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城市里，上海无疑是最突出的代表。鸦片战争前，这里还是一个小县城，1843年11月14日，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发出通告，宣布上海于该年该月17口正式开埠，此后数十年内，英、美、法、日诸国纷纷在上海设租界，到二十世纪初，昔日标准的中国旧式小城竟一变而为远东首屈一指的国际化大都市。当时的上海与北京，一南一北，一新一旧，一个已资本主义化，一个保持着封建帝都的形象和风韵，俨然两种世界。当北京仍旧笼罩在紫禁城的阴影下、被典型的以儒教理念为内涵的四合院民居所充塞、街上尘土飞扬秽物满地、胡同里飘扬着小商小贩们古老的叫卖声时，上海却雨后春笋般地涌现着制造业、金融业、现代商业。到1911年以前，外国资本在上海开设的企业主要有，英商增裕面粉厂，瑞霭造船厂等21家，美商美昌机器碾米厂、华章造纸厂、英美烟草公司等5家，德商固本肥皂厂等4家，法商电车电灯公司、东方百代唱机唱片公司等，日商上海纺织株式会社等8家。外国资本在上海设立的企业，有相当一部分与金融资本相结合，形成了几个垄断集团，诸如怡和集团、英美烟草公司、日本东亚兴业会社、日华纺织株式会社、内外棉集团等。与此同时，上海的民族工业也得到了初步发展。1895年至1911年，上海新办民族资本经营的工厂有112家，占全国总数的25.1%，开办资本2799.2万元，占全国总额的28.6%。这一时期，上海民族工业无论数量、门类、开办资本及工业密集程度，在全国均遥遥领先。甲午以后，首先在上海得到发展的民族工业是纺织业，1898年后棉纺业投资停滞，开始转向投资，主要集中于缫丝业、面粉工业、造纸工业、机器制造业等部门。1907-1911年，民族工业在染织、毛纺、制革、烛皂、水电等业都有发展，尤其是1907年上海内地电灯厂以及1910年闸北水电公司的开办，对于上海民族工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近代上海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推进了上海杨树浦、闸北、沪西等工业区的形成。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上海已逐渐发展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到八十年代中期，上海在全国对外贸易的款项调拨总额中，已占80%，但局限在与贸易密切相关的汇兑业和拆放业务上，与清政府中央及地方财政之间的联系还不广泛。九十年代以后，上海金融业有了很大发展，对于清政府中央及地方财政的影响也日益广泛起来。甲午以后，巨额赔款、累累国债，清政府财政危机日亟，洋务企业资金日绌，商办企业资产之短缺，促成了中国新式银行的诞生。1897年5月27日，近代中国第一家银行即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开办。开办初期，主要营业活动有：吸收存款；拆放业务；发行钞票等三项。1897~1911年，全国共开办17家华资银行，其中10家在上海开设了总行或分行。在城市生活上，上海也呈现迥异于中国旧式城市的面貌，迈出迅速接近西方现代城市的步伐，出现了公路、公寓、公园、公共图书馆、公共教育机构……下面所列举的，将直观地显示上海的“现代化”进程：
1843年，现代出版印刷企业墨海书馆由英人麦都思在上海创立；1844年，英人雒魏林在沪开办第一家医院--仁济医院；1861年，天主教在上海徐家汇设立震旦博物院，陈列动植物标本和有关书籍；1861年，第一份中文报纸《上海新报》创办；1865年，电灯在上海出现；1881年，上海出现了电话；1882年，中国第一家自来水公司在上海成立；1908年，上海街头开出了第一辆有轨电车；1910~1920年，霞飞路（今淮海路）的现代商业中心区已颇具规模，皮具、药房、百货、咖啡厅、男士用品专卖店等应有尽有；我们也许必须得出如下的结论：撇开历史的善恶不论，西方列强迫使中国设“通商口岸”，即中国社会转型之始。一般中国人都曾为如下一点困惑不已：就算这些“洋鬼子”船坚炮利，但他们毕竟远涉重洋而至，人数较诸中国四万万同胞又不啻沧海一粟，而且他们异种异貌、言语不通、文化相隔，即便一战而胜掠得中国数座城池，照理说从长远来看也应举步维艰、根本无法在中国生存下去，侥幸得存亦当被中国所同化才对。
倘依中国古史来推断，的确应该是上述结果；然而，历史的转折恰恰就在这反常和不可思议当中。过去几千年内，华夷之间总是前者同化后者，即便后者倾巢来犯直至夺了中华权柄亦不能幸免于被同化的命运，只是因为他们在文明上根本不是中国对手，不构成对中国传统的解构威胁。而西方远征军，人不过数千多亦只一二万而已，驾数十艘战船，远离本土，孤军深入，竟不仅敲开中国门户，赖下不走，而且反客为主，非但未被中国所同化，反而凭借几座弹丸之城使诺大的中华帝国渐渐改变了颜色！这里面的启示无非两条：其一，西方列强是自古以来入侵中国的惟一在文明上强于中国的势力；其二，只靠最初几个后来二十几个“通商口岸”，便使现代文明在一个广袤而严密、具有强大自我保护机能的乡村社会体系中扎下根，充分说明城市变革已成为历史变革的关键。正因此，在几亿农民人口、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乡村社会的包围下，区区数万洋人、一二十个口岸城市才能够“神奇”地生存下来，进而反过来渗透、影响直至改变了前者--当然，这不是什么“奇迹”，是世界文明进化的必然。
“从口岸城市所起的作用来看，口岸经济在传统经济结构始终处于一种边缘地位……除了通商口岸外，中国那种前现代化类型的城乡关系依然如故，新型城乡关系还要很多年后才会出现。所以从总体来看，各通商口岸的现代化天地及其变革趋向，只不过是中国传统社会这一潭死水中的微浪而已。”这是很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的共识。不过，口岸城市作为现代化的示范样本，作为现代因素的培养基、作为中国社会转型的策源地的作用，却比它本身直接从经济上对中国的实际贡献大得多，也重要得多。也就是说，口岸城市本身虽然只是旧中国的一些现代的点缀，未能改变这个国家的整体性质，但是它却有一种辐射的功能，将其内在能量一点点地释放出去，在不知不觉中给中国的未来以深远的影响--这种力量，随着时间推移愈发明显，愈发具有决定性。
我们回首中国近代史将对此印象深刻：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变革的动力中心已由乡村移到城市；长达二千年之久的革命兴起于乡村而终于城市的模式终结了，城市却成为革命思想的温床、革命群体和领袖的诞生地、革命事件的爆发场所。在这一点上，近代中国两大革命--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的一败一成，显示了中国历史规律的质变。太平天国革命本身在中国历代农民革命中，应该说水平最高，置诸以往它必大获成功，而它所以惨败绝非清王朝气数尚足、还不够腐朽，实际上，只是由于历史已经处在这样一个时刻，即能够和应该取代清统治的，不再是另外一个农民政权，因此历史拒绝给予太平天国成功，它等待着，等待一种合适的、“合法的”新革命力量出现，与太平天国的悲剧命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11年，当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打响第一枪时，那个曾不可思议地把波澜壮阔的蔓延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镇压下去的清政权，竟然仅仅因为长江中游一座城市的暴动霎那间崩溃，可以说，就革命的规模论，太平天国的力量远比革命党人强大，然而，历史已不取决于这种力量的对比，而取决于革命背后的理念和性质。辛亥革命只因在中国人口中占比例少得可怜、而且长年漂泊海外在国内毫无“根基”的革命党人和极其有限的武装力量而获成功，表面上看近乎奇迹，但深入全面地分析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历史，就不会觉得这是任何意义上的奇迹，相反，在武昌城打响第一枪的那天以前很久，非武装的革命力量早已在以“通商口岸”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若干新型城市里积酝和活动：那些现代工业、那些不断输入的西方科学、政治、经济、伦理、社会思想、那些接受了这些思想而积极探索中国变革之路的新式知识分子以及他们发表在报刊上的革新言论、那些广为传播新知造就新人的现代教育机构，甚至轮船、火车、电灯、电话、电车、新式马路和医院等等现代物质文明形式，以及与此相关的现代城市人生存意识和生活方式……都是革命的一部分，而武昌城的那一枪，实属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而已。
毫无疑问，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城市正在成为中国社会结构的中心和重心，而乡村虽然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其重要性却明显趋于下降、影响力明显趋于削弱；这既是中国逐渐走向现代性的标志，也是其必然结果。从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上半叶，在这个古典中国大崩溃时期，绝大多数有革命意义的事件和事物，都在城市诞生：洋务运动、改良主义、共和革命、新文化运动、共产主义的传播和共产党创建……尽管后来毛泽东倡导“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并获得成功，但这不宜于理解为乡村社会战胜了城市社会，相反，它只客观地反映着当时共产党相对于控制着城市的国民党的弱势地位以及基于这种地位而采取的某种策略，并且这个策略的目的最终不是别的，恰恰是夺取城市；尤其关键的是，中国共产主义思想、运动和政党的起源和创立，都在城市，它本身是中国的一种现代化力量，其宗旨归根结底是推动中国社会实现现代的转型--这是它与古典中国所有农民起义之间最本质的区别，所以，虽然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参加者中出身农民的占绝大多数，但中国共产党党章却坚决明确地规定它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这绝非教条式表达，而是对历史使命的认识。
就共和国历史而言，1949年革命成功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家的治国方略，基本上是放在大力推进现代化上，经济重心明显偏向工业和城市建设。澳大利亚一位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研究者、塔斯马尼亚大学的高常范认为：“1949年的革命是靠农民的牺牲而胜利的。而得益最多的却是工人。中国的工业发展和城市生活的补贴都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而得到的……中国的剪刀差价格政策使城市人有廉价的副食品供应。根据一项研究，在中国三十年的历史中，农民通过剪刀差付给国家的暗税达六百亿元。这等于中国同期国营企业基本投资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这一点连中国学者也同样承认。建国后到六十年代初，即社会主义中国尚未因意识形态斗争动摇其经济建设重心之前，曾迎来一个城市化迅速和健康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城镇人口由5765万人增加为9949万人，年均增长率达7.1%，大大超过了这一时期总人口的增长速度，使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由10.6%上升到15.4%，从而显著缩短了中国同发展中国家乃至世界先进国家之间在城镇化水平上的差距。
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城市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农村人口的迁入，尽管当时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平均高达3%，超过农村人口，但在城镇人口增长中只占44%，仍有56010的增长是由迁移取得的。1958至1960年是城镇化超速发展阶段。由于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和主观臆断，使中国工业和城镇化在脱离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超高速发展，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上升到19.7%。”此后至1977年，由于毛泽东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思想陷入极端化，以及不久到来的十年动乱，中国出现了一个逆城市化阶段；1961到1965年，城镇人口被大批精减，前后共动员了约3000万人返回农村。到1965年底城镇人口已降至1957年的水平；“文革”中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农村运动，前后累计约有3000万城市知识青年、职工及其家属、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被强制性地迁往农村，这期间中国城镇人口增长极为缓慢，城市化水平甚至下降。随着“文革”结束和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再次进入一个高速的城市化阶段，据仅统计到1990年的数据，1982年后的八年间，全国的市由236个增加为456个，增长了93%，其中设区的市由104个增加到188个，增长了80%；不设区的市由129个增加到268个，增长了1倍多--需要指出，这也是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开始全面发育的时期。
综上所论，我们所将得出的结论是，（1）古典城市向现代城市的过渡，它的质变及量变，以及它发展的线条，乃是整个中国近代社会、文化转型过程的源泉与核心。（2）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历程，尽管有曲折与反复，但历史终究肯定了如下一点：中国原有的以乡村经济、乡村文化为本位的基本结构已让位于以城市经济、城市文化为本位的基本结构。
我们还将看到，上述情形，同样反映在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并构成、赋予和决定着这段文学史的诸多重要特征。
根基上的变易：现代性的文化建构
人们称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为“现代文学”。
何谓“现代文学”？在过去各时期，曾有过不同的解释，而近年文学史界的看法渐趋一致：所谓“现代文学”，指的是整个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持续获得现代性的长期、复杂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特殊阶段和一种特殊形态。
由此，中国二千余年文学史截然分为两块：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这条界限前所未有。虽然中国文学历史悠久，但过去并无所谓“古典”意识，只有“前后”意识，究其根由，盖因从先秦以来，中国的文学始终在同一个道统内传承延伸，汉唐文学与明清文学只有时间的前后之分，没有审美的本质之分，所有的体裁、题材、形式、旨趣、精神……都保持着一致性和连续性。但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学却从根基上发生了变易，此后的文学根本不复建立在旧基础之上，而是脱离二千年传统另辟了一个新的天地--正因此，中国文学才破天荒地形成了古典/现代的分水岭。
而追溯现代文学的由来，则可以毫不犹疑地断言，它实乃拜中国现代城市发育生长之所赐，甚至不妨说，没有现代城市即没有现代文学。这结论，不是一种个人判断，而是历史的事实；此外亦关联着我们对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两者间诸般最根本的差异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