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年底，我打报告要求转业。我当了24年兵，先在文工团，解散后又到部队，先升了上尉，又少校，最后从中校复员的。复员就意味着部队给你一笔钱人家就不管了，心里挺难受的。工作习惯了，在北京屋里一呆着，特别不踏实、闷得慌，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我天天买报纸看。我想最起码陪儿子到初中毕业，因为孩子从小生活能力差。中央音乐学院是全国最高的音乐学府，我们在沈阳拉得再好也是业余的。只有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才算迈进了专业的门。孩子能成为音乐家，首先要有音乐天赋，家长必须下功夫培养，老师再妤好教，三方面缺一不可。这孩子挺敏感，来了几天就说我们班上谁谁家攒了多少钱，一看他家就有钱。我问郭帅你怎么看呢？他说那些有钱的除了自费生就是支教生，专业上不怎么好。我跟他讲我们的家庭跟他们的家庭不一样，我们应比谁琴拉得好、文化课学得好。我平时不许他在外边吃零食。有一次他在学校吃苹果，我很严肃地批评了他。我说这亊虽小，但哪个学校允许学生在学校里随便吃东西？
我现在觉得我不是这个大社会中的一员，把希望全寄托在孩子身上。所以有好多人说，哎呀，你真伟大！我说谈不上。现在又不能去工作，发挥自己正常才能，所以心里不平衡。有人劝我搞搞传销什么的，可我不是傲买卖的人，也可能搞政工搞习惯了。文工团解散到政治处搞宣传，总是在教育别人，不适应商业社会。
这房子每月租金450元。我们娘俩每月花销1000多元。有时一细想挺害怕，就部队给的这点复员费，也就够在北京生活3年左右。这笔钱花光了就没有着落了。爱人在部队是固定工资，全给我们也不够花的。我总觉得我现在把自己给卖了，像赌博。好多人劝我不能为了孩子把自己的亊业全扔了，可我不扔孩子出不来怎么办呢？
郎国任：几年了，无论是风是雨，每天早晨送儿子上学比过去上班还准时。儿子进了琴房，我就窝在窗下听老师讲课，手拿笔记本记下老师讲的重点……
来自沈阳的郎朗1993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小钢琴专业，他陪读的父亲叫郎国任，今年44岁。原在沈阳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拉二胡的郎国任是个矮壮的汉子，面相比实际年龄要大。他的陪读生涯其实在沈阳就开始了。儿子3岁开始学琴，每个星期天他带儿子去沈阳音乐学院上课，5年多的时间里没缺过一次课。1991年郎朗在沈阳青少年钢琴比赛中获得业余组第一名，1993年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准备考附小的一个插曲令人感慨不已：辅导郎朗的一位老师在临考前数月提出不教了，沈阳的朱雅芬老师给他介绍了一位老师。这时是节骨眼上，孩子也有点泄气，平时是早晨6点起床练琴到7点，中午练1个小时，晚上再练3个小时，可一天中午郎朗和同学出去玩了，回到家后当父亲的拿出一包消炎药扔在儿子面前，说：“要么把药吃了，要么爬学校8层楼跳下去！”儿子第一次见到爸爸如此愤怒，他叫了两声爸，当父亲的盯着儿子说：“不吃药就跳楼，你先死我后死！”面对推门而去的父亲，儿子将热水倒在桌上，摔了药瓶，大声喊：“我不吃怎么的吧。”
父亲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激励了儿子。1994年，人学刚一年多的郎朗参加在德国举办的埃特林根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荣获第一名。1995年，郎朗参加第二届柴可夫斯基少年钢琴比赛获杰出艺术成就奖第一名。1997年考入美国费城寇蒂斯音乐学院，1998年10月起迅速走红欧美乐坛，与许多世界著名指挥和交响乐团合作，举行了一系列音乐会，并且成为著名的仏仏优唱片公司专属签约艺人。世界的目光在此向东方倾斜一一而这骄人成绩的背后，除了老师的培育，当父亲的付出的心血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郎国任：琴房里我让儿子带进去小录音机把课程录下来。冷天在身上袠一件军大衣，挡挡西北风。我原来在沈阳空政文工团做二胡独奏员，后来民乐不景气，自己又没成名成家的可能，心想老子不行儿子上，民乐不吃香了咱搞西洋乐器。
家长各有各的优势。我的优势是学过民乐，搞过配器，音乐上懂得多一些。别的孩子大多是母亲陪读，做饭洗衣照颜好孩子，这些做父亲的不行。我炒个白菜往里搁点肉，早晨煮点牛奶打个鸡蛋。郎朗皮实，吃什么都长肉。我有时在业务上比儿子还钻研。白天儿子跟老师学，我帮他记。回到家里儿子练琴我在一旁听着，有什么不对了指出来，提醒他老师是怎么说的。晚上儿子睡了我洗洗涮涮之后听听。中外专家来学院讲学，儿子没下课我先去占位子，儿子听不着的我都听。几年来我听专家们的课比儿子都多，把听到的东西拿回去和儿子分析研究。后来我不但辅导郎朗，还自己带了几个学生。
工作、家庭当然是牺牲了很多，但后来是牺牲得比较习惯了。有时把这些年的酸甜苦辣合计一下，甜的时候就那么一剎那，其余的时候都是苦的。苦的时候我能老20岁，甜的时候我一下能年轻40岁，只不过这种年轻只是一瞬间的亊。但不是所有家长都有这一瞬间，99%的家长都没有。两代人造就一代人，就是这么想的，就是这么过来的。
王晓敏：我不是一位为了孩子能牺牲一切的母亲。我和儿子之间的亲子之情绝对到不了让我牺牲自己来成全他的地步。我现在做出牺牲是不情愿的，真的是无可奈何。
王晓敏原是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她主持的青年栏目是全国电台最早出现的一个杂志性栏目，多次在全国青年节目评比中获一等奖。她于1992年来京陪读，那一年学长号的儿子13岁。她陪读的原因比较特殊：进入青春期的儿子情绪反应非常强烈，专业课越来越差，脾气喜怒无常，发作起来不管死活。刚入学不到半学期老师就反映他情绪不好，很危险。于是她在1992年8月向台里递了辞呈。
王晓敏：现在社会大环境变得这么厉害，连大人也找不到价值取向，更何况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不只是音乐学院，所有教育环节都没有适应这个变化了的环境，家长不在这儿陪着就要出亊。我们过高要求学校当然强人所难。
我开始时在西单租了一间房子。儿子上课去了，我呆在小屋里无所亊事，便上街买报纸，把读报当成一种寄托。后来报纸涨价了，我就不买了，这等于断了自己的食粮，觉得自己完了。每次到学校去，看到别的家长心安理得，生活的目的似乎就是相夫教子，又觉得陪读很正常，我羨慕，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呢？可我不能骗自己。每个人不一样，我是被逼无奈。这样的生活简直把我摧垮了，我掉进了无底深渊。
我不想让别人同情，但我渴望别人帮助。对待生活的态度，我只愿看到好的一面。我经常想，家长陪读是不是一种必然？许多家长更注重培养孩子的良好人格，这个问題更重要。学校应该更多从人性角度教育孩子。随着社会发展，有些道德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但作为人格上的东西应该是不变的。比如正直、善良、诚实，对社会做贡献应该什么时候都不变。既让孩子们健康发展，又使个性得到发挥。如果学校从音乐、文化、道德教育、管理机制上都有一个完整体系，我们家长可以不来陪读。但在现有条件下，陪读就是一种必然。
邢进过生日的时候，忘不了将最大的蛋糕留给母亲；可另一位母亲就没那么幸运，她带女儿去西单时，女儿不跟她在一起，说母亲穿得土了吧叽的掉份……
来自沈阳的小姑娘邢进已经上高一了，她的专业是钢琴，陪她的母亲名叫徐远芳，有人说她的名字就注定了要远离家乡。邢进1991年考入音乐学院附小五年级，一直挺顺利的她遇到了所有家长都不愿看到的一个事实：一年试读期完了以后，学校让她由正式生改为自费生。面对这个挫折与耻辱，母女俩含辛茹苦，挺过来了……
徐远芳：她爸爸是搞专业的，吹长号，我当兵时也是文艺兵。女儿4岁那年，我们用买彩电的钱给女儿买了台钢琴。我们在挂历背面画上五线谱，拿扣子在上面摆玩具似地给她摆会了。后来在沈阳音乐学院给她找了老师打基础。她爸那时老下基层演出，他是沈阳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女儿学琴就归我了。我不会弹琴，但耳朵比较好，老师给上课我也跟着听，回来带她练琴。
上一年级时她参加了沈阳电台小音乐家杯赛得了第三名。1991年我们考进了音乐学院附小。上完六年级，学校决定让她初一念自费。孩子当时跟我说：“妈妈你看我上自费得花多少钱？”我说：“你不要考虑这个问题，爸爸妈妈会给你解决。”我们这学期上自费，明年争取上公费。你尽最大努力能转上更好，转不上我们就打道回府。
这样我从初一开始正式陪读，给她在北京买了一台钢琴。这会儿我打了转业报告，为了孩子，高级职称也没评上，复员时是正营职走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我的帮助。我当时采取的措施是：老师批评她，我就安抚她；等她取得成绩时，我就给她指出毛病。这一年升初二考试时，我让我爱人也来了，一是让他给我们娘俩壮壮胆，再一个要是转不上公费，让他带一部分东西先回去。也真是老天不负苦心人，转公费5个人考试，就一个名额，我女儿给争下来了从1993年陪到现在，4年了，当初复员时我真有点接受不了。我爱人说：“老伴不管怎么说你是为我们的女儿，将来你没工作了我养活你！”
每年女儿过生日都跟我过，去年10月过生日时，她跟我商量想回宿舍和同学一起过。我说行，妈妈给你订一个生日蛋糕吧。我说做一个双层吧，她说单层的就行。在宿舍过生日切蛋糕时，她切了一大块放在一边，然后才给别人分。同学说：“你那么偏向给谁，那么大一块？”她说：“是给我妈妈留的。”晚上她把这块蛋糕拿回来，她说：“妈妈我过生日是你受苦的日子，你陪了我这么多年，我应该把最大的蛋糕送给你。”我当时止不住眼泪直往下掉。孩子大了，理解母亲的心了。
也有不理解母亲的心的孩子。妈妈在这儿陪着，她又搞对象又东跑西颠，找不着影儿，根本不把妈妈放在眼里。有一个从太原来的女孩子，家境并不好，父母省吃俭用地供她，可她来北京后，变得很自私。有一回她母亲用出差机会来北京看她，那会儿我们俩住一间房。她妈说下午带她去西单买些衣服，然后第二天就回去了，可女儿不让母亲跟她在一起，她说和同学一块去，让母亲在一达等着，她看上哪件衣服母亲只管交钱就好了。路上还说母亲穿得土了吧叽的掉份。她妈穿了一件工厂发的工作服，所有的钱全供她了。回来后，这位母亲进屋就面朝里躺床上了。我问她怎么啦，她也不说。我过去一扒拉她，她正沖墙掉眼泪呢！后来这个孩子还出国了。可这样一个只爱自己，连母亲都不爱的孩子，将来能怎么样呢？父母尽管伤心，可还是满足了她出国的要求。
陪读的家长中，经济条件好一些的大多集中精力照顾子女；经济条件差一些的，就得找些活儿干，以补貼生活。在学校里找的活一般是看琴房、在宿舍为学生做生活老师。还有的在外面看孩子、烧锅炉、当卫生员、给包工队做饭，也有的在学校一个角落经营起家乡的风味小吃……这实际上是他们为了生存而作的最后努力。除了极少数家庭由于这样长期两地分居而导致破裂，绝大多数陪读家庭保持着他们艰辛的完整……
看一看不陪读的孩子怎么生活，听一听他们的校长怎么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