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俄国军队强攻居高临下的英克尔曼，以拔除对塞瓦斯托波尔港口的威胁。经过激战，英军借着弥漫浓雾的掩护，总算打赢了这一仗。但却没有趁势巩固胜利。英军疲惫不堪，俄国人的勇敢顽强使军官们受到很大震惊，当时的情势已很明显，英军不可能在开春之前攻下塞瓦斯托波尔港口要塞，便打算在塞瓦斯托波尔附近的高地据守过冬。但是既无给养，又无输送给养的办法，帕拉库拉玛连接高地营区的惟一通道已被重炮的铁轮碾轧得无法通行了。
寒风凛冽，无遮无盖，也没有燃料，任凭没完没了的雨雪浸透军衣……
英国军队就这样据守在高地上。所有的灌木，所有的树桩，都被掘来燃烧取暖了。士兵们开始挖树根，草根、燃起一星星小火。他们睡在泥地上，吃的是干豌豆和生咸肉。病员的比率不断上升、上升。……
运载首批病员的运输船未经事先通知便抵达斯卡特里。军医们手忙脚乱，在一筹莫展、实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开始向南丁格尔小姐求援了。南丁格尔小姐马上组织她的护士队，迅速抢着用干草塞满了一只只口袋，铺在病房里、走廊里，供病员们躺卧。枕头、毯子自然是没有的。几天后连布口袋也用完了，而病员还在源源不断地涌来，只好睡在光板上。最后几英里长的走廊上全部密匝匝地躺满了病员。地板无法打扫、无法擦洗，爬满了各种害虫。害虫之多达到让人无法插足的程度。当志愿随军牧师S·G·奥斯本跪在地上俯身为快要死去的士兵记录遗言时，他的笔记本上竟密密麻麻地爬满了虱子。
军医们个个都像狮子一样奋不顾身地投入工作，但毕竟因为伤病员太多了，有的伤员入院两个星期还没见到外科医生。当时，那里既没有手术台，又没有帷幕，截肢手术只好在病房里众目睽睽之下就地进行。南丁格尔的最早几项改革之一，就是从君士坦丁堡买到一幅帘幕，把手术操作遮蔽起来，使伤员们不致目睹这些他们自己迟早逃避不了的种种痛苦。
南丁格尔计算了一下，到此刻为止，医院内至少有一千多患急性腹泻的病人，而医院只有20只便盆。另外还有些大木桶整日整夜放在病房里、走廊里，供病人小便。值班员不尽职责，不愿清倒，打扫。这些便桶就这样整天地放在那里。南丁格尔小姐记述到：“死亡率……令人胆颤心惊……而这还只不过是开始。”伤员同病员分开管理，治疗的办法已无法继续，因为伤员们都开始感染发烧了。
更糟糕的事还在后面。不久，克里米亚地区又受到一场飓风毁灭性的袭击。帐篷被吹得七零八落，都成了碎片，惊马随风跑出数英里远。巴拉克拉瓦港湾中所有的船只都摧毁了，最后沉入海底，而其中一艘大船正是刚刚泊岸的，满载着冬衣、被褥和过冬给养，没有一件东西来得及卸下。暴风夹带着霰雪，真正的冬天到了。患赤痢、腹泻、风湿热的病人与日俱增。又有几船病人接连运抵斯卡特里，新运到的病员是如此狼藉不堪，满身虱蚤，连他们自己也都向护士连连摆手，嘱咐护士不要走近他们。有的说：“连我自己的母亲恐怕也不愿意碰我一下。”到11月底，医院的管理系统全部瘫痪，各部门都怕负责任，怕招惹非议，谁也不敢出来负责。
混乱中，逐渐出现一丝光明。一筹莫展的官员们终于认识到，在斯卡特里当前的危难中，只有一个人有能力站出来力挽狂澜，这就是既有财力又有权力的南丁格尔小姐。
的确，当浑身病虱的伤兵经过南丁格尔的身旁时，她毫无憎厌之色。
随军牧师休姆曾这样写道：“只要军医有所要求，她就立刻把面包、椰子粉、汤汁和其他美味的滋养食品，大盘大盘地送到伤兵的面前，这对医生的治疗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由衷地感谢上帝，这些可怜的士兵不再饥渴，不再被人们遗弃！”
南丁格尔则在给西德尼·赫伯特的信中写道：“我在这里必须客串全能的主妇，除了烧饭、作菜，还要兼任清扫工人、洗衣妇，以及杂货铺的店员和老板。”
当时，南丁格尔可以支配一笔3万英镑的巨款，其中有7000英镑是她个人筹集的，其余是各个基金会捐助的。
在那个时代，君士坦丁堡还是世界有名的大商埠之一。所以，在那样多灾多难的情况下，人们发现不论需要什么东西，无论是手术台、奶油布丁，还是什么别的，只要“去找南丁格尔小姐”，万事可以解决。每天，她都要仔细了解军需部门缺乏哪些必需物品，然后派人从君士坦丁堡买来，再由她依据军医签字的领物单分发下去。所以没有多久，军医们的怀疑便彻底消除了。
但是官僚习气依然阻碍着救护伤病员的工作。
虽然南丁格尔有权向政府申请生活及医疗用品，但每逢急需时，却都因形式或规则而阻碍难行，她经常感到厌恶而以解开私囊解决了许多问题。
当南丁格尔在寒冷的夜里起来巡视时，她发现壁炉里只剩下星星之火，病人们冷得发抖，紧缩成一团，但现在是三更半夜，官员们绝不会冒着严寒为医院去拿柴火的。于是，她只好把自己房中仅存的柴火搬来。
第二天，主治医师向官方提出正式申请，希望上级能拨下更多的燃料。但监督官却很不高兴地说：“你应该知道，每一座壁炉能供应多少燃料，是有一定数量的。”
“这个我知道，但对于特别寒冷的气候，是否应该酌量增加燃料？”
站在南丁格尔一旁的主治医师也尽力为病人争取。
“你的意思我了解，但是否能通过，还要经过会议后才能解决。”
“那就请你们赶快开会决定吧，最好能及时赶上今晚的需要。”
“这怎么可能？会议得先订好一个日期，再通知与会官员，才能正式召开。何况现在那些重要官员有的出差去了，有的到外地度假去了，也有的生病请假了，在最近两天内，绝不可能召开的。”
“那能不能请你先拨下一些薪柴，至于会议的召开或问题的裁定，你们可以等到春天暖和一点的时候，再慢慢讨论。”
监督官看着言语带有戏谑性的医生，觉得有点难为情，于是拨了一部分薪柴给他们。但是，政府官阶层次繁多，而且一层比一层盛气凌人，每一个部门的监督官又都有自己的陋规，不像这位这么好商量，因此有许多问题无法顺利解决，而且相当复杂。
由于医院物资短缺，病人大多光着上身，没有衣服可穿。于是南丁格尔向政府申请两万七千件的衬衫，这一项要求很快就得到许可，并且分发下来。当士兵们看见一大包的衣服寄来时，大家都迫不及待想要取得自己的一份。
但是，经手的官员说要把衣服打开，必须经过会议同意后才行，不可随便决定，任凭南丁格尔费尽口舌，仍然不得要领。直到两个星期后才通过这项议案，但是这时候冻死的士兵，已是无可数计了！
军务大臣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刻来信给补给官（在后方为前线士兵补给必需品的长官）说：“现在一切正处于战时，一切行事无须过分拘于形式，应当随机应变，缓急有序，不可耽误公事！”
尽管军务大臣一再强调，但根植已久的陋习和作风，一时却无法改变。
南丁格尔看到病人的惨状，心焦如焚。对于那些官僚习气，她内心的愤怒达到了极点。
后来，再遇到类似的情形，南丁格尔只得采取强硬的态度，不再理会什么会议不会议，径自解开包裹。
官员们也只是敢怒不敢言，因为为了病人的生命，这种措施是无可厚非的。
伤兵们都始终穿着同一套衣服，且都因作战而破损或沾满血迹，或因流汗以及尘埃而结成厚重的污垢，到处可见跳蚤和小虫子。
“士兵的衣物必须随身携带，不可有任何遗损。”这是军中的规定，军医方面就是以此为理由，不肯分发所需的衣物。
因为在战役中，士兵们遵照命令丢弃了背包，所以他们在伤病后送到医院时，已无替换衣服。
南丁格尔在与官吏们争执一番后，官员们不理睬她争取替换衣服的建议。
于是，在官员们冷漠的态度面前，南丁格尔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钱买了许多衣服、鞋袜及其他必需品，还做了很多的裤子和睡衣……
她在给西德尼·赫伯特的信中写道：“现在的我，就像是给赤裸的、可怜的士兵穿衣服的保姆。”
在她购进的第一批物资中，包括200把洗衣刷和拖地板的墩布。她坚决让值班员按时把病房和走廊里的便桶倒掉。紧接着，她又组织地下室那些妇女们为所有的伤病员洗衣服。
到12月底，整个医院的给养实际上已经由南丁格尔小姐负责了。两个月以来，她按军医们的要求，已向伤病员提供了6000件衬衣、2000双袜子、500条内裤。“我倒成了个杂货商”，1月里，她写信给西德尼·赫伯特说：“从餐刀、餐叉、汤匙、木勺、浴盆、卷心菜、胡萝卜、手术台、肥皂、毛巾、牙刷，到杀虫粉、剪刀、便盆、残肢软垫等等，一应俱全。”
塞瓦斯托波尔外围的情况在继续恶化。刚进12月时，战地总司令官拉格伦勋爵宣布，又将有500名伤员启程来斯卡特里，而医院此时实在无法容纳更多的人了。
惟一的办法就是扩建病房。
在斯卡特里野战医院这座简陋的建筑物里，尚有一间脏乱的房间，这是昆虫和老鼠孳生最繁的地方，布满瘴疠之气，没有人敢进去。
在穷途末路无计可施之际，南丁格尔只好姑且认为，如果加以整顿的话，或许可以缓冲一下目前的急需。
但是只有一个军医同意，官员却没有一个人敢擅作主张。
“改建一个房间，需要一笔可观的资金。”
“这等于重建。稍微整理的话，仍然无法成为人居的地方。”
“如果要重建，那事情可大了，谁敢负责呀！”
提到责任，他们只会设法推却，没有人愿意出面解决问题。
依照政府的规定，重建必须由医院主管向伦敦军医总督提出书面报告，并且还要陆军部官员磋商，然后陆军部再与国防部商量之后，才由国防部正式呈请财政部，得到财政部的同意，陆军部才可请总督批准，按提议进行重建工作。
如果一定要经过这一大圈子的公文旅行，才准许总督把命令下达斯卡特里的话，克里米亚的战争不是早已结束，就是伤兵病人早已死光了。
眼看着伤兵就要到了，无论如何总得先想个办法来收容这批可怜的伤兵。
南丁格尔忽生一计，她认为直接与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夫人商量，借着夫人的传达使大使明白事态已刻不容缓，请求他的支援，直接请工兵部部长下达命令，立刻修理病舍，这样一来，不就减少了拖延的时候了吗？
果然如愿以偿。立刻，南丁格尔雇了125位工人进行重建工作。但不知何故，这些工人竟中途罢工，而大使也怕招惹麻烦，于是临阵脱逃，不加理会了。
真没办法，南丁格尔只好再度动用私款，雇佣了200名工人加紧赶工，总算如期完成工作。同时，还引进了不少医疗设备。而这一切，调配处根本不曾过问。
当那500名伤兵从运输船上下来，受到南丁格尔及护士们以清洁的寝具和温暖的食物热切照顾时，人人感动地流下眼泪，其中一位士兵喃喃地说：“我们是不是来到了天国？”
这个情况在医院中引起很大的震撼，南丁格尔的能力首次在斯卡特里获得肯定与尊敬，感激的心情很快地扩散至每个人的内心。
但是，对于南丁格尔自己来说，这个情势的演变完全是偶然的，她只是想借此机会证明，作为一名女性护士是有她存在的价值的，而这也正是她所负的使命。
渐渐地，南丁格尔的业绩耸动了远近视听。这就是斯卡特里战地医院的人所称道的“南丁格尔权威”所创建的第一批重要业绩。尤其当人们得知，她这项建设已被英国皇家陆军部官方正式批准，她所垫付的款项也由国库付还以后，她的声望更高了。
但是就南丁格尔本人来说，这一点点成就微不足道。因为她始终认为，她的使命在于向人们，尤其向当时的英国社会证明，妇女可以在护理工作中起重大作用。
但不幸的是，她恰恰在组织和调动自己率领的这些护士时遇到了困难。而且，这些困难甚至超过她同军医们、军需官打交道时所遇到的困难。
“夫人，我离开英国来到此地原是准备服从一切条件的。但是，现在，这儿有些条件、规定我却无法遵从。就拿这里的白帽子来说吧，有人戴着合适，有人戴着就不合适。我若是早些知道这里工作不戴白帽子不行，我就不会老远地从英国跑到这里来了。”南丁格尔小姐写道，这些就是“我们虽然正处于水深火热中”，却又不得不一一解决的各种问题。但要说服这些护士和修女们，使她们认识到并维护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的确十分困难，甚至不可能。护士们也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伤员病员喊着闹着要吃刺激性食品，而护士们未经军医准许绝对不能擅自给他们吃。为了这类规定，她们抱怨南丁格尔小姐，认为她关心个人的权力胜过关心伤病员的疾苦，因而常常不服从她的指示，有的甚至开始疏远她。
南丁格尔并不动摇，坚持按医疗卫生的规定办事，并毫不放松对护士的要求。12月14日，她满怀欣喜地写信给锡德尼·赫伯特：“经过几番忍耐与等待，我们终于在医院中正常地展开作业了。您一定想不到，我们在短时间内究竟完成什么事！
医院里特别的膳食，正处于我们积极地改善之中；除了合力清扫大病房之外，所有清扫工具都由我们提供；伤兵们的衣物、日用品也由我们供应、清洗；院方允许我们的护士重新替骨折的伤兵包扎绷带；同时，医院中也开始可以留宿，不必夜晚来回奔波；另外，我们还顾及死者未亡人及伤兵的妻子，尽力提供救助；更重要的是，我们出钱出力，整修了一间废弃的兵舍，解决了收容800名伤兵的问题。……”
南丁格尔一一列举她们已经完成的工作，此后很久，她再也没有写出如此轻松愉快的信了。
当天下午，她突然从丽莎·赫伯特给西格马·布雷斯布里奇的信中得知，又有一支46名的护士队将于第二天抵达斯卡特里，领队的是锡德尼·赫伯特的朋友玛丽·斯坦利。
但此事事先并未同南丁格尔商议过，这是直接违背她同赫伯特之间所达成的协定的。尤其严重的是，这支护士队将不由她管理，而指定了一位高级医官库明指挥。此项委任，公然越过了她的正常职权范围。
南丁格尔很气愤。12月15日，她再次写信给锡德尼·赫伯特。领导者，一切计划必遭终止。当时的一番恳谈，令原本就有心奉献一己的我，更坚定了信念，愿为提升护士的地位牺牲自己。好不容易整团出发、名为40人的护士队之中，可用之人仅约半数。到达目的地之后，除了要严守军中纪律，还要应付许多不同于平常的情况，真是困难重重。
几经努力，情况逐渐好转，也开始赢得医师们的信赖，不能不说，我们的计划已有了几分的成功。
可是，这一切的成果刚冒出了新芽，却在没有任何人的需求下，因一群新来的40名护士，而终告受挫！
因为，原就不足的粮食与物资，势必因她们的来到而日渐短绌，对前一批好不容易才上轨道的护士而言，这是不公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