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凤伟：大学文科，将现代文学作为一个重要专业来设置，就那么一点东西，几代学人前赴后继地研究来研究去，不妨统计一下，现代文学研究专著、论文有多少恐怕是个天文数字。据说目前全国有现代文学“在线”研究生十万众（不一定准确），再加上高校、研究所中的众多专业研究人员，可谓是浩浩荡荡啊，说到底不还是在“啃”那么一点点东西。可谓是高射炮打蚊子--不值得。资源浪费且不说，另外这样也会将学术研究引人歧途，要么抄风日盛导致学术腐败，要么像时下“红楼梦”研究那般将小说当着史实来考证，又有何意义？
姜玉琴：“抄袭”、“剽窃”倒不仅是现代文学界所独有，这关系到学术道德、学术规范，乃至于对从业者的考评体系等一系列的敏感话题。不过，资源匮乏，的确是现代文学研究应该勇于直面的问题。十几年前，在我刚刚进人现代文学这个领域时，就有人在为“资源”而忧虑；当然，也有人，列举出一、二、三条证明现代文学非但没有弹尽粮绝，还有许多未开垦的处女地。十多年过去了，没有见到多少被开垦出来、有真正价值的“处女地”，更多的是换用一种新理论对老问题重新阐发一下的所谓创新成果。设想一下，抛开研究人员自身知识结构、人格修养不谈，在一个没有充分的资源保障，再加之没有学术文章的发表老师不能评职称，研究生不能毕业的压力下，学术风气能正常吗？
尤凤伟：那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呢？
姜玉琴：照您的意思，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都应该下岗？尤凤伟：怎么会下岗？可做的事情很多，比如加强对当代文学的研究。当代文学在“行进”中，加强关注会起到促进作用，意义非凡。
姜玉琴：其实已有不少人已经开始关注当代的作家与作品了。
尤凤伟：其中就有您。
姜玉琴：对，我近几年读了不少当代作家，特别是新时斯；以后作家所写的小说和诗歌的。事实求是的说，感慨很深。您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创作，中间没有中断过，到现在还是新作迭出的“在线”作家，您在这方面比我更有发言权，请谈谈您对当代文学的一些看法吧。
尤凤伟：“在线”作家可能有发言权，也可能最不好发言。
姜玉琴：怕招惹是非？
尤凤伟：倒也不是，主要是不好讲，很复杂。其实当代文学有两个不同部分，一是所谓“十七年文学”，再个就是所谓的“新时期文学”。
姜玉琴：可以分别来谈。
尤凤伟：“十七年文学”的状况人人都清楚，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滋生出来的。“十七年”是一个比“现代”更复杂、更严峻的时代，所谓极“左”（实则专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几年一个运动：土改、肃反、反右、社教、“文革”，还有文艺界的“反胡风”、“反丁、陈”等运动，千百万人死于非命，活着的也成了非人非鬼。据说在反“丁、陈反革命集团”运动中，诸多大师倾巢出去，进行揭发批判以至诬陷，这样的背景、这样的人，又能创作出什么样的“文学”？说句不好听的话，所谓“十七年文学”只是“一筐烂杏”。
姜玉琴：您对“十七年文学”是一棍子打死，一个不剩？够尖锐的，看来您对那些被誉为“红色经典”的作品也不感冒。算了，不纠缠“十七年文学”了，说说新时期文学吧。
尤凤伟：说到新时期文学，很难用一两句话来概括，比较复杂。走出“十七年”那片“沼泽地”，当代文学一度行进在现实主义道路上，尽管尚粗糙直露也相对软弱，但在中国文学史上也算得一个空前繁荣时代。但没过多久，文学以“先锋”的名义离弃了现实主义，开始了“现代主义”征程。这种转变的后果在于过于私人化的写作使文学越来越离开现实生活，丧失其社会意义。而一味沉醉类似“自慰”的叙述快感中，使得文学愈来愈远离普通人的精神诉求，也远离了文学本应具备的人文关怀与道义承担。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文学失去了广大读者，如果说当代文学还算繁荣的话，那也是一种虚假繁荣，因为文学已因其自身的苍白无力已在社会生活中变得无足轻重了。当然真实情况远比我说的要复杂得多。作家队伍复杂，这“后”那“后”的；再者，作品也复杂，这“派”那“派”的。也就是你们批评家所说的“多元”。
姜玉琴：“多元”的对立面是“一元”。从这个意义上说，多几个“后”和“派”也不是坏事。有的外国人认为中国当代作家时至今日还在进行着“铁屋写作”，您同意这种说法吗？尤凤伟：现在的社会比过去是有了很大的进步。至于“铁屋写作”，就算有，从前那是真正有形的铁屋，现在是无形的。两者差别很大，不可同日而语。
姜玉琴：那个德国汉学家认为当代作家的胆子特别小……
尤凤伟：该是指当代作家的作品缺乏批判性吧，这倒是事实。但若将此单纯归咎于作家的胆子小，又是他的武断了。
姜玉琴：这话怎么讲？
尤凤伟：不错，我们国家仍然还存在着检查制度，对文艺作品进行意识形态的控制，这当然会影响作家的创作，但实事求是讲，现在毕竟不同从前，作家的人身安全已可以得到保障。有句话叫“天塌下来有大个子顶着”，一旦出事“上面”拿出版者是问，没听说有把作家关起来的事。作者的损失仅限于书被禁卖，我想这不能成为噤若寒蝉的理由吧。如此说来，所谓“害怕”并非是畏惧外界，而是畏惧个人的丧失。对此，我们不妨进行一下反向思维：一个作家要总写为意识形态所不容的作品，那会怎么样呢？首先书的印数上不去。都知道现在的作品发行基本不是以优取胜，而是取决于宣传炒作。一部低劣作品，只要出版社与媒体力挺，就会得到相当的印数。而“出格”的作品，即使出版社硬着头皮出了，也不敢大张旗鼓地“运作”，怕惹乱子，作品也就自消自灭了。再是批评界以“艺术”的名义对这类的作品也不大“感冒”。再是评不上奖。再是影响升迁。许多人嘴上讲不看重官职，但不是那么回事，能当个主席、副主席最好，实在不行弄个什么全委啊主席团团员啊也将就，这回没达到下回还可以争取嘛。心中有了这样的宏伟目标，“胆子”自然大打折扣了。
姜玉琴：刚才您提到评奖之事，我倒有话要问。奖，似乎是埋藏在中国作家心中的一个结。若干年来，大家总是在谈论中国作家为什么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尤凤伟：怎能讲中国作家拿不到诺贝尔奖，高行健拿到了嘛。
姜玉琴：那恐怕不能算到中国作家的头上吧。
尤凤伟：指高入了法国籍？最近我看了一份资料，法国人列举自己国家的作家获诺奖的名单中，没有高行健的名字。
姜玉琴：我们的官方就认定高是法国作家。
尤凤伟：是啊，高得奖的消息一传出，中国作协当即声明高是法国作家，不是中国作家。瞧，人家送来个大礼包，赶紧推出去，坚辞不受，好像是个不祥之物。真让人想不明白，人了外籍就脱胎换骨不是中国人了？几十年前杨振宁、丁肇中拿了物理奖可不是这样，至今国人提起来还备感骄傲，因为他俩是中国人。单就文学、物理两样，文学奖在精神上与中华民族有着更紧密的亲缘，是割舍不断的。其实高的情况与他俩是一样的，没有区别，而“待遇”不一样。
姜玉琴：有道理。
尤凤伟：可是，中国作家在高得诺贝尔奖这件事上一直态度暧昧。没有人站出来说话。
姜玉琴：也许是心情比较复杂。没有这块“奖”的存在，就可以从头再来，毕竟可以增加中国作家们的得奖几率。但愿我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尤凤伟：那也是“个别”觉得自己差不多的会有这种盘算。
姜玉琴：“个别”吗？依顾彬之见，中国作家人人都觉得自己应该获诺贝尔文学奖。
尤凤伟：从这话也看出顾的可恶之处。怎么可能呢？纯肮脏中国作家。谁会指望满天一个雨点落在自己头上。我的老家有句话，叫东西是好东西，可不是自家的。就这么回事。
姜玉琴：您的《中国一九五七》曾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初选，最终未评上，原因在什么地方？您如何看待这个四年一次的奖项？自1981年以来，“茅盾文学奖”共评出了29部长篇小说，其中包括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荣誉奖的2部，您认为能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作品会有几部？
尤凤伟：作家都愿意得奖，“人围”也算得一种“光荣”。说起来从“新时期”写作开始，单说国家奖，我也“光荣”了七八回。有一年中篇、短篇一块“光荣、有一年一个短篇还是“光荣榜”的头名，结果“光荣”完了也就完了。
姜玉琴：所谓“评奖”是从众多的作品中筛选出那么几部来，看上去是作品与作品的较量，实际是评委与评委，也就是批评与批评的较量。我想听听您对国内的批评界有些什么看法？尤凤伟：这个问题没仔细想，要说，仍然还算瞎说。现在批评界整体口碑不太好，各方各面多有说词，甚至很不屑。我一直觉得批评家有理论优势，高屋建瓴，能对文学创作起到导引与校正的作用，但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一个这样对写作能起优化作用的批评界。批评话语的混乱给写作界造成很大的混乱。这就让人觉得，批评已将写作引领到一处迷蒙之境。另外，有些批评者的从业精神尚不够端正，有违批评的本义。其实“批评”的含意已精确地显示于字面上，批评就是批评，不是别的什么。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批评十之八九是表扬稿，用宋丹丹演小品的语式那就是：“批评就是表扬的意思”。有的文章通篇都是溢美之词，有的在表扬之后象征性提出点“不足”也是轻描淡写，如同评议上司，一大串好话后缀上一句“领导不注意身体锻炼”那般。当然，并不是说批评就不可以指出作品的优美所在，从某意义上说这也是批评的一部分，然而问题不在这里，如果写一篇文章的起意与目的只在于“推介”，那必然会背离批评精神，如此出笼的文章之“面目”自可想而知。大量这样的“推介”导致文学的价值体系混乱。明明是一部平庸之作，只因为出自某“最”著名作家之手，就一齐叫好。甚至作品尚未面市，连篇累牍的“批评就是表扬”的文章就出来了。像急着赶早集似的，这就让人觉得目的不纯。有意味儿的是某位批评家还提出XX（作家）已具有“批评豁免权”，这什么意思呢？指这个大佬已强大到完全可以不把批评放在眼里的地步？还是说他的作品已完美得无须批评了，这种有悖批评原义的话出自批评家之口，匪夷所思。
姜玉琴：批评家是有一定审美思想的人，不能沦为卖狗皮膏药的江湖艺人。当然，如今的批评队伍也比较复杂。有人说，现在的批评主体是媒体批评加学院派批评。对此您怎么看？
尤凤伟：是有这种说法，但这两种批评不同。媒体批评更多是造势，像拉拉队好啊好啊地吆喝。曾听一个作家谈他的书出来不久，全国就有几百家报纸发了评介文章，铺天盖地啊。什么叫舆论轰炸，这就是，把你炸晕。学院派批评不屑如此，正儿八经地写大文章。
姜玉琴：您能谈谈对学院派批评的看法吗？
尤凤伟：纵观全国，“学院派”确有几把好手，成为批评界的佼佼者。学院派学术底子厚，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能做到深人地谈作品，但也正因为有理论上的优势，常常会陷人理论的迷阵，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甚至会用自己的理论去套作品，倒过来用作品来印证自己的理论。当然，这弁不是主要问题之所在。最近看了批评家洪治钢的一篇叫纸评，关键是立场而（不是学识）的文章，作者强调批评立场，认为“立场”是批评的根本性问题。“根本”一旦动摇，批评就会走人歧途。这是批评，特别是学院批评所要警慑的。校园相对封闭，对当下社会特别是底层社会缺乏了解，常常会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一个学院派批评家看了我的《泥嫩》问我，那个国瑞就那样不明不白被人当替罪羊送死？似不可信，我对他说这个命运安排恰恰是从生活中来的，真实情况甚至比作品写的更为悲惨。还有，校园与社会是两重天，校园里的生活境况比较优厚，与普通百姓差别很大，不说“存在”决定“意识”那句话，单单不为生活所累，身居社会的上层（准上层），久而久之，难免不会对社会的冷暖失却感知能力，从而失却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立场。
姜玉琴：关于知识分子的立场，萨义德在伽识分子论》中谈得很清楚，也是被大家认可的。
尤凤伟：说认可也只限于理论上，实际并不是这么回事。这也可以离开文学谈。中国现在最缺的是什么呢？这很清楚，而有的学者则认为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一民主就乱；经济方面，有学者认为保持较大贫富差别有利于社会向前发展，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干脆声称要保护先富裕的人，因为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有可能变富；还有国际事务，那年出来个百名学者联名抗议美国攻打伊拉克，以维护“国际法”的名义，一屁股坐在专判暴君萨达姆一边。还有许许多多端不上台面的事，不能在这里一一分析。这些是不是知识分子立场问题？立场问题同样存在于文学界，特别是文学批评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