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在于教育家长而非孩子
1999年11月中旬，“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理论与实践新进展”高级研讨班在京结束。同时，上海为中小学生教师进行学生心理咨询培训的系统工作也正式启动。这些迹象表明：我国专家已经认识到，要使孩子能真正健康成长，要接受教育的不仅仅是孩子，还有老师和家长。
北师大的金盛华教授在他的讲座中，讲述了这样一个生活中的事例：北京某城区不久前有60个厕所需要招聘清扫人员，月收入上千元。前来报名的有150人之多，最后这60个“空缺”全部被外地人占领。为什么一方面北京的大批人员下岗，一方面许多下岗人员会认为某些岗位不是生存的空间，不屑一顾呢？金教授尖锐地提出：现在是社会发展超前，教育发展落后；教育硬件超前，教育软件发展落后。我们不能再以培养“接班人”为目标。应培养在继承的基础上，能够进一步发展的人才。同时鲜明地提出：“教育要具有前瞻性，设想任何行业都要有预见性，才能走到社会的前列。但没有一个领域需要像教育这样超前于社会。现在我们面对的这一观点本身便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预见性，教育者要培养出面向未来的人才，自身素质的提高和成长显得尤为重要。
错误的教育方式，会使得孩子无所适从，迷失自我，甚至走向我们所期望的相反方向。因此，香港中文大学心理系的林教授提出：“健康、正确的自我形象是成功人生的基础。”一个人的自我形象是他在人生经历中塑造和形成的。而家庭和学校既为孩子的成长提供着“成功的助力”，有时又会在无意间为他们设置了“成功的阻力、破坏力”。曾提出“问题行为”理论的美国理查德杰索尔教授提示，要能够敏锐地发现并及时消除那些可能对孩子发展产生障碍的危险因素；要提供更多的保护性因素，促进孩子的成长，使孩子以健康的方式生活。
提高整体家庭教育水平，是许多家长共同的心愿需求。清华大学樊富珉教授介绍了日本心理咨询机构将“不登校”（不肯上学）学生的家长组织起来，进行小组咨询”方式。心理咨询机构将这样有着共同问题的家长组成…-个小组，在若干次的活动中，家长们先是倾诉自己的无助、无奈，在宣泄自己沮丧等消极情绪的过程中，看到还有诸多父母与自己有着同样困惑时，心中平静了许多。同时，这些父母形成了共同的期望，获得了寻求解决问题方法的共同动力。接下来，专家的讲座帮助家长们扩展知识，能够在情绪更加稳定的状态下，用新的思路重新分析自己孩子的问题，寻找原因，相互探讨解决的方法。
目前，这种方法在国内也有应用，北京三里河第三小学的“小学生学习与心理健康辅导室”，尝试运用小组咨询的方法，开展的以“家长沙龙”替代“请家长”活动便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可惜类似的情况，在全国还只是星星之火，这与众多家长目前在教育孩子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显然存在着巨大反差！
可悲的是，家长们自身在教育孩子过程中存在的一切问题，其出发点都是“好心”，“我们是为你好”便是时常挂在中国家长嘴边的话。
可好心未必就能得好报，皆因为事物每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蕾如吧，家长对孩子的“超级保护”，却恰恰造成了孩子的“软骨病”和“富贵病”，本想让孩子结实点儿，偏偏弱不禁风，还不如“粗放”一点呢！譬如吧，不适当的“早期开发”使孩子失去了快乐的童年，大概家长的初衷绝不是有意折磨摧残孩子；臂如吧，许多家长过多地干扰学校的正常管理，本想让孩子得到更多的关照，却造成学校和家长之间的不和谐，给孩子带来了不利影响，等等等等，都是南辕北辙。
现在，许多家长不懂教育一不懂真正的教育。家长的许多做法都是想当然的，而不是从教育规律出发、从孩子身心的发展规律出发。
当然，家长“望子成龙”的传统，再加上“应试竞争”的外部环境，也使家长不得不顺从大势；家长岂止是扭曲了孩子，也是在扭曲自己！
想望子成龙，首先必须排除家庭教育的误区。然而家庭教育的误区到底在哪里呢？
北京教科院的王晓春在2000年5月11日的《北京日报》上撰文列举了当今中国家庭教育普遍存在的几大误区。我认为，这些误区，应该引起中国家长的高度警惕——
温室，只能将孩子培养成弱苗
家庭是培育孩子的地方，但培育的目的是为了把孩子送到社会上去，家庭只是孩子人生的起点站。如果我们把家庭营造成一个“温室”，那么孩子就成了温室中的弱苗，经不起“室”外的风吹雨打。
当然，家庭的小气候可以比社会温暖一些，它应该是个避风港，这对未成年人是必要的。但有两点要注意：“家庭温室”的温度不可高出学校和社会太多；否则孩子一离家就会感觉寒风凜冽，造成心理问题。“家庭温室”的温度要随着孩子的成长而下调，否则孩子永远长不大。比如，孩子离开家门到学校，他首先会觉得学校不如家里舒服，因为老师不迁就他，同学不谦让他，甚至他会讨厌上学。等孩子长大了，道理全明白了，可适应能力却跟不上去。
古人讲“粗茶淡饭”。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但要真正落实到行动上，就需要足够的理智。在一些家庭，孩子越离不开家长，家长越有满足感，好像这样才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家长感情用事，孩子怎能理智？家长“心太软”，孩子如何变得坚强？
挑错，挑走了孩子的自信
孩子总是有优点也有缺点，可是我们的一些家长通常都是瞪大眼睛盯着孩子的缺点。不管专家怎样提醒他们“多看孩子的优点”、“要以表扬为主”、“好孩子是夸出来的”，可就是改变不了许多家长爱批评孩子的习惯。这些家长有一种教育理念：所谓好孩子，就是去掉了缺点的孩子。孩子的任务是改错，大人的任务是挑错。许多伟大人物不是没有缺点的人，而是最大限度发展了自身优点的人。如果这些伟人从小就被批评包围，一直小心翼翼地做“乖孩子”，他们的长处就可能会被埋没。
挑错教育真的能使孩子改掉错误吗？不一定。不停地指责批评必然造成孩子的反感，挑错教育是孩子产生逆反心理的根源。孩子一旦有了逆反心理，错误不但不会改正，反而会强化。
成功的教育经验也告诉我们，发展孩子优势是克服他的缺点的有效办法。至于孩子有些小缺点，不理也罢，千万不可捡了一些芝麻，丢掉了西瓜。
分数排队，排不出孩子的全面素质
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留给我们的重要遗产之一是等级观念，官有九品，人有尊卑。
如今排序意识、等级意识，还深深地盘踞在我们的心中。在教育界，科举制度的排序思想摇身一变，就成了应试教育的分数排队。开家长会时，教师的重要任务就是公布全班学生的名次，以此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高考第一名被宣传为状元”，有的学校和地区还发奖金，开庆祝会，和古时候考中科举有人敲锣打鼓到家中报喜何其相似！更有人把这种排序行为美其名曰“竞争意识”。
排序意识的最大弱点之一，是他只盯着自己的位置，只要我能在某个群体内排在别人的前面，我就是老大。至于我这个团体整体是否有进步，我是不管的。我国自明清以后，一天天落后，但是状元照样一批一批考出来。现在我们也是，年年有状元，而且各科有各科的状元，各省有各省的状元，薪为大观。然而真正能推动国家发展的，并不是状元的头衔，而是实实在在的创新！
再说，分数排队的办法即使单从排序的角度看，也不可取。它是拿学生的一部分能力（书本知识、考试能力等）的水准作为整个人的水准（好学生、差学生）来排顺序。这根本就是以偏概全。
望子成龙岂能逼子成龙？
学海无涯“乐”作舟家长有权望子成龙，却无权也无法逼子成龙。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人，怎样生活主要应该由他自己来选择。
有许多家长是这样的：孩子一上幼儿园，家长就带着参加各种特长班；上学以后，每日伴读，逼孩子写作业；课余和双休日则送孩子去各种补课班。
家长不知想过没有，若自己不这样逼孩子，孩子成龙的可能性倒大一些。没有宽松的环境，没有自主性，孩子是成不了龙的。龙能在铁管子里直上直下地腾飞吗？
有这样一个比较。在美国，教师问家长：“您对孩子的希望是什么？”家长多半会说：我希望他在学校过得快乐。至于对孩子的成绩似乎没那么关注。而在我国，教师若问同样的问题，家长多半会说：我希望他成绩名列前茅。其实一个孩子学习越快乐，他对学习的主动性越高，成龙的可能性才越大，龙不是逼出来的！
孩子说：“最好的压岁礼物是给我们平等待遇”
春节，是中国的孩子们最盼望的节日。因为只有这个节日，他们才可能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稍事停息，歇一口气。而&，按照中国传统的习惯，孩子们还可以得到父母和其他大人们给的压岁钱。
然而，2000年春节，压岁钱在孩子心目中忽然间变得不重要了，那么什么样的礼物才能蠃得孩子的真正欢心呢？“最好的压岁礼物是给我们平等待遇。”这是这个春节期间，新华社记者肖伦添、黄庭满在福州采访时，听到许多中小学生说的一句话。他们说，父母已为我们成长创造了良好的物质环境，新年新气象，希望父母能给我们一个平等的精神环境，在家里与我们平等谈心，自己错了也能说声“对不起”。
林小明同学想不起爸爸妈妈曾经向他道过歉，但他对父母惯用的“高压”手法极为熟悉。他说，爸爸、妈妈每年给他不少压岁钱祝愿新年快乐，但他更想让爸爸妈妈听听自己的心里话，对自己表达的东西作出反应。
一位高中男生回忆说：“上初中时有一次我的作业迟交了，被老师罚停课。父母知道后认为我不听老师话，把我臭骂一顿。我不明白，因迟交作业，老师和家长就这样对我，而不是跟我好好谈心，让我吃一堑长一智。难道因为他们是老师、家长就可以这样？这件事像一道阴影笼罩了初中三年的学习生活，使我非常自卑。”
福州有关教育部门对小学四到六年级学生做的一项题为“我害怕……”的调查结果显示：小学生害怕之首是考试，排在第二位的是怕父母和老师。原因是孩子怕老师当着同学的面不留情面地批评，怕老师向家长告状；怕家长不分青红阜白对孩子或打或骂。
记者同时对一些家长进行采访，发现“家长权威”确实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张先生是位中学教师，他说：“我的小孩在茶崮山小学念书，今年三年级。在家里，我们有时也错怪孩子，事后觉得有点后悔，但都是心里想，一般不会向孩子道歉。家长嘛，毕竟还要有一点权威。”林女士是一个13岁孩子的母亲，她说：“向孩子赔礼道歉，我们从没想过。家长干嘛要向孩子道歉？”
福州市教委一位同志说：“孩子的心是柔弱的，经不起伤害。”他提醒道，“老师和家长都应尊重孩子的人袼，给孩子平等对话的机会，给他们创造一个平等、宽松的成长环境。
子女成材路上的“殉道者”
1997年3月，我在《中国青年》杂志策划并主持了一次题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母》的问题讨论，这次讨论，首先引发于我的朋友郭盖一篇来自北京“陪读村”的采访报告。最初，郭盖向我谈起北京“陪读村”中许多家长的陪读故事时，我的心灵遭受了一次强烈的震撼，进而是一种说不出的悲哀。这种震撼和悲哀交织着冲击着我，促使我以编辑的身份策划并约请郭盖写出了这篇关于北京“陪读村”的采访报告，我给这篇报告起了这样一个题目一《子女成材路上的“殉道者”》。
为何要起这样一个题目呢？我以编者的身份在采访报告写下了这样的题记：“殉，本是指因为维护某种事物或追求某种理想而牺牲了自己的工作、事业乃至爱情，我们权且将他们称为殉道者。”
现在，就让读者跟随我读一读郭盖这篇至今仍震撼着我并让我悲哀的采访报告的一部分吧！
在北京西城区鲍家街43号，坐落着我国音乐的最高学府一中央音乐学院。校园内新老建筑共存，看上去让人感到凌乱。更为特殊的是，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原因，这座音乐学府的附中、附小家属楼都在一个院内。由于校园的局限，大中学生们共用一个球场。附小的学生们，则只能插空进行一些体育锻炼。
环境等方面的原因，给学校的教学及生活管理带来了很多麻烦，同时也给很多附中、附小学生的家长带来了深深的忧虑。要知道，能够从全国各地数以万计的学生中过五关斩六将杀进这所音乐圣殿的学生，何其不易。哪一个孩子的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儿女能顺利地度过令人心神不安的一年试读期，顺利地升人中学直至大学，然后进人乐团或出国深造？为了能够顺利地达到这个目的，从80年代至今，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入音乐学院附中、附小的学生家长们，纷纷在音乐学院东门外的一片杂乱不堪的居民区中赁屋而居，以便就近照顾他们的孩子们。由于经济的原因，他们租住的房子往往是当地居民在自己的正式住房前自建的那些七八平米的小房子，甚至是四五平米的小厨房。为了他们的儿女，这些30多岁或40出头的父亲或母亲，除了原单位不景气下岗待业的，或有办法给自己办一个病休的，绝大多数辞去了自己的工作一也就是说他们放弃了自己年富力强的大好时光，用以换取儿女的成材。同时，他们也放弃了正常人的夫妻、家庭生活。他们的这种奉献，给当代子女教育留下了极为沉重的一笔。
考入这所学院的，有很大一批人来自东北三省和山东，因此陪读的母亲和父亲也大多来自这些省份。因此有人把这些陪读家长居住的地界叫做“陪读村”。享誉世界的青年小提琴家吕思清，就是出自这个“村”。来自山东青岛的吕思清在音乐学院学习时，他的父亲满头乌发，身板挺拔，离开北京时却双鬓斑白，老眼昏花，背驼腰弯……今天，一部分陪读的家长已经成为历史，另一部分陪读的家长却正在书写他们的历史，历史应该记住他们！
孔怡欣：我现在觉得我不是这个大社会中的一员，把希望全寄托在孩子身上。所以有好多人说，哎呀，你真伟大！我说谈不上。我总觉得我现在把自己给卖了，像赌博。
来自沈阳的郭帅去年考上音乐学院附小六年级，小提琴专业。陪读的母亲叫孔怡欣，40岁，是位中校军官，就为了陪读，她复员了，成了一名家庭妇女。
孔怡欣：我儿子4岁半开始随姥爷学琴。我也是从小跟父亲学琴，后来考上部队文工团。我弟弟是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姥爷也想把外孙培养出来。我和爱人都在部队，孩子一直由姥爷、姥姥带。1995年招生时，我带孩子来考“小五”，孩子一直进了三试。那年5个学小提琴的进了三试，只要两个。我们没录取上，但心里有点数了。考完试在北京找老师。我们两个星期来一次，早上从沈阳上车，晚上到北京，第二天早晨到阜城门买回程车票。这样星期五到，星期六下午上课，星期天早上4点多又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