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如果因此我们无法达到目的，不如让我辞去队长的职衔，也请您另请高明。当然，在新队长未上之前，我会尽力作好分内的义务。请原谅我由衷直言。
南丁格尔敬上
锡德尼·赫伯特获悉以后，深知这是由于自己的身体欠佳，及事务繁忙造成的失误和遗憾。但是，事已至此，这一行由玛丽·斯坦利带领的护士队，的确给南丁格尔带来很大的挫折感。
4 谁替代谁
玛丽·斯坦利是半途改变宗教信仰，秘密地改信罗马天主教的人。在她混杂不清的思绪中，又有宗教狂热，又有对南丁格尔功名业绩的嫉妒，而且她背后还有位大人物曼宁神父支持她。这位曼宁神父此时正处心积虑地妄想贪天之功，把斯卡特里前线护士们含辛茹苦的善德美誉转移给他所属的教派。
这件事情，布雷斯布里奇先生愤怒地称为“天主教的阴谋诡计”，而南丁格尔则感到它荒唐可笑。
她同曼宁神父本人是朋友，而且南丁格尔在公开场合不止一次说过，曼宁神父对她一向是公正的。
但这次玛丽·斯坦利一行的到来，对南丁格尔的使命的确是个严重打击。她蒙受的损失，几乎是难以挽回的。
在此之前，她在斯卡特里残酷的环境中节节胜利；而在斯坦利一行到来之后，尽管还获得一些个人的成功，但她个人的威信却很受影响，直到此次使命将要结束时才重新完全建立起来；并且，这项使命本来的崇高目的被罩上了一层宗教之争的迷雾。
本来在南丁格尔小姐率领的护士队一行中，天主教和英国国教高教派的人比例就比较高，这件事当时就在英国国内引起一些鼓噪。南丁格尔似乎命中注定要受到两方面的攻击，不得不同时忍受着她称之为“基督教的嚎叫”和“罗马天主教的狂怒”。所以，如果玛丽·斯坦利公开宣布她准备加入罗马天主教，锡德尼·赫伯特绝不会同意她前来斯卡特里前线医院服务。她不仅把自己改信罗马天主教的事秘而不宣，而且她还带来了一位津塞尔的女修道院长弗朗西斯·布里奇曼。
弗朗西斯·布里奇曼是个爱尔兰修女，一个宗教偏执狂。她公开声称她的使命是纯宗教性质的。她属下的15名爱尔兰修女也都声言不接受其他任何人的领导，惟服从这位布里奇曼院长，而布里奇曼院长则又只承认她所属的主教的权威。
因此，这个护士队的组建状况从根本上违背了南丁格尔小姐原先的规定。
除十余名修女外，还有九名“贵妇人”，22名“雇佣护士”。这些人实际上毫无医护经验，例如其中有位老妇人，名叫琴恩·伊文斯，一直是个饲养猪、牛牲畜的杂役。整个46人当中，倒有20人是来战地医院作“助理教士”，而不是来护理伤病员的。
鉴于这种情况，12月15日，她们的船在君士坦丁堡港口刚一靠岸，布雷斯布里奇先生立即登船，劝告她们不要上岸。因为，斯卡特里已经没有插足之地，食品、饮用水、燃料都极其缺乏。
就在此时，与她们同行的迈亚医生向高级医官库明博士报到。库明却因医院拒绝雇用护士和有身份的女士，而断然不允许她们进入军医院。
同时，库明博士还拒绝担任她们的医护顾问。
这样，只好从英国大使馆借出一套房间，先供这一行人暂住几天，安排她们尽快返回英国。
当时，南丁格尔在一时盛怒之下，也冷峻地拒绝承担任何责任。而且，由于这一行人在来土耳其的一路上不知节俭，将出发时携带的1500英镑费用挥霍个精光，到达君士坦丁堡时已一文不剩了。南丁格尔只好从她的个人收入中拿出90英镑借给玛丽·斯坦利，玛丽·斯坦利很勉强地接受了。后来南丁格尔又继续借出300英镑。为此，玛丽·斯坦利写信给丽莎·赫伯特说，只是念过去对于“小弗罗的怜爱”，才勉强经受住了这里的如此“官样的”对待。
尽管南丁格尔感到左右为难，但她很快就想到，若将这一行人送返回国，必将出现难以澄清的误解，这对她的事业将产生无法挽回的损失。
所以，12月24日，她提出一项折衷的办法：准备立即录用一些新来的爱尔兰修女，把前一批成员中的无医护经验的诺伍德修女替换回国。这样可以不增加医院中天主教修女的总人数，也符合高级医官库明博士拒绝增加修女的决定。
但妥协没有生效，并立即引起了争吵。诺伍德的修女们一个个哭求着，不愿返回英国。布里奇曼院长则不同意她的修女们脱离她的领导，单独进入战地医院。她说：“这样做将违反教规。”她声言她们必须有自己的耶稣会随军牧师，而拒不参与当地神父主持的宗教仪式。南丁格尔白天在医院各处奔忙，经常亲自跪在地上给伤兵换药、疗伤，一连工作八个小时后，晚间还要同玛丽·斯坦利和布里奇曼院长煞费口舌进行交涉。这位布里奇曼院长口若悬河，嗓门儿又大，南丁格尔称她为“可尊敬的刻薄妇”。
1855年元月的第二个星期，南丁格尔终于收到了锡德尼·赫伯特的回信，信中向她坦承自己的过失之外，也重新肯定了她的权责，只要求她不要轻言辞职，并保证以后所有有关她权责内的事，一定遵照她的意愿办理。同时，只要南丁格尔同意，他愿自费将新护士队一行人送回国。
南丁格尔被赫伯特的诚意所感动，从此两人尽释前嫌。
丽莎·赫伯特夫人也来信为自己所作所为诚心诚意地表示后悔。
南丁格尔在笔记中写道：“他们的信是如此诚恳宽让，触到内心深处。”
从此，她再没有提起赫伯特给她造成困难的这段往事。
而此时的玛丽·斯坦利却失望而沮丧。那些未来之前设想得颇为美好的情景并未在她眼前展现。
她对这所污秽不堪、生满毒虫的野战医院早已丧失了兴趣，她已经发现自己的身上也有了跳蚤。
1月底，当局准备把寇拉里的土耳其骑兵兵营改成军医院，玛丽·斯坦利决定独自承当此事，完全按照她个人的意见来管理这所医院。她未请示库明博士，便率领她的“夫人”们和一部分护士、随行人员，以及十名修女前往寇拉里兵营了。
与此同时，英国前线总司令官拉格伦勋爵提议把护士队迁往新建立的巴拉克拉瓦医院，南丁格尔虽然嫌那里医院太脏，而且护理员的纪律又太差，但她不愿拒绝拉格伦勋爵，只好同意派遣11名志愿者前往巴拉克拉瓦，其中有些人是从斯坦利一行中选出来的。这一行人一律交由塞洛蒂修女会统一管理了。
所以，玛丽·斯坦利一行人基本上是四分五裂了。
玛丽到达寇拉里之后，事情并不如想像中如意，因为那群嚷着要来的人，不过是想藉此远离南丁格尔。那群有身份的女士们，没有人愿意做医院中的事，怕弄脏了她们的手。
当南丁格尔获悉之后，内心又是一阵忧烦，她写信给赫伯特。
我在此地，彻底服从军医院的权威，自己也绝不会有逾矩的行为。目的是在护士们面前以身作则，带领大家尽自己的本分，忠于自己的职守。
在许可的范围内，我竭尽所能地添加医疗设备、器材，也为伤兵们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即使偶尔会遭致那些“有身份的女士”的不满，但我确信，这些努力对整个医院是有益的。而她们对于这些实质上的助益没有丝毫兴趣，只想到为伤病员们烹调牛肉汁这一类的事罢了。
医院中的项事情都需要协调办理，尽管大部分经过干部的协调都不能实现，但我也力图克服重重障碍，并坚持各种困难的事情，都一定要通过库明军医长实行。然而，这些一定不是那些有身份的女士们能遵守配合的。
尤其，她们前往寇拉里，只是为了逃开我的视线，根本不是以照顾伤病员为任务的，结果当然是一事无成！
玛丽·斯坦利本人在寇拉里的统治好景不长。她的管理方法完全是贵族式的。凡体力工作都要分派给“杂役女工”去做。她的人员只负责发号施令，而且都未按规定穿统一的制服。丽莎·赫伯特为她们寄来了“白毛皮大衣”，她们接着又写信去向她索要军便服。
玛丽·斯坦利率领人员抵达寇拉里时，医院尚未准备就绪。
第二天，300名伤病员就送来了。既无床位，又无食品，匆匆忙忙用稻草塞进麻袋，当作卧具，“夫人”们还做了些柠檬水。
当天夜里，玛丽·斯坦利巡视了各个病房。初次尝试到这种工作的艰辛，她就感到自己经受不住这样的劳累。后来伤员越来越多，玛丽·斯坦利竟歇斯底里地大叫起来。
不久，伤员死亡率不断上升，直到打破克里米亚战区各野战医院的死亡率的最高记录。混乱的形势愈演愈烈，而那群上流社会的女士，只不过是手里捧着笔记本，看似忙碌地在人群里穿梭。
玛丽熬到3月份，再也承受不了了，竟悄悄地回国了。自然，还扔下了寇拉里医院的8200英镑的债务没人负责，最后只好由英军当局来偿付。
然而，同样身处动荡时期的南丁格尔，却由维多利亚女王在给赫伯特的信中得到了赞扬和关切。
“我从陆军总部得到一些战场上的消息，至于伤兵们被照顾的详情，我虽然十分牵挂，却不得而知。偶尔从赫伯特夫人的报告，知道有关于南丁格尔及普里士寄来的报告书，要随时让我知道。因为我及艾伯尔王子都非常关切前线官兵，特别是那些为国舍身受伤的兵士们，请务必转达我由衷的赞佩与关怀之情。”
女王的信函在各病房由医院牧师读给伤病员听，也在医院各处公布消息。
12月中旬，女王将一批慰问品委托南丁格尔代为分送，并且给她写了一封亲笔信：“对于成千上万的伤兵与病员，你献出了爱心和苦心，是我一直深表感佩的！你甚至对病愈回家的伤兵员们，都付出无比的耐心加以照顾，在此我除了向你致上最高的敬意与诚意之外，也请你告诉我，需要我配合帮忙的地方……”
在女王的信中，女王还向南丁格尔征询意见：英国女王应“如何表彰她的伤病员所表现出的英勇和牺牲精神？”
这时南丁格尔正在敦请锡德尼·赫伯特更改规定。当时的规定是，病员即使因公务患病住院，每日都扣除津贴九便士（约0. 36美元），作为住院医疗费，而伤员只扣四个半便士。南丁格尔便复信给女王，请求她批准更改住院费规定，对伤员和病员一视同仁。女王很快便批准了这一要求。
2月1日正式宣布，从阿尔玛战役起，伤病员的津贴规定一律按新规章办理。南丁格尔的威信，由于玛丽·斯坦利所造成的规定，就这样从女王的支持开始，实质上得到了恢复。
1855年1月，塞瓦斯托波尔英军所受的痛苦，可说到达了顶点。救援物资依然送不到前线。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后来，罗巴古委员会也曾提出质询，那些送出去的大量防寒衣服、食物、医疗品，到底是在何处中断的呢？这个答案至今仍是个谜。
不过，据南丁格尔说，在那段士兵苦撑的时间里，这些物资应该可以收到，只是因为“军方规则”的重重限制，才导致物资的中断。这样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1855年的1月，塞瓦斯托波尔的英军，正被坏血病侵袭。
然而，却有满船的高丽菜以运送目标不明而被丢弃在港口。
另外，在港口，还囤积着17. 3万人配额的茶叶和咖啡豆，及后来到达的2万磅苏打水，一直到2月份都迟迟不见分配，理由却是——在每天分配食物的单子上并没有茶和苏打水！
前一年的12月底，本来有三分之一的士兵可以领到一条毯子过冬，但这些士兵们有的因为在战斗中奉上司命令丢弃掉毯子，有的因为在暴风雨中失落了毯子，所以他们已经没有毯子了。正因为如此，依照“以旧换新”的规定，他们失去了换领新毯子的权利！
在这段时期中，英军在塞瓦斯托波尔前线只有1. 1万名兵员，而在各战地医院中的伤病员已高达1. 2万人。
“灾难，真是灾难史上空前的灾难。”南丁格尔后来写道。
南丁格尔在这种时刻成为众人所倚靠的人，同时也是供应物资的调配官。
她写信告诉赫伯特。
“照顾病人的工作，反倒是我许多非做不可的工作中最轻松的！”
一个有杰出管理才能的领导者形象，活跃在斯卡特里的野战医院里。
南丁格尔遇事沉着冷静、果断，有才干，大家对她抱以“女神”般的尊敬。
士兵们说：“如果由南丁格尔小姐作司令官带领我们的话，下个星期，我们一定会把塞瓦斯托波尔攻下来！”
就连医师们也开始完全地信赖南丁格尔，一名士兵在家书中写道：“南丁格尔小姐是拥有绝对权力的女王！”
权威，除合法意义外，必须诞生在众人的推崇中。
南丁格尔，在自己尽心尽责的工作中，尽量以减轻伤病员的痛苦和提高医院的医疗护理效率为准则，故而获得了众人的推崇。
一个女性，受到这样的欢迎，实为战争史上的奇迹。
锡德尼·赫伯特要求南丁格尔除了正式报告的公文之外，一律采取私人信件的形式通信。因此，当她在斯卡特里和克里米亚期间写了超过30封的长信，内容都是如何改善军队及医院的现况，具体入微地举出许多提案，也有许多不能为外人所明了的苦恼和争论……很多类似的长信和亲笔所写的公文，都是在临时医院那种恶劣的环境下及繁忙的工作之余写的。
有时候，一个晚上，她可以写出如一本手册般的长信，对于广泛的问题，都能有缜密的思考并且不会遗漏任何一项重要的事情。她的精力与善于利用时间，总是令人惊异得难以相信！
她的心里始终盘桓着如何改善医院中的组织和编制，也不断地构想具体的提案，以充实医院内部的一切措施。
提案中，有关于医疗看护部队的创设、士兵食物的调理及分配方式的反思及改善，还有计划在斯卡特里设立医护学校等，同时也强调医学上临床统计的重要性。
南丁格尔的提案，后来被赫伯特及其他内阁成员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用来作为改善陆军组织的依据。
斯卡特里的临时医院，经过这些时日的改良，病房比以前清洁，盥洗室可以再度使用，膳食也有了进步。虽然如此，仍有不少恶劣的情况依旧存在，死亡人数还是居高不下，再加上第二次的不幸汹涌袭来！
12月底，“亚洲霍乱”、“饥馑热”侵袭这个地区，到了次年1月中旬，更加肆虐横行。三周之内，许多外科医生和护士都因此丧生，例如四名军医、三名护士和军需长“可怜的老沃尔德”及其老妻。而那些来视察的将官也都避之惟恐不及，大家陷入束手无策的胶着状态。
当时雨雪不止，气候条件的恶劣令所有的人感到情势困难。
终于，雪停了，英军的野营阵地塞瓦斯托波尔也逐渐暖和起来，送往后方的伤病人数总算不再增加了。
然而，临时医院里的死亡人数却继续增加着。英军士兵们用自己的双手埋葬着同伴。那凄凉的景象，令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悲伤。
在英国本土正弥漫着民众的愤怒。从1854年至1855年的严冬，经由新闻的报导，大家都知道那些在前线的官兵是如何英勇地奋力战斗，但是这些英雄却即将无力地死去。本土人民的怨怒与屈辱感瞬间在国内沸腾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