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大战期间，冯玉祥临阵倒戈，突然发动政变，民国大总统曹锟被迫下野。冯玉祥在拥戴段祺瑞出山主持大局的同时，电请孙中山到北京共商国是。一心想统一中国的孙中山，仿佛又看到了新的机会，决意北上。
11月24日，段祺瑞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孙中山一行先到日本盘桓数日之后，终于在12月4日，抵达天津，当天即感到身体不适，到北京后病情加剧。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一生执着于中国革命事业的伟人永远离开了中国，离开了这个世界。直至临终之前，他还谆谆告诫同志：“希望诸同志努力奋斗，达到三民、五权之主张！”
同样是1925年，孙中山的同乡，永安公司创始人郭乐收购上海大中华纱厂，在经济领域持续推动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孙中山通过改组国民党，通过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使其深陷困境的革命事业又焕发出新的生机，也使他的政治生涯走上了一个辉煌的巅峰。与此同时，中国北方的政治局势正在发生着急剧而复杂的变化。这种变化，仿佛又让他意外地看到了统一中国的机会。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政局之纷乱、之波诡云谲、之瞬息万变，不仅使身在其中的许多中国人满腹狐疑、心神迷乱，也时常让国外的政治观察家们莫名惊诧，瞠目结舌。
1924年9月8日，刚刚创刊一年多的美国《时代》周刊首次选择了一位中国人作为封面人物。有幸成为这个华夏第一人的，既不是北京的民国大总统曹锟，也不是把“大本营”设在广州的“大元帅”孙中山，而是实力派军人吴佩孚。那期的《时代》周刊，将他们认为是“中国最强者”的吴佩孚介绍给美国和世界：
他是中国最能干的军事家。他统治着除满洲之外的整个北方和中原。他任直鲁豫巡阅使，北京位于他的管辖省份之内。他不仅仅是一位军事天才，还精通文化、科学和文学。他学习很刻苦，近来他开始学习英语，聘请了一位家庭教师。他只给家庭教师一个小时的授课时间：早上4：30到5：30。他还以“说话柔和、手段强硬”而著称。
当时，吴佩孚的政治地位的确如日中天。在国际上，不仅被欧美等西方国家所普遍看好，认为他“比其他任何人更有可能统一中国”，就连苏俄驻华全权代表越飞也对他有着极高的评价。越飞去广州与孙中山会面之前，曾积极与吴佩孚联络，赞美他“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政治家的老练果敢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智慧集于一身”，希望拉拢他与苏俄合作。
在国内，吴佩孚更是备受推崇，风头强健。1923年4月22日，他五十大寿，全国各地数千宾客云集洛阳，到他的大本营去祝寿。康有为还为此专门写了一副寿联相赠：“牧野鹰扬，百岁勋名才半世；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这两行多年来一直以“联中佳构”而著名的文字，虽然略有过誉之嫌，却也颇为形象地反映了吴佩孚当时享有的声望和位置。
然而，就在这位“军事天才”作为封面人物登上《时代》周刊的一个多月之后，风云突变，他竟然遭到部下冯玉祥的致命一击，从此一蹶不振，渐渐淡出了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这个看似意外的突发性事件，使已经混乱不堪的中国政局变得更加诡异。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两年前被吴佩孚驱除出中原的奉系军阀卷土重来，再次挥师南下。15日，张作霖派出两路大军，分别向山海关（旧称榆关）、朝阳进击。17日，吴佩孚应大总统曹锟的紧急请求由洛阳赶到北京主持军务。当时，直系大将冯玉祥、王怀庆和曹锟政府的全体阁员及京城文武官吏全都赶到车站摆队相迎，场面十分隆重。18日，吴佩孚在公府“四照堂”成立“讨逆军”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并任命彭寿莘为第一军司令，王怀庆为第二军司令，冯玉祥为第三军司令。关于这次大战爆发之前的“四照堂点将”，有两位民国著名人物分别从一暗一明两个角度进行了描述，两相比较，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民国初年的政治生态。
一位是冯玉祥，不久之后发动北京政变的主要策划者与实施者。他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撰写的回忆录里，以文学化的手法描写这次“四照堂点将”
四照堂四面都是玻璃，电灯明如白昼，厅中置一长条桌，挨挨挤挤坐了60多人。大家坐了许久，才听到有人大声地报告道：“总司令出来啦！”嚷着，吴佩孚已经摇摇摆摆走到堂中。且看他那副打扮：下面穿着一条白色裤子，身上穿的是紫色绸子的夹袄，外披一件黑色坎肩，胸口敞着，纽子也不扣，嘴里吸着一根纸烟。他走到座上，即盘腿在椅子上坐下，斜身靠住条桌，那种坐法，宛似一位懒散的乡下大姑娘，于是口授命令。念到中间，电灯忽然灭了，半晌才复亮，王怀庆（直军第二军司令）和我坐在一处，附在我耳朵根低声笑道：“不吉！不吉！这是不吉之兆！”我笑而不答。
冯玉祥的描写是否真实，大约永远无法求证了。但是，冯玉祥内心里对吴佩孚的不满与蔑视却已经昭然若揭了。
另一个对这次“四照堂点将”加以具体描写的是民国时期著名记者、受现代史学家所普遍推崇的陶菊隐，他写道：
吴在四照堂点将，由于曹锟畀以全权，诸将唯唯听命，俨然是个“全国兵马大元帅”的模样。19日，就有各国记者蜂涌（拥）而来，吴满有把握地向他们说道：“我出兵二十万，两个月内一定可以平定奉天。张作霖下台后，他的儿子张学良可以派送出洋留学。”
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场景，陶菊隐和冯玉祥让我们看到了两个不同的吴佩孚。不管“四照堂点将”到底是怎样一种情形，盛极一时的吴佩孚吴大帅很快就尝到了失败的苦果。按照他的部署，冯玉祥的第三军应该在“四照堂点将”之后立即由古北口、喜峰口向平泉出发，会合王怀庆的第二军攻击奉军的侧翼。吴佩孚那时肯定没有意识到，他正在一步步走入冯玉祥给他设下的圈套。
吴佩孚的军令下达后，冯玉祥却按兵不动。他先是索要军饷，然后又要求增拨一批运输车辆，一直拖到9月23日，才磨磨蹭蹭地率领部队离开北京。队伍总算是开拔了，可刚走到怀柔，他就发布命令，借口运输不便，叫士兵们一边修路一边缓慢推进。这时前方战况已经吃紧，吴佩孚连发急电，催促他率部迅速赶往前线参战。冯玉祥却另有打算，坚持滞留在怀柔坐观直军成败。
早在从北京出发之前，冯玉祥等人就密谋了两套对付吴佩孚的计划：一个是观望不前，逼吴佩孚亲自出马，如果吴佩孚真能打出山海关，他们就切断吴佩孚的后路，守住关口阻止吴佩孚南归，然后胁迫曹锟任命吴佩孚为东北巡阅使，让他和奉军在关外互相残杀，这个计划叫倒吴不倒曹；另外一个计划是，如果直军在前方失利，冯玉祥就命令部队向后转，反攻北京，连曹锟一起赶下台，这叫曹、吴同倒。
9月28日起，战事转趋激烈，直系军队伤亡惨重，情况危急。10月12日，吴佩孚不得不亲赴山海关督战。吴佩孚肯定没想到，他此番离开北京之后，就真的回不去了。
10月19日，冯玉祥突然命令部下回师北京，沿途割断电线，严密封锁消息。22日晚，冯军抵达北京，控制各城门，占领车站、电报局、电话局等交通电讯枢纽。23日，冯玉祥发出通电，要求停战，惩办祸首，同时软禁了大总统曹锟。消息传出之后，正在前线苦战的直系军队立刻土崩瓦解，溃不成军。11月2日，曹锟在当了一年零二十几天总统之后宣布下野，第二天吴佩孚率领残兵败将经海路逃往长江流域。
中国政治的背后总有列强的影子，尤其是苏俄与日本的影子。吴佩孚一败涂地，除了冯玉样临阵倒戈之外，也与他和日本人的冲突有关。就在“四照堂点将”的第二天，日本公使曾专门拜访吴佩孚，希望他打到奉天后保证日本人的特权和维持日本人的既得利益不变。结果他瞪大了眼睛说：“这我可管不了，你得问外交部去。我的任务是讨贼，任务完成后我不要东北地盘，依旧回到洛阳去。”对此，陶菊隐分析评价说：“他显然拒绝了日人的要求。后来他的失败与外交问题有莫大关系。”
冯玉祥发动政变，虽然一时掌握了北京政府军政大权。然而，以他个人的实力和威望，这种局面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所以，10月25日，也就是政变成功的两天之后，冯玉祥做出了两项决定：一是将自己控制下的部队改编成“中华民国国民军”，自任总司令，拥戴皖系军阀段祺瑞为国民军大元帅；二是电请南方的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奉、皖两系军阀和孙中山一向共同反对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军阀，当时有所谓“反直三角同盟”之称。现在，直系军阀失势了，这种旧日的“同盟”关系也就变质了，它迅速蜕化成了争权夺利的暗战。
10月27日，孙中山复电冯玉祥、段祺瑞：“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亟应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
四分五裂的中华民国，似乎又一次出现了结柬军阀混战乱局，走向和平稳定的新机遇。然而，正如美国驻华记者约翰·鲍威尔说的：“在政治上，冯是个靠不住的盟友。”
10月31日，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召集军政联席会议，就北方出现的新局面讨论应对方案。会议决定：孙中山尽快北上，与冯玉祥、段棋瑞、张作霖等共商统一建国方略；同时，坚定不移地继续进行武装斗争，力争攻下赣、湘两省，并全力肃清盘踞在东江的陈炯明残余势力。
第二天，孙中山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讨论与奉系张作霖、皖系段棋瑞的合作问题。会上，鲍罗廷认为，北京政变为国民党提供了一个“登上国民革命斗争大舞台并成为大政党的极好时机”，机不可失，否则就会有被各方政治力量排挤、削弱，甚至边缘化的危险。因此，国民党不仅应该马上发表公开宣言，表明自己的建国主张，而且要通过孙中山率领国民党代表团北上这个实际行动，努力捍卫自己的立场。
鲍罗廷的想法与孙中山不谋而合。11月10日，孙中山以中国国民党总理的名义发出《北上宣言》，除重申反帝反军阀的立场，强调三民主义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纲领之外，还表示完全接受共产党对处理时局问题的主张。
早在1923年6月，直系军阀通过政变驱逐总统黎元洪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共中央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里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的要求。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中共中央又发表《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再次呼吁召开国民会议。这个立场得到了孙中山的赞同，并写入了他的《北上宣言》：
对于时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而在国民会议召集以前，主张先召集一预备会议，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事。
国共两党全力主张召集国民会议，是为了打破北方军阀、政客的权力垄断，更广泛地体现各阶层民众的意志。所以，他们又提出了国民会议和预备会议应该全面吸收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等各界代表的设想。
孙中山的《北上宣言》受到了北方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的欢迎，他们要求实现民主政治的呼声愈发高涨。
11月13日，孙中山离粤北上，随行的有宋庆龄、汪精卫等十多人。17日抵达上海，入住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寓所。由于孙中山积极与苏俄合作，到上海后又尖锐批评英法两国，《字林西报》公开发表“广州大元帅不应居于商业性租界区内”等言论，对他进行抵制，租界当局也要求他“不得在租界内进行政治活动”。22日，孙中山偕宋庆龄、戴季陶等随行人员搭上日轮上海丸前往日本。对于许多人来说，孙中山这次曲线北上的日本之行是个有些难以理解的意外。
直系政权倒台后，冯玉祥匆忙组织了所谓“摄政内阁”，以填补权力真空。这个“摄政内阁”不仅受到了各省直系军阀的通电抵制，就连他的反直盟友张作霖也十分不满，强烈要求组成新政府取而代之。
11月15日，张作霖、冯玉祥等人经过协商之后，公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总执政，代行政府职权。这个选择立刻受到了各省直系军阀的一致拥护（逃往武汉的吴佩孚除外），西南联省自治派的唐继尧、赵恒惕、熊克武、陈炯明等人也表示支持。
段祺瑞受到推举后，本来打算留在天津与孙中山见面后再往北京就职。但是吴佩孚突然在武汉发出组织“护宪军政府”的通电，使局势顿时又变得复杂起来。冯玉祥、张作霖催促段祺瑞迅速成立新政府以定人心。段棋瑞又见孙中山久等不来，便于22日提前赴京。于是，历史就出现了这样的巧合，同在22日这一天，段祺瑞去了北京，孙中山去了日本；又同在24日这一天，段祺瑞在北京陆军部宣誓就职，孙中山刚好抵达日本神户。
在日本盘桓数日之后，12月4日中午，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一行终于由日本神户乘北岭丸抵达天津法租界利昌（一说美昌）码头。
这座利昌码头，过去也曾叫招商局码头，在孙中山三次至关重要的天津之行里，至少两次和它有关。1912年，中国实现和平统一，孙中山北上会晤袁世凯“谋国利民福之政策”，就是在这里登岸的。当时，各界代表、军乐队齐集码头恭迎。欢迎人群脱帽欢呼：“中国第一伟人孙中山万岁！”“中华民国万岁！”军乐队高奏欢迎的乐曲，警察行举枪礼。十二年之后，孙中山又在这里登陆，开始了新的统一之旅。
为了迎接孙中山北上，国共两党联合发起了“天津市民欢迎孙中山先生筹备会”，组织五十多个团体的工人、学生、市民两万多人到现场恭候这位革命领袖。12月4日这天，孙中山等人刚刚出现在利昌码头，无数面写着“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小旗子一起挥舞，“孙中山万岁！”“国民会议万岁！”“国民革命万岁！”的口号声响彻海河两岸……
我在天津采访时，曾到过这处历史现场：1912年的招商局码头，1924年的利昌码头。今天，它是营口道的一部分。在那条已经改造成河滨观光带的美丽堤岸上，再也看不到船舶往来、汽笛嘶鸣的繁忙景象了，更不可能复现彩旗飘扬、万众欢呼的激动与热情。在这里所能见到的，只有静静流淌的河水，以及手持鱼竿默默享受着垂钓之乐的老人。让人民安宁闲适，无忧无虑地体会生活之美，其实是近百年来中国所有进步人士一致追求的共同理想。
孙中山抵达天津后，先到临时行馆张园稍事休息。当天下午即带领汪精卫、孙科、黄昌谷、李烈钧等十几名随员赴曹家花园拜访张作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