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性城市
在世界贸易中心大楼第110层看曼哈顿，轻烟薄雾之下，这座城郭之岛，地中之海，在华尔街升起摩天高楼，到了格林尼治区一路落下，又在市中心再起高峰，静静地经过中心公园，最后向远处的哈莱姆蜿蜒而去。垂直的波浪。想象波浪的涌动暂停片刻。眼前出现一个不动的庞然巨物。它变成一幅粗质地图，把全然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荣耀与耻辱、对立的种族和风格，已经变成垃圾箱的昨日的楼房与今日突然冒出的城市建筑。
米歇尔·德塞都如此描绘的景观，叫做“现代城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曾这样形象地谈论这种景观和它的意义：“代表着某种像不可缺少的正在生长的新器官一样的东西，这种新器官将我们的感觉和身体扩展到新的维度”。多少年来，对这种景观的期待，也是中国人的一个梦想--二十世纪绝大部分时间里，许多中国人通过好莱坞电影、明信片以及挂历上的图片，窥视这类景象的一角。特别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每年大量出版的印刷精美的挂历上这种画面一度充斥于中国人的生活，人们纷纷花钱将其买下悬在自己的卧室、客厅等处，或者当做受欢迎的礼品在亲属朋友间馈赠，甚至把它变成小小的贿赂工具送给上司、孩子的老师以及其他对自己有用的人。这种举动绝不仅仅出于某种欣赏，而是明确和迫切表达着中国人内心对自身未来生活的一个梦想，即希望期待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居住在有着这样一幅图景的城市里，而到二十世纪末，经过了大约一百年的等待，对一部分中国人来说，它终于接近于现实；比如说，在北京市官方提供的远景规划中，米歇尔·德塞都的上述描述，只须稍稍改动几个字，例如把“世界贸易中心”改成“国际贸易中心”，便可以丝毫不爽地运用于十年或二十年后北京以现在大北窑为中心的一带。
倒回一个半世纪，中国人对这一切不仅毫无期待，甚至一无所知。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巴黎的第一个百货商店彭马奇，在开业后不久的第一个橱窗陈列中，展出了一个以盛水锅与平底锅为主的陈列，陈列的商品被颇具风格地安排在南海岛屿的仿真造型上，并布以贝壳、珊瑚珠、棕榈树等物予以烘托。这样一种景观内部所隐含的资本主义城市文化主题，在中国则迟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才在上海等少数几个大城市有所移植。但是，不论中国人意识到与否，彭马奇百货商店的橱窗陈列，仍然注定与中国的未来产生某种不可逆转的联系。可惜的是，中国人无法主动了解到这一趋势，相反，是在完全猝不及防的情形下，被这些陈列的商品中的内在意志所击败。
序幕是由那场“罪恶的”鸦片战争拉开的。给“罪恶的”一语打上引号，是为了突出这一事件的特殊性。英国远征军作为第一股侵略中国并打开中国国门的西方势力，因为保护毒品交易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样一个开端，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渲染上了强烈的感情色彩，任何时候人们回首它时，都被一种屈辱和义愤所冲击，理所当然地从罪恶的角度理解中西冲突。但问题在于，即便不是以“罪恶的”鸦片贸易为由，即便当时英国商人从事的是表面上看起来谈不上什么“罪恶”的其他商品贸易，中西冲突也势必爆发。可以说，鸦片战争的实质不在于鸦片这种商品的特殊性，而在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那种与生俱来的要开发全球市场、实行商品和资本输出并就资源展开争夺的本能，同时也在于中国作为前现代国家在经济文化上全面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因而在竞争中处于绝对弱者地位、势必受制于人的现实。
中国自汉代起，历朝历代都遭受过大大小小的外敌的侵略，尤其宋代以后，历代历朝都有令中国丧权辱国的战败纪录。但同样是丧权辱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的结果，却迥异于中国以往的经验；这一次，没有皇帝被掳往荒蛮之地的事情发生，也没有将领土大片大片地拱手相让，更没有皇朝被推翻和导致异族统治，而是被迫签订了一个条约--《南京条约》。侵略者通过这个条约索取的，除了二千一百万战争赔款和中国割让香港外，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为贸易通商口岸，史称“五口通商”。
中国有注重史鉴的传统，现实中发生了某件事，首先就要到史书中寻找参照和答案。但这一次，这个传统也许会面临某种困惑。以中国过去历史所载。在那些作为胜利者的“夷狄”们的清单上，从土地、牛羊、金帛直至美女壮丁，无所不有，却从未出现过“通商口岸”！这就是英吉利入侵者带来的一个全新的要求。“通商口岸”，这四个普普通通，但组合起来却含义陌生的汉字，预示着中国历史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南京条约》到《马关条约》，五十余年内，列强迫使中国总共开放了二十四处通商口岸，它们分布在北起渤海南至南海的沿海地带和长江沿江地带。又过了一百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位中国学者这样评价“通商口岸”“以上海为首的通商口岸几乎都成了中国后来的工业基地。”“正因为在通商口岸慢慢地凝聚起越来越雄厚的经济力量，中国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才能以通商口岸为辐射中心，形成一个个具有现代市场功能的地方市场。这些市场发挥了新的组织功能：向生产者直接传递需求信号，从而对通商口岸周围地区的经济性能起了极大的改造作用，逐渐把附近的农业经济纳入了商品化范围。”她明确表示通商口岸的生成在中国历史上“其积极意义远远大于消极意义”，直截了当地称之为“中国的现代化中心”。
以上的观点，许多中国人在感情上恐怕至今难以接受，但是历史确实如此。如果“罪恶的”鸦片战争仅仅是一桩以毒品毁灭中华民族的阴谋，事情会变得非常简单，然而不是这样。这个每只毛孔都滴着鲜血闯到中国人眼前的东西，叫“资本”，它的内涵比“罪恶”复杂得多、丰富得多。它体内涌动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冲动，即对市场的疯狂、无尽的追求；只要地球上还有一块未开拓的市场，它就将闻腥而至。十九世纪中叶，远东几乎是世界上未被资本主义染指的最后一隅，而古老中国无疑是其中最大的一块肥肉，从马戛尔尼使团觐见乾隆到鸦片战争，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以近半世纪的努力，终于如愿以偿，敲开了中国大门。如果把这比喻为两种文明间的交媾，则它的发生实在并非两情相悦的结果，而纯是西方文明对中国文明的一次强奸。但不管在道德上怎么评判，鸦片战争造成的事实是，一种异质精血已经注入中国躯体，并在其中生根发芽；1840年后的中国，再也不可能是过去的中国，它被迫地开始了现代化进程。
毋须置疑，“现代化”这个词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非中国化或者西方化。促使中国现代化，既符合西方的意愿也符合它的利益。相反，对中国而言，这显然不符合自己的意愿，然而是否符合其利益的问题则颇为复杂。假使世界文明仍旧是古代格局，中国当然无妨保持它的价值体系和社会经济结构，按照自己的方式生存下去；但是，十六世纪以后的世界文明的发展，实际上已经夺去了中国以往的生存基础，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形成，不仅仅给西方带来经济、技术和社会的巨大飞跃，更因此造就了一种空前强大的文明，从而动摇着整个世界的结构。在这种失去平衡的结构中，没有任何古老文明是资本主义的对手。前者如果想要生存下去只有一个出路：从传统走向现代，尽管走这条路全然不合其意愿，从根本上说也势必造成由自身传统的破坏以至毁灭而来的极大的痛苦，但却别无选择，而且从现实的角度说，这也是它最高利益所在。
所以，鸦片战争后，给予英国人（随后还有美国人、法国人）开口通商的特权，固然是中国因战败而被迫接受的不平等条约，但与此同时，这也是真正给中国的变革埋下契机的条款。在《南京条约》三大条款中，割地、赔款两条对于中国来说纯粹是损失，惟有开口通商不仅未必是损失，从长远看，恐怕还是一个十分重大而积极的因素。美国汉学家柯文在一本研究晚清文化变革的著作中认为：“1842年以后，沿海与内地的反差逐渐显著了。西方人道德在中国沿海建立据点，后来又扩展到长江沿岸。在这些据点及周围地区，逐渐发展出一种文化：它在经济基础上是商业超过农业；在行政和社会管理方面是现代性多于传统性；其思想倾向是西方的（基督教）压倒中国的（儒学）；它在全球倾向和事务方面更是外向而非内向。中国文化的重心仍然牢固地植根于内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沿海日益重要地成为内陆变革的促进因素，就像细菌学上的‘酵母’一样。”这一点，的确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和基本的事实。百多年后，当我们站在中国从整体上实行现代市场经济的今天回头看去，不能不承认，中国最早的现代性因素正是从当初被辟为“通商口岸”的地方萌芽的。“通商口岸”恰似一根根打入传统中国的锲子，又似现代性的培养基，在促使中国古典体系解体的同时，也使新的文明破土而出。
“通商口岸”究竟改变了中国的什么；这个问题固然可以通过学术的方法加以理性的认识，但其实它本身是一个非常直观、非常形象化的景观：这就是现代城市。
中国之有城市，历史十分古远。就城市一词而论，最早，其在汉语古籍中“城”与“市”尚是分而言之，而未并作一词。在先秦，“城”字的意思和“墙”相同--当然，不是普通的墙，而是指那种高大的，特别是围绕都邑而建的城墙。
《左传隐公元年》：“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诗经·邶风·击鼓》：“土国城漕。”（此处，城用如动词；漕，地名。）后来的“万里长城”无疑是这意义上最大的“墙”了，称之为国墙是很恰当的。至于“市”字，则完全是一个贸易学的字眼，或指交易场所（《战国策·楚策》：“有人卖骏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韩非子·储说左上》：“及反，市罢，遂不得履。”），或指购买行为（《战国策·燕策》：“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马”）。这两个字本来可以说没什么关系。市，不一定非在城里不可，相反，以便利和实用论，在上古，乡村的集市恐怕要比城里还发达些。而早先专指城墙之“城”，衍生出后来的意思，似乎是由“城”与“郭”（郭，外城之意；《孟子·公孙丑上》：“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城池”（池即护城河，《礼记·礼运》：“城郭沟池以为固”）的词义复合才渐渐转到“城市”上的。由此，我们倒也看得很清楚，汉语里“城市”这个词具有行政和商业的两重含义，而且应该说是以前一种为主。其实，整个人类史上，城的起源都不是因为工商业的需要，首先是军事需要，次而由军事需要演变为政治需要，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着这种军政性质。边疆学者马大正先生曾就新疆古城的形成归纳了如下特点：“历史上新疆地区大部分城镇首先是作为城邦国的国郝、郡治、州治、都督府或将军府驻地，至少也是县令驻地，是先有城后有市发展起来的。一旦政治中心转移，这座城镇便走向衰败。曾是显赫一时的伊犁将军府所在地惠远城的兴衰就是一例。这种以政治权力为主体造成城镇发展与衰落的状况，反映了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特征，也反映了封建统治者高度集权、经济依附于政治的特点，他们的权力到哪里，就把交通、文化、经济活动带到哪里，一旦权力转移，其他一切也随之转移。”中国自宋以后，中国古典城市的手工业和商业色彩渐渐浓厚，世俗化倾向趋强，但是，都不足以影响其官权本位；直到“通商口岸”出现前，中国没有一座城市脱离封建形态，哪怕仅仅显露出些许向现代城市转型的征候。
现代城市较古典城市的根本区别，即前者以自由经济为本位，而后者以集权政治为本位。而且，这里所说的自由经济，又不是简单地指店铺林立、商贾云集，而是指具备完整的近代工业、贸易、金融和服务体系，而这种意义上的城市中国从来不曾有过，倘非西方列强借助武力强行在中国开辟“通商口岸”，以中国固有社会结构来看应该说也尚无任何可能自发地产生的迹象。“通商口岸”一开，终于有一批中国城市从古典形态剥离出来，向现代形态转化，它们实为中国历史和中国大地上破天荒出现的最早的“现代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