利率、减少税收、压缩公共开支的经济政策正在逐步形成中。她那刺激私人积极性、缩小国家干预范围的指导思想，业已局部或全部地反映到了她经手过的经济、教育、住房、福利等各个领域。例如，撒切尔夫人特别重视住房的私有化问题，她把住房是公有抑或私有视为对社会财产基础的改造问题。她认为房产公有，是从工党的“社会主义理论”派生的，是工党的政治统治基础；而房产私有，则符合保守党一贯倡导的理论核心。她因而主张实行“居者有其屋”的房改政策，认为即使给买房者以贷款补贴，政府最终将节省出一大笔钱，甩掉背负的沉重包袱。
1974年11月5日，议会就工党政府财政大臣丹尼斯·希利于当年3月提出的预算草案展开辩论。在这场辩论中，撒切尔夫人一马当先，她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机会，她的发言对论敌的威胁最大。撒切尔夫人当时既是影子内阁税务发言人，又领导着党内的一个“政治研究中心”，所以她对情况了如指掌。她指责希利对国内经济前景毫无预见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石油一涨价就调高国营价格，公共费用上涨就增课国家和地方的税收。其结果是，生产不景气便引起物价猋涨，增加税收必然会继续影响企业的活力。
撒切尔夫人的这次辩论，得到舆论界的广泛好评。她在其他场合也积极阐明自己的主张，对货币流通、自由企业、税务津贴等问题大发议论。人们对她开始刮目相看，认为她是能言善辩的议员，又是影子内阁中一枝独秀、一柱擎天的大臣，还是治理国家经济的真实行家。这一切，都使她在保守党内的威信急剧提高，从而为击败希思、登上党魁的宝座铺平了道路。
其实，从希思政府倒台之日起，希思的日子就不好过，他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开始动摇了，他在党内的号召力越来越小。随着角逐党魁的形势不断发展，保守党内逐渐形成了支持希思继任领袖的“温和派”或“元老派”和支持撒切尔夫人的党内右派或“强硬派”。在支持撒切尔夫人的这一派人中，基思·约瑟夫本是保守党内向希思挑战的最高层也是最强有力的竞争者。此人高举反传统的旗帜，他的观点、魄力和政治经历正是那些主张改革保守党的人们所需要和希望的。但他在一次演讲中说错了话，舆论为之哗然，他不得不在参加竞选的一个月之后又宣布退出竞选。这样，在约瑟夫宣布退出的当天，撒切尔夫人便挺身而出，宣布参加定于1975年2月4日的党魁竞选。一天，她竟走进希思的办公室，恭敬、坦率地通报希思：她已向他挑战，竞选党的领袖。舆论普遍认为，撒切尔夫人的这一非常大胆的行动，确是“典型的直率”。1974年11月24日，各报均刊登了撒切尔夫人决定参加竞选的消息。于是，保守党领袖的竞选随即进入了决战阶段。
其实，在基思·约瑟夫退出竞选之前，党内最有希望战胜希思的第二号人物是“1922年委员会”主席爱德华·杜坎，他深受后座议员们的欢迎，反希思派成员把他视为能把希思拉下马的热门人选：他从未在保守党内阁或影子内阁中供职，与保守党的社会与经济政策的制定均无直接关系，这使他成为主张改革保守党的议员们的最佳人选；他在1967年被希思免除了保守党主席一职，被踢出了党的领导层之外，因而与希思存在着不可调和的个人恩怨。但后来杜坎于1975年1月末却突然宣布退出竞选，令人困惑莫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