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玉琴：您的这个告诫值得深思。其实，不但批评者需要“立场”，就是作家也同样需要立场。近些年来，您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发表了不少小说，如《彼岸》、《雪》、《杀死沙包》、《冬日》等，加上早几年的长篇小说《泥鳅》已形成了您独特的创作景观。的确，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的苦难，也就是人类的苦难。我理解也赞成您的价值立场。然而，我对农民拥进城里又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在上海的地铁中经常会碰到了一些七八岁的乡下小孩子向人群讨钱。如果不给，他们就跪倒在地上久久不起。每每看到这种情景，我就会把眼睛转开，因为心情太复杂了。
尤凤伟：是的，乡下孩子在街上乞讨已成为城市的一道风景，我也理解你复杂的感受。除了乞讨，还有更令人疼心的，就是农村青少年进城犯罪的问题。对此我感触很深，也写过不少这方面的作品，如最近发生在青岛的一起敲诈案，因老板欠薪，没钱买车票回家过春节，就心生邪念打电话敲诈超市，结果被判了十五年。在电视上看到他那还带着孩子稚气的眼神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当然，任何社会都不容许犯罪，犯罪就应该被惩处。可是当一个社会不能为国民提供最基本的东西，当一个人无路可走的时候，真不敢保不心生歹念。有一天和朋友聊天，说到这上面，他说要是真到了要饿死的地步也会去偷、去抢。他说这话的时候我也在想自己，也想“生存法则”的空间有多么强大。对比犯罪，乞讨采取的是一种“和平谋生”手段，出卖的是尊严。然而生存与尊严是此消彼长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很高傲，但不能以此来要求每一个人，难道官场里、商场里下级给上司当孙子，文场上的人当马屁精，就不存在尊严的问题？有一个著名作家就在自己的散文里呼吁：“对树充满敬意吧--从现在开始，对任何一棵树充满敬意，就像对自己的上司那样。”
姜玉琴：再回到您自身的创作上来吧。我知道您并没有读过美国作家德莱塞的长篇小说伤丽妹妹》，但我读了《泥鳅》后，却写下一篇名为《从德莱塞的嘉丽妹妹到尤凤伟的泥嫩》的论文，文中谈到了两部小说尽管在创作、发表年代上相差百年，但却可以放在一起互读、串读，并能相互补充、印证，从这可以看出人类间的确存在着一些共同性的感受。另外，您的叙事风格，尤其是“石门”系列的小说与另一位美国犹太作家辛格非常相似，您是如何看待这种“不约而同”的？是否能从中得到什么启示？
尤凤伟：辛格的小说我倒读过一些，是否从中受到启示说不好。我想写作上“不约而同”的事会经常有，特别是对有着相近的经历，观念，气质的作家而言，更容易产生认同使后者受前者的影响，但绝不是照搬。
姜玉琴：是的，这从中也许能给我们一个启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同的民族、种族之间真的有某种叫“共性”的东西存在。
尤凤伟：肯定存在，否则没办法沟通。
姜玉琴：我发觉您对小说的“题材”异常敏感，您的小说全部串联起来可能就是一部中国20世纪的历史。这对作家而言可能就是历史责任感的体现。您有一篇名为《回家》的短篇小说，是写一位农民在“反右”中的悲惨命运的。有人想把这篇小说翻译到国外，可我有一个担心，这个小说本身写得就很含蓄、精炼，即便在国内讲解给80年代后出生的大学生，也需要先详细地介绍一番历史背景，对那些中国历史和现状知之甚少的外国人，就更可想而知了。如果从这个角度考虑，您是否会考虑调整一下作品的题材和叙事策略？
尤凤伟：我以前说过，我的写作比较“杂”，想到什么写什么，一会儿“历史”一会儿“现实”，无定规。可见，我在写作上是很随意、很率性的。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而且符合古人“归于心”的说法。写那种“应该”写，却又“不人心”的东西是很累人的。
姜玉琴：我理解您的这种以“心”为上的创作方式。2005年出版的《色》这部长篇小说是您“题材”上的又一次拓展：由农村、农民转向了城市中的官场、情场、商场等。您的这种不断进取、勇于超越自我的精神可嘉，但我个人觉着这部小说在语言上失去了您所惯有的那种神采飞扬的精神气，而显得有些粗糙、不够张弛有度。不知您是否同意我的看法？
尤凤伟：其实批评家不必重视作家的看法，感觉作品有缺陷、有不足，坦诚地指出来，就算完成了任务，是无须从作家那里求证的，对于尚未取得“批评豁免权”之我辈作家则更是如此。说实在的，由于批评家的“宽容”，作家都给惯坏了，只听表扬，不听批评，论究起来批评家是无须仰作家鼻息的，作家不能给长工资，也不能给评职称、批课题什么的。看作家脸色行事没道理也没必要。
姜玉琴：不管怎样，我认为作家与批评家之间是应该有所沟通的。二者是伙伴、同路人的关系……
尤风伟：从职业角度说主要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在对立中逐渐形成一种健康的“文学秩序”。
姜玉琴：我非常喜欢小说《生存》，在读的时候眼前不断涌现出一幅幅精美而感人的画面。应该说，这是一部非常适宜拍成电影，而且能出深度的小说。姜文改编成电影《鬼子来了》，但后来似乎有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1999年的时候，有的报纸曾把“尤凤伟状告姜文”列为“20世纪末中国文坛10大新闻”。对这件事情，您已经谈了许多，北京出版社还出版了傀子来了官司谈》。我想问的是作家与影视联姻的机会越来越多，这对作家的创作，也包括您的创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外界有个说法，认为张艺谋捧谁谁红。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尤凤伟：影视创作也是一种创作，对作家有吸引力，作家心里大多有个电影情结，我上中学的时候就订阅《电影文学》等电影类刊物，梦想有朝一日能在电影上大展宏图。走上创作道路，首先写了一部电影剧本，没拍成，废了。后来因一篇小说被八一厂看中，由我改编成剧本，算是我的电影处女作，再后来就小说、影视“两栖”，弄了八九部，没有什么影响，也没有令自己满意的。许多人都称道《鬼子来了》，可我觉得同样不够水准。您问作家与影视联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想这是因人而异的，对我的影响更多是负面的，对另外一些人则不同，如莫言、苏童、刘恒、王朔等。至于说张艺谋捧谁谁红，对演员可能是这样，但对作家就不能这么说，倒可以反过来说是张艺谋仰仗了作家才最终成事。张很聪明，走了一个捷径，就是与作家联姻。好的电影大多是从文学作品“移植”而来，国内、国外都如此，如《乱世佳人》、《红与黑》、《辛德勒名单》、《日瓦戈医生》等数不胜数。张艺谋后来“转向”离开了文学，自己（或找写手）弄剧本，影片就变了样子，《英雄》也好，《备城尽带黄金甲》也好，皆成了没有灵魂的美丽躯壳。
姜玉琴：说起来，姜文的名气比张艺谋也小不到哪，可一部《鬼子来了》也没有给您带来好的运气。对了，他拍的那部处日光灿烂的日子》您看过没有？
尤凤伟：看过。还不错。那个题材适合姜文拍。《鬼子来了》就不太适合他。所谓的黑色幽默实际是不伦不类。
姜玉琴：那个电影太吵，从开始吵到最后，缺乏应有的韵致。
尤凤伟：您的感觉很对，太用力去“作”，就歇斯底里了。当然要害是缺乏深度。一个很严肃的题材闹得一塌糊涂。影片的深度取决于导演的深度，姜文不具备。文如其人是真理。
姜玉琴：也许应了文如其人的那句老话。还有王朔，在刚出道的时候，其人、其文还是颇有些“解构”意味的，可现在变成泼妇骂街了。还不停地曝料，说吸毒、嫖娼都干过，这样的事光荣吗？
尤凤伟：王朔是文艺圈的“大侠”，说王朔我倒想起说相声的牛群，这人也是“大侠”不断制造出各种新闻，一会儿当县长，一会儿当老板，最绝的是发声明要将自己的全部财产捐出来，将全国人民惊得一愣一愣的，好久没出现一个真正大公无私的人了，这遭可出来了。可后来又听说并不是这么回事，牛在发“声明”前，已将全部资产“捐”给老婆了，已身无分文没得捐。媒体将牛的行为叫着“裸捐”，真是传神，联系到王朔近期的行为，可说是一种“裸奔”，着实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王朔历来给人的印象是很坦白，我想坦白总比道貌岸然、假模假样来的可爱。只是别让人从这可爱中看出包藏着某种用心，那就演砸了。
姜玉琴：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当年那些有才华、有思想的人怎么就一下子变得面目全非了。还是以与作家联姻最多的张艺谋为例，他曾经是那么有追求、有想法，现在怎么就像丧失了灵魂的“木头人”？他拍的那些所谓“大片”您看过吗？
尤凤伟：看过，而且都是去的电影院，从电影未开机便开始“炒”，一直“炒”到放映还没停下，业内人士也沸沸扬扬，所以便想去看个究竟，我想走进电影院的人大都是抱着与我相同的心理。也可见炒作的作用是多么巨大，张和制片方敢于如此大投资、大制作，也是认清了这一点。从商业上看张艺谋是成功的，艺术上则谈不上，如果二者求一，盆盈钵满也算可以的了，可要想两样都占，怕就不是张的境界所能达到的。国内外不是没有商业、艺术都成功的影片，可以举出很多，可那是大师拍出来的，真正的大师，比方我前面提到的《辛德勒名单》的导演斯皮尔伯格，就是。
姜玉琴：中国的艺术家，也包括作家中有不少人都有“大师”情结。有这样的想法也正常，问题是，首先要搞清楚了“大师”在文化、思想领域中意味着什么？媚俗，肯定不是“大师”所为。
尤凤伟：看张艺谋的早期电影，还会发现点“大师”的闪光点，可现在已沦为“大匠”了。
姜玉琴：“大匠”与“大师”的分界线在哪里？
尤凤伟：刚看了王彬彬发表在《文艺争鸣》上的一篇题为《作家的工匠化》文章，谈到这个，他认为才华具有天赋的性质，可为什么又会出现“江郎才尽”的情况，是失却情怀所致，他说一个作家的才华只有通过情怀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情怀虽然不能产生才华，但却能哺育才华，镓养才华，只有当深奥、博大的情怀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才华得以表现时，才华才能得到磅礴的发挥。他所说的“情怀”当是人的精神内质，对一个艺术家而言，那就应该是正义感、怜悯心；是执着、较真；是达观、从容等等。甚至会愤怒也是一种可贵的情怀，“愤怒出诗人”嘛。如果一个诗人面对社会黑暗，看到坏人当道好人受气，而心存坦然，那又怎么能写出诗句？回到刚才的话，“大师”与“大匠”之分就在于“情怀”不同吧。王彬彬是敏锐的，他的结论是：“今天的中国作家，越来越像一群手艺人”。如果再延伸一下，可以说当代文坛很象是一个手工作坊，制作出来的是一些玩偶类的作品。
姜玉琴：用“情怀”来区分二者，还是很有说服力的。不过，如果进一步追问，一个作家或艺术家为什么会“失却”了“情怀”？
尤凤伟：这些恐怕需要认真思考。
姜玉琴：西方的很多作家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作品的倾向性也往往与此相关。我们是一个缺乏“宗教”意识的民族，所以不谈宗教，只谈信仰，请问您在生活和创作中有自己的信仰吗？如果有，您作品中的社会、文化批判立场是否与此相关？
尤凤伟：去年到美国，一个在教（天主）的一家三口去看我，女主人拿出宗教的小册子给我讲解教义，最后劝我加入他们的教会。我说我还没有心理准备，这事以后再说。我想以后我也不会加人某种宗教，因为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内心。把信仰留在内心。作为一个作家，我信仰人道主义，就这么简单，并以此作为自己生活与写作的精神理念与情感基础。也正因为如此才对生活中种种有违“人道”的现象深恶痛绝，予以不妥协地批判。很多人对我的写作不理解，怎么老是批判，批判啊，拿着批判当饭吃。是不是也就这么一把“刷子”呀。我不承认。我曾也“玩”过文学，《石门夜话》系列就是属于“娱乐产品”，后来我不再这么写了，是因为这类作品与现实生活隔得太远。在中国，还真不是作家可以玩的时候。文学应该具有救赎情怀。
姜玉琴：我相信如果没有一个坚定的信仰为支点，您不会选择并坚持“批判”这个出力不讨好的立场的。问一个本不该由您来回答的问题：您的文学起点其实是很高的，《山地》、《诺言》、《乌鸦》等小说即便现在读来也是优秀之作。然而，您不是一夜成名，成名后也不是大红大紫，也就说您的实际成就远远高于您的社会声誉，这是不是与您一直游离于“流派”之外有关？
尤凤伟：我觉得我在“流派”中，“现实主义”派。只因这个“流派”太老旧，已不合时宜，所以难以被认同，这是选择的代价。持我这种写作态度的人当下已不多了，作为“流派”有些势孤力单。但我坚信，批判现实被“边缘”其实是文坛的悲哀。
姜玉琴：您的人生历程很丰富，当过兵、做过工，做过编辑，在创作的路途上也跋涉多年了，有热闹，也有寂寞。按照目前年龄的划分标准，您不过才跨过中年的门槛，也就是说还有很长时间可供您在文学创作的领域中畅游，打算以后的路怎么走？
尤凤伟：也没多想。该怎样就怎么样。
姜玉琴：该怎样就怎么样？这是一首歌曲的名字吧？
尤凤伟：对。
姜玉琴：以上的这番谈话让我忽然想到了美国文学史上超验主义思想家梭罗和爱默生的一则“趣闻”。梭罗因抗议政府，拒绝缴税而被抓人监狱。爱默生替他交了罚款，并到监狱去领他。师徒相见，爱默生问：“你怎么在里面。”梭罗的回答是：“你怎么在外面。”
尤凤伟：有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