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互相攻杀，争当霸主。后期，一度称雄天下的魏国国力渐衰，可是国君魏安厘王仍企图出兵攻伐赵国。魏国大臣季梁本已奉命出使邻邦，得知这个消息，立刻半途折回，他还来不及整理一下衣帽，就赶紧去劝阻魏王。季梁对魏王说：“我这次在路上遇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魏王就问他是什么事。季梁说：“我在路上遇见一个人，正急匆匆地赶路。有个路人问他去哪里，他回答说去楚国。路人告诉他说：‘到楚国去应往南走，你这是在往北走，方向错了，赶紧往回走吧。’那人却满不在乎，说他带了很多盘缠，雇了上好的车，驾的是骏马，车夫的驾车技术也很精湛。路人无奈，只好眼睁睁看他走远了。”讲完故事之后，季梁对魏王说，“现在大王想要称霸中原，一举一动都应取信于天下，这样才能树立权威；如果仗着自己国大兵多，用武力攻打邻邦，就不能建立威信，离您的理想越来越远了。正像要到南方去的那个人驾着车子往北走一样！”安厘王听后，认为他说得有理，于是就取消了攻打赵国的计划。
在中国，这个“南辕北辙”的典故可说是人人皆知，其道理十分浅显：无论做什么事，首先都要认清形势、看准方向。如果大方向是错的，再努力也是白费功夫，反而会离最初的目标越来越远。然而，大多数人读到这个故事，都只是一笑了之而已。在人们看来，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傻瓜。的确，“南辕北辙”反映的是一种极端的情况，那就是目标与方法完全背道而驰。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遇到更多的情形是做事方法不对头，在达到目标之后，才发现走了很多弯路。
如何才能不走或者少走弯路呢？这要求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之前，都要对目标和方法加以考察和分析，既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拘泥于前人的经验。我们要学会创造，用真正属于自己的方法去实现目标。当然，有时针对同一目标的正确方法有很多种，都能达到“殊途同归”的效果。但我们要善于找到一个最佳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更省时、更省力地实现目标。
以军事上的战略战术为例。“兵圣”孙武强调，善于指挥战争的人，降服敌人的军队不是通过战场厮杀的方式，夺取敌人的城池不用强攻的手段，毁灭敌人的国家也不需要旷日持久的征战讨伐。他们务求用完整全面的胜利而争雄于天下。这样，自己的军队不致于疲顿折损，而胜利已经圆满完整地获得了。在孙武看来，“不战而屈人之兵”，便是赢得战争的最佳方式。
春秋时代，秦穆公任命孟明视为大将，准备突袭弱小的郑国。当时，秦国在郑国安插了儿名奸细，准备来个里应外合，一举灭掉郑国。郑国有个贩牛的商人名叫弦高，那天他正赶着牛去洛阳做生意，途中碰上了秦军。弦高看出了秦军的意图，就一面派人回郑国报信，一面赶着12头肥牛来到秦军驻地，自称是郑国使臣，奉国君的命令，犒劳秦军来了。秦军主将孟明视大吃一惊，心想：原来郑国已有了准备，我们的偷袭很难成功了。于是，他收下了送来的肥牛。不久，秦军顺路灭掉了滑国，就退兵了。这时，郑国国君也收到弦高的信，立刻下令驱逐了秦国奸细。弦高用犒军的方式逼退了前来偷袭的秦军，使郑国未费一兵一卒就得以保全，其过人的智慧和胆识历来受到兵家的称赞。
无论是在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领域里，还是个人的求学、创业、致富的过程中，目标与方法的统一都是首要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便能为成功打下良好的基础。否则，就可能走很多弯路，甚至功败垂成。解决这个问题并非易事，需要具备远见卓识。然而，天下没有生来就具有远见卓识的人，都需要依靠后天的刻苦磨炼。《中庸》里说，“他人知道一件事，自己要知道一百件；他人了解十件事，自己要了解一千件”，意思就是要勉励自己多下苦功，正所谓“功到自然成”。
对于成功人士来说，他们在迈向成功的道路上，大都绞尽脑汁，思考各种方法，而且不轻易放过任何机会。美国人哈德林25岁的时候，还只是一名穷困的失业青年，但他梦想成为一位大富翁。于是，他尽可能地了解有关投资和不动产的知识，暗暗为自己定下目标：在30岁时成为百万富翁。有一次，哈德林从一位房地产中间商的口中，得知一个人急于以14500美元的价格卖掉自己的房子。哈德林立即行动，首先他了解到这所房子坐落于中产阶级住宅区，房子状况极佳，数一流建筑。随后，他找到房主，经过讨价还价，双方以1万美元的价格成交。当时哈德林的银行存款不足500美元，但他不肯就此放弃机会。他和房主签完约后，返身直奔银行，以借款的方式得到了1万美元，付给了房主。接着，哈德林又来到另一家银行，以新购的房产为抵押，贷款1万美元还清了第一笔银行的借款。没过几年，他的承租人帮他还清了第二家银行的贷款。就这样，在致富这一目标的驱使下，图德拉开动大脑，巧妙周旋，很快成为了百万富翁。
人们都期盼自己能获得成功，然而自身却缺乏必要的才能谋略。如果真能向那些事业有成之士学习，苦思用之于世的方法，并亲身加以实践。当自己获得超强能力的时候，还用得着担心不为世人所知，不能实现梦想吗？
因人制宜，因人施术
树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世界上也不可能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人。据此，鬼谷子认为，我们说话、办事都要因人而异。只有全面而深刻地了解别人，才能“无为以牧之”，更好地实现“求其利”的目标。
有一则寓言，说一个人养了一只狗和一头驴子。有一天，主人外出吃饭，带回了一些食物。一进家门，他就把这些食物扔给狗吃，狗愉快地摇着尾巴迎上去。主人高兴地抱起了狗。驴子非常羡慕狗，心想：“为了让主人高兴，我是否也可以这样呢？这对我来说很容易办到。”想着想着，驴子也跑了过来。它摇着尾巴，抬起一只丑陋的前蹄，欢蹦乱跳。主人大喊道：“哎呀，这驴子一定是疯了，快拿棍子来！”结果，驴子被打了一顿，还被拴在了马槽边。
显然，驴子的错误在于它忽略了自己与狗的区别。在现实生活中，同一件事不一定适应不同的人。因此，对于不同的人，应该采取不同的对策。聪明人善于根据别人不同的特性，采取完全不同的对待方法。《论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子路和冉有都问孔子，“听到一件事，是否可以立即去做？”而孔子给两人的答案截然不同。对于子路，孔子回答：有父亲和兄长在，为何不先问问他们再去做呢？而对于冉有，他的回答是：可以立即去做。孔子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冉求做事总是退缩向后，所以要鼓励他去做；而子路胆子大，有时很鲁莽，所以要压压他。
孔子之所以成为伟大的教育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懂得“因材施教”的道理。他的那些杰出的弟子受到老师的影响，在建功立业的道路上也多精于此道。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困齐救鲁的故事，便是其中最有说服力的例子。
春秋末期，齐相田常说服齐简公兴兵伐鲁。当时齐强鲁弱，鲁国形势十分危急。孔子派子贡前往齐国斡旋。子贡见到田常，洞悉了田常蓄谋篡位，欲借战争铲除异己的心理，于是以“忧在外者攻其弱，忧在内者攻其强”的道理，劝他不要让齐国攻打弱小的鲁国，而应转而攻打强大的吴国，借此才能达到隐秘的目的。田常虽然认为有理，但因齐国已作好攻鲁的部署，找不到借口转而攻吴。子贡说自己可前往吴国，说服吴王夫差救鲁伐齐，到时齐吴交战就顺理成章了。田常高兴地同意了。子贡赶到吴国，见到野心勃勃的夫差，就说：“若齐国攻下鲁国，势力大增，必将伐吴。大王不如先下手为强，联鲁攻齐，吴国不就可成就霸业了吗？”夫差心动，但又担心老对头越国乘机进犯，一时间犹豫不决。子贡又马不停蹄前往越国，说服越王随吴伐齐，解除了夫差的后顾之忧。子贡游说三国，已经达到了预期目标，但他又想到吴国战胜齐国之后，定会要挟鲁国，鲁国到时必须有所依靠。于是他又悄悄来到晋国，向晋定公陈述利害关系，劝他加紧备战，以防吴国进犯。后来，吴王夫差果然率十万精兵攻打齐国，越、鲁两国也派兵助战。齐国大败，只得请罪求和。夫差大获全胜之后，立即移师攻晋，却被早有防范的晋国击退。
子贡充分利用齐、吴、越、晋四国的矛盾，抓住主要人物的不同心理，区别对待，巧妙周旋，既击败了齐国，又灭了吴国的威风，使鲁国从危难中解脱出来，显示了高超的纵横之术。
人是形形色色的，如果相互熟悉还好办，如果对方是一个我们并不熟悉的人，那又该如何对待呢？再来看一个寓言，说有一个人买了一头驴子，想要牵走试试看。他把这头驴子牵到自己的驴马之中，驴子立刻来到一头好吃懒做的驴子身边。于是，这个人立刻和卖主说：“这驴子我不买了，它是一头懒驴！”卖主问：“你的这种方法可靠吗？”这个人回答：“当然可靠。我想，什么样的人就会选择什么样的朋友。”
懒驴的身边，往往都是一些懒驴。即便本来不是懒驴，与懒驴相处久了，也难免变成懒驴。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也都晓得“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道理。因此，我们可通过考察一个人的生活圈子，对其做出相对合理的判断，进而决定对他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古时候，齐宣王喜欢招贤纳士，于是让淳于髡举荐人才。淳于髡一天之内向齐宣王推荐了七位贤能之士。齐宣王和他们谈了谈，发现果然个个本领高强。齐宣王很惊讶，就问淳于髡说：“寡人听说，人才是很难得的，如果一千年之内能找到一位贤人，那贤人就多得像肩并肩站着一样；如果一百年出现一个贤人，那贤人就像脚跟挨着脚跟站着一样。现在，你一天之内就推荐了七个贤士，那贤士是不是太多了？”淳于回答说：“不能这样说！要知道，同类的鸟儿总聚在一起飞翔，同类的野兽总聚在一起行动。人们要寻找柴胡、桔梗这类药材，如果到水泽洼地去找，恐怕永远也找不到；要是到山的北面去找，那就可以成车地找到。这是因为天下同类的事物，总是要相聚在一起的。我淳于髡大概也算个贤士，所以让我举荐贤士，就如同在黄河里取水，在燧石中取火一样容易。我还要给您再推荐一些贤士，何止这七个！”
正如鬼谷子所说，世上之人有贤、不肖、智、愚、勇、怯等等区别。人们往往愿意展示自己的贤、智、勇，没有人愿意暴露自己的不肖、愚、怯。因此，我们需要练就一双辨人识人的慧眼，隔着肚皮去读懂人心。在倡导“以人为本”的现代社会里，这可以说是任何人成就大事业的必备条件。
心思缜密，功守兼备
鬼谷子强调应用捭阖之术要确保周详缜密，攻守兼备。若捭阖得不好，反而会让自己门户大开，一败涂地。其术最关键之处，在于应“闭”时确保能自守门户，韬光养晦，度过难关，从而占据先机，一役而胜。在历史进程中，凡能建功立业者，无不深谙此道。魏大将军司马懿、明成祖朱棣等人，都曾以周密的捭阖之策而反败为胜，纵横天下。
魏文帝以后，太尉司马懿掌握兵权，势力日渐膨胀。曹氏宗族对司马懿戒备之心日重，矛盾日益暴露。大将军曹爽用明升暗降的手段剥夺了司马懿的兵权。司马懿立过赫赫战功，如今却大权旁落，心中十分怨恨，但他看到曹爽现在势力强大，一时恐怕斗他不过。为了躲避曹氏宗族的锋芒，司马懿称病在家，多年不朝。当曹爽派亲信李胜去司马懿家探察病情时，司马懿装出一副重病的样子，头发散乱，躺在床上。李胜说：“好久没来拜望，不知您病得这么严重。现在我被任命为荆州刺史，特来向您辞行。”司马懿故意说：“并州是要地，一定要抓好防务。”李胜说：“是荆州，不是并州。”司马懿还是装糊涂。这时，侍女来给他喂药，他吞得很艰难，汤水从口中流出。李胜回去向曹爽作了汇报，打消了曹爽的疑问。不久，司马懿乘曹爽放弃戒备，外出祭祖的机会，发动政变，等到曹爽闻讯回城，大势已去。司马懿以篡逆的罪名，诛杀曹爽一家，曹魏政权实际上已是有名无实。
司马懿伪装自己，博取敌人的信任甚至是同情，尔后突施冷箭，“毕其功于一役”，真可谓老谋深算，难怪当初诸葛亮将他视为平生劲敌。反观曹爽，此人在人才济济的曹魏政权内官拜大将军，绝非平庸无能之辈，但他缺少心机、麻痹大意，正如缺少了牙齿的猛虎，被人玩弄于鼓掌之上。两人这一胜一负，一生一死，一荣一辱，并不仅仅取决于实力，而更是取决于心思的缜密程度。
司马懿装病麻痹政敌的伎俩，也曾被后世的明成祖朱棣效仿过。明太祖朱元璋死后，皇太孙朱允炆即位，称为建文帝。建文帝鉴于藩王势力太大，威胁君权，因此决意削藩，燕王朱棣自然成为他的眼中钉。朱棣是明太祖的第四个儿子，一向带兵驻守在北平一带，战功赫赫，在朝廷上下都很有威望。为了麻痹建文帝，朱棣假装得了精神病。建文帝派使臣去探病，那时候正是大热天，燕王却坐在火炉边烤火，嘴里还不停地叫冷。建文帝也就相信燕王真的病了，但是他的心腹大臣齐泰和黄子澄却怀疑朱棣装病，他们想秘密逮捕朱棣。朱棣得到这个消息，立刻借清除奸臣黄子澄、齐泰的名义，举兵南下。这场内战打了三年多，最后燕军攻占了都城应天府。建文帝下令放火烧宫，最后和皇后一起跳到大火里自杀了。朱棣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皇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