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学“经典”地位的动摇进入九十年代，在文学批评界发生的“经典”话题和论争与此前十几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话题被不断深入探讨之后的成果相关。这个话题最早的谈论者们是北京和上海的几个重点大学里的部分学者。其主要成果表现为八十年代中期被学界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众所周知，1986年左右由北京大学的黄子平、陈平原和钱理群三学者提出并发表和出版了专门的“三人谈”）和“重写文学史”（1988年左右在《上海文论》杂志上，由上海的王晓明、陈思和两位学者主持的讨论专栏）而延续下来的两大课题。前者要求以一种整体性的目光看待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寻求文学发展的、历史的延承性，并试图重新贯通五四新文学运动所缔造的文学和文化传统，后者则要求在前一思路的主导下，重新审视原有的文学史构成，包括文学史写作和经典的重新确立。在南北学术互相推动的境况之下，进入九十年代以来，这两个话题在互相融合中都取得了新的学术进展。在南方学界，针对九十年代社会文化转型中出现的诸种社会问题，一些文学批评者发起了关于“人文精神”问题的讨论，在文学批评中强调作为功能观念的道德要素之于文学的意义，并由此推广至整个的人文学界。从文学研究的视域中考察，它显然与文学经典的确认相关。究竟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值得我们永远地记取呢？“人文精神”讨论的导火索恐怕还是对一些文学文本的不同解读方式和理解点。而在北方，学术界有过重新谈论和命名经典的行动，在《中华读书报》曾经开辟过重温八十年代经典的专栏，海南出版社1994年出版了由北京师范大学的学者王一川、张同道等人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对于我们熟悉的二十世纪的经典作家进行了重新编排座次式的经典化界定。
在这些大的学术背景之下，学界对“经典”的理解已有了不同于以往的种种新的观念和态度。“经典”这个能指所包含的含义繁杂，甚至可以成为文化研究的考辩对象。什么样的文学功能性目标曾让我们相信今天读来十分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乃是经典的呢？什么样的文学观念造就了我们曾经有的文学口味？尤其在一个处处以消费目标衡量物事的时代，期待文化性的产品保持其非商品性的纯粹，简直是幻想中的事。“经典”确确实实如谢冕所言，是文学史中的“有意或无意的‘遗漏”。
韩石山登在《文艺报》（1996年9月27日）和《文学自由谈》（1997年第六期）
上的两封大致相同的“致谢冕先生”的文章，引发了文学批评界有关经典话题的学术论争，但韩石山的文章以杂文笔法议论学术问题，暴露的问题多少与经典问题本身的生成性无关。应该说，不同的文学选本恰好反应了不同的文学观念和矛盾的美学趣味，后者才是值得研究的关键问题。一方面，它使我们对于？“经典”的看法就不必拘泥在神圣感的错觉中，另一方面又提醒读者留意不同中的选择标准的差异。
谁也不能要求读者成为盲从的、被动的经典迷信分子，这可能是我们时代的特点之一。在当前正常的学术空间里，“经典”不能被想象为惟我独尊的文学标本，而应该是通过文学研究检验和过滤的所得，是文学观念和理想在一个时代的最佳体现。
伴随着二十世纪文学的整体认识和文学史反思话题在具体学科中的深入，原有文学经典的危机已成事实，我们可能处在佛克马和蚁布思所说的“过渡时期”，也正像他们所说的，“经典一直都是解决问题的一门工具，它提供了一个引发可能的问题和可能的答案的发源地。”或者，我们也应相信他们的提醒，“在批评家（或不同群体的批评家）的经典和学校的经典（课程）中间必须要进行区分。”佛克马、蚁布思提醒我们，要在历史地考察了经典的历史构造性的同时，有效地理解和处理当下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问题。如果说文学的现代性运动集中体现在“历史化”方面，“经典重构”正是这种历史化的活动之一。
“经典的时限”这一问题在我们的时代显得格外鲜明。它消解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建构起来的一系列文学概念与观念，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在九十年代后期的文学和文化场中，它动摇了文学的纯粹性，使得以文学畅销书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再次“浮出历史地表”，并在大众文化领域里占据了愈来愈重要的位置。
2.文学畅销书现象“畅销书”（Bestseller），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的“外国出版史·书籍史”条目，是指“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英国对某段时间内（通常分每周、每月、每季和每年）在书店和其他市场上销路最好的图书进行统计后公布的排名表中所列的图书。”该条目还称“1895年美国出版业期刊《书商》首次每月统计并刊出六本在各书店销路最好的图书排名表，称为‘六本畅销书”’。“1910年，美国期刊《每月图书》也根据对全国各地100家书店销售情况的调查，每月刊登畅销书排名表。被调查的图书，既包括小说，也包括其他文学作品。畅销书的统计与排名，多以达到某一最低限量为标准，按其销售量大小为序排列，品种数量不固定。
还有一种统计与排名方式，是按销售量大小选出前十名，称为‘十大畅销书’。此外，统计与公布畅销书已不再是出版业期刊独有的栏目。美国《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等报纸也每周在专栏中刊登各自的畅销书排名表。”而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畅销书”词条下，除了历史的介绍外，还加进了一些推测和评述，它说“畅销书”是指“某一时期在同类书的销售中销售量居于领先地位的书。往往表明公众的文学趣味和评价”。该百科全书在历史的介绍方面与《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内容有点儿出入。它认为“美国的文学及文学评论杂志《文人》1895年发行时，曾刊登了畅销书目。其他文艺报刊也刊登各种畅销书目。1912年以来，一般认为最权威的畅销书目刊登在《出版者周刊》。美国这种出版畅销书的做法后来传人别国。在英国，公认的权威性书目刊登在《书商》周刊转载的《星期日泰晤士报》中。”此条目接着写道：“具有文学兴趣的学生认为：从销售观点看，最受欢迎的是宗教和‘启人灵感’的书，修身之道的书，浪漫主义和半历史小说，以及有关性和色情的小说。莎士比亚的作品，《圣经》以及直接邮购和读书会发行的书籍不算在内。实际上，1895年以来在美国销售量超过《圣经》的惟一畅销书是M.米切尔取材于美国南北战争的历史小说《飘》（1936）。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平装本大批量发行，致使1976年开始单独刊登平装本畅销书目。其他销售成功的种类有烹调书籍、犯罪小说和非小说类文学作品。”从两种百科全书的词条比较中，我们可以归纳出有关“畅销书”概念的这样一些特点：l.它是一个来自美国或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概念；2.它的出现与市场经济下的图书出版业的出版与行销运作方式有关；3.它不一定是文学作品，而且文学类的畅销书多以面向大众为行销策略；在此，“大众”是指不同层面的、较广泛的读者群。
有人重新界定畅销书的定义为“某一时期在某地同类书的销售中，销售量居于领先地位的书”。《中国图书商报》、《中国图书评论》等报刊设有“畅销书排行榜”、“书市反馈”栏目。如《中国图书评论》的“书市反馈”调查每月的各地新华书店的畅销书，由该刊记者整理成“新华书店畅销书一览表”。表中分四类畅销书：
社科著作、文学作品、科技读物、青年读物。其他设排行榜的例子还有北大附近的万圣书园，该店在《北京青年报》设有“万圣排行榜”，而风入松书店每周都在书店公布“畅销排行榜”。另外，一些大型书市也会统计公布“畅销书目排行榜”。这不仅说明中国大陆当前已经具备了比较纯粹的畅销书行销机制，不仅是一种促销手段，而且也是及时收集市场文化资料的一种措施。
上文的“畅销书”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从广义来看，“畅销书”可以被理解为在一定时期内销售量很高、深受读者欢迎的各类图书。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图书发行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出版和销售数量很大的书籍称作“畅销书”。在当代文学史上有很多出版发行量极高的“畅销书”，像《红岩》、《青春之歌》、《第二次握手》等等，《第二次握手》在以手抄本流行于地下之后，1979年正式出版，此后两年间印数高达430万册，据悉此书最近即将有新版问世。经作者张扬修改，新版将原书约26万字改至22万字左右。他删除了原书中一些“左”的、僵化的、说教性的语句，突出了人性、爱情描写。《中国出版年鉴1995》中提到“第七批全国优秀畅销书”的评选及其结果，说“早在五十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累计印数已达246万册，近年来仍保持畅销势头。”这种以时间跨度较大的再版累计出版量的方式并不能说明一本书就是“畅销书”。因而，从狭义的角度理解“畅销书”概念也才比较适合我们对当前在图书文化市场中流行并畅销的“畅销书现象”。
根据已界定的概念，我们可以举出九十年代以来在大陆图书市场上可以称得上畅销的文学类书籍。1991-1992年间风靡全国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1993年流行大陆的长篇《废都》、《白鹿原》，1994年的散文集《文化苦旅》，《金庸全集》，1995年的中篇平装本小说《廊桥遗梦》、《刘哓庆自白录》，1996年出版流行的《中国可以说不》等等。另外，在当代文学界出现的作家“文集出版热”，就是从畅销书现象的角度运作的。当然并非所有的文集都畅销，而是说文集热现象的产生正是受到了畅销书现象的影响才形成。在此过程中还会涉及到一些问题，比如，文学畅销书都是通俗文学吗？《废都》和《白鹿原》、《文化苦旅》究竟是纯文学还是通俗文学呢？
显然，我们所看到的大多数评论是将它们看做纯文学的，我们以传统的文本批评方式对待它们，不去考虑它们的市场运作方式，不去思考它们之所以深受读者欢迎的文本之外的原因，也不去反思为什么它们没有持久的阅读价值。1993年的《中国出版年鉴》中有一篇胡平谈《1991-1992年通俗文学创作概述》的文章，他说，“1991-1992是纯文学节节退却，通俗文学顺利进展的两年，旷日持久的纯文学与通俗文学论争终于告一段落，现在人们不再计较两种文学的孰优孰劣，孰为正宗了”。他举了王朔的例子说明通俗文学在九十年代初的“主潮”位置，同时以一种惊讶和鄙夷的口吻谈到留学生文学和域外题材文学热潮的起因，他说，“这两年里只有一位过去闻所未闻的作者出了名，一个搞不清是不是发了财的人写出一本《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未经宣传而销售出20万册，它与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等相呼应着掀起一股留学生文学和域外题材文学热潮。出口转内销的或返销国内的通俗作品迎合了普遍的大众阅读心理--追求实利和基本性的情感宣泄”。可见，畅销书的市场运作机制并非指它必须经过宣传，一定时期读者心理要求也能造就畅销书。在谈到畅销书的四个契机时王鸿芦认为，除了读者的心理要求外，还有“形势的要求”；“影视文化在生活中闪光发亮时”；“书的实用价值高”等。
在跨国资本渗透和商品经济垄断的今天，图书经营者们已在考虑“创造”畅销书，商业性的图书就出现了，从图书的选题到促销手段就都会被事先考虑。《文化苦旅》的责任编辑王国伟在一篇文章里谈到，该书除了本身优秀之外，“出版社的整体包装行为是图书成功的保证。”“我在配合出书的同时，有意识地组织了一些极有针对性的评论和介绍，经我组织的各类文章将近100篇。”“后来，就有许多自发书评大量出现在报刊，直到现在，文汇出版社竟能以评论文章为基础，编出一本《感觉余秋雨》来。《文化苦旅》使余秋雨从书斋走向大众，获得了广泛的知名度，并引发了余秋雨热和文化散文的大潮。”文学“畅销书”现象是中国大众文化中的现象之一，我们既要考虑大众文化的构成方式与接受方式，1又不能忽视变学畅销书文本的文学性极其功能，我们也可以在现代性视野中考察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研究框架的设定首先是建立在对大众文化的生产和消费的背景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对大众文化的研究是与“文化工业”兴起与发展有关。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文化转型，是文化工业产生的语境。它大意是指在文化生产过程中的商业化倾向，文化不再是神圣的、只有少数人才能享受的财富，而是为了满足越来越多的阶层与受众的消费需求的可操作、可再生产的商品。大众文化也是现代性话语的重要的反思之所，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和反思，是当代精英知识分子的主要工作。
畅销书专指一种商业运作意识自觉的商业性图书，但从广义上讲，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控制与运行之下，商品化已然构成了整个经济与文化的生成语境，图书的出版与流通不可能不是一种商业行为，即使你的目的与理想更为远大，也无法逃离这一处境。作为商业性图书的畅销书“创造”，在目前的大众文化处境里有一种消极面，那就是畅销书作者媚俗倾向以及出版发行者在包装上的迎合低级趣味现象。这是过于追逐经济效益带来的恶果。
真正能获得在各个接受阶层都能欢迎的畅销书，其间有更复杂的、可解读的因素，这些因素从现象上看可能是一种好的社会效应，对这一现象的态度应该有一种超越与清醒的批判立场。1993年在中国大陆畅销的两部长篇小说《废都》、《白鹿原》，单纯从文学性方面讲也是众说纷纭，有褒有贬，但是，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二者的运行出版都有明确的商业目标和具体的操作特征。它们的畅销不仅是对大众审美趣味的一次检验，也预示了转型时期中国大陆文化混杂状况。1995年风靡中国大陆的美国平装本小说《廊桥遗梦》，从接受效应看，其消费程度不会使人们怀疑它的文学和社会价值，但这本温情脉脉的快餐式小说究竟有多少持久的文学魅力，它在何种意义上使一个中国读者分享了一个美国读者的悲欢，而产生一种“文化共同体”的幻觉，仍是值得反思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