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北京被英法联军占领，俄罗斯驻北京公使尼古拉·伊格纳蒂夫伯爵作为调解人，使得联军在不太苛刻的条件下撤离北京，为此，中国政府心甘情愿签订了《北京条约》，把乌苏里江直到海边的阿穆尔河两岸土地以及从阿穆尔河河口到朝鲜边界的整个沿海地区都划给了俄罗斯。俄罗斯在远东的扩张开始停止，直到20世纪初，这种扩张又重新开始，从而加速了与日本的一场灾难性战争。
俄罗斯人对中亚地区的推进是直到19世纪第二个25年才开始的。在1827年至1854年间，俄罗斯人征服了哈萨克草原，首次进入中亚。中亚穆斯林文明的几个中心相继陷入俄罗斯人手中——塔什干于1865年陷落，布哈拉于1868年陷落，希瓦于1873年陷落，格奥克-杰彼于1881年陷落，梅尔夫于1884年陷落。
俄罗斯的统治大大改变了中亚。从积极方面来说，一方面俄罗斯人废除了奴隶制和奴隶贸易，还铺筑了铁路，其中包括着名的奥伦堡-塔什干铁路线。由于廉价的运输和俄国纺织工业的需求，棉花的栽培也有了惊人的增长。从1884年到1899年，棉花的种植面积从300俄亩猛增到了90000俄亩。俄罗斯人还引进了土地改革，减少农民的税收和必须履行的义务劳动。
但另一方面，俄罗斯人对哈萨克人放牧地的征用使得牲畜的数目减少，并出现了普遍的饥荒。俄罗斯人对土着的教育也没有做出什么贡献，以至于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前，众多的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并没有因为俄罗斯人的到来有什么变化。
19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兴趣从中亚转移到了远东。1895年中日战争爆发，中国再次战败，英美两国拒绝出面调解，于是中国接受了《马关条约》（1895年4月7日），将中国台湾、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割让给了日本。此时，俄罗斯与德国和法国共同出面进行干预，迫使日本归还了辽东半岛给中国。这一举动使得第二年中国人心甘情愿地与俄罗斯签订了一个秘密条约，规定在日本侵略的情况下中国与俄罗斯相互援助，并将建造穿过满洲直抵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东铁路的特许权授予一家中俄合资银行。这家银行实际上是由俄罗斯政府所拥有并管理的。到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的时候，它已铺设了总长1596英里的铁路。
1898年，俄罗斯跟中国进行了关于对辽东半岛25年租借的谈判，两年后，俄罗斯人又利用义和团运动期间的混乱占领了整个满洲地区。俄罗斯人对中国的稳步蚕食引起了日本人的惊恐，为了阻止俄罗斯人，日本于1902年1月30日与英国缔结了军事联盟。
1903年7月，日本人向俄罗斯人提议：俄罗斯应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优先利益”，作为回报，日本将承认俄罗斯“在满洲铁路方面的特殊利益”。对于这一提议，俄罗斯人的意见也有所分歧，最后，反对派的冒险家、军国主义者和政治家占据了优势。1904年2月5日，日本人停止了谈判，三天后未经正式宣战便袭击了驻扎在中国旅顺港的俄罗斯舰队。
随后的战役中，俄罗斯总是败给日本，尤其是1905年5月27日与日本在对马海峡的战败，使得俄罗斯伤亡惨重。于是在1905年9月5日，日俄双方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根据和约，俄罗斯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最高政治利益、军事利益和经济利益”，放弃在满洲的所有优惠或独家特许权，并将萨哈林岛南部割让给日本，把辽东半岛的租借权转让给日本。直到40年之后，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惨败，俄罗斯才得以恢复当时失去的领土。
第一次俄国大革命
当日俄战争在远东打响之际，革命正在战线后方的俄国内部迅速传播开来。农民、城市工人和中产阶级对于俄罗斯政府长期的不满，由于战争的爆发而更加严重。
1905年1月22日，是一个重大的星期日。数千人组成的队伍平静地朝圣彼得堡的冬宫行进着，这是一支以教士乔治·加邦神父为首的宗教队伍，他们以独特的示威方式来请愿，沙皇的叔父竟莫名其妙地命令皇家禁卫军对这群手无寸铁的人开了枪。这次毫无缘故的大屠杀在全国激起了强烈的反应。这个“流血星期日”不可挽回地打碎了许多俄国人对沙皇仁慈的“小父亲”的印象，整个帝国的公民开始反对沙皇政权，致使俄国大革命在1905年爆发了。
1905年1月至10月间是革命浪潮兴起的阶段，即俄国大革命的第一个阶段。所有的阶级和势力都联合起来反对独裁政府，各个被统治的民族都要求自治，农民夺取土地，工人组织地方议会即苏维埃进行革命活动，学生走出教室，水兵发生兵变。全世界目睹了这一民族举行大罢工的非凡景象。面对这一切，沙皇只得屈服，随即颁布了着名的《十月宣言》（10月30日）。这一宣言允诺给予人民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并准许俄罗斯有一部宪法和一个民选的国民议会即杜马。
1905年10月至1906年1月，革命进入第二个阶段，虽然起义继续处于高潮，但革命者们却不再团结。主要由中产阶级组成的温和派接受了《十月宣言》，而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为主的激进派则要求由制宪议会而不是沙皇的大臣来制定宪法。为达目的，激进派试图组织更多的罢工和骚动。然而由于1905年9月5日与日本的议和，使得军队能够回国恢复秩序。加上从巴黎和伦敦获得的4亿美元的贷款，摇摇欲坠的沙皇政府得以加强。12月22日至1月1日莫斯科工人举行的危及政权的起义被扑灭了，而此时，温和派也正转向政府一边。1906年初时，革命浪潮的高峰已经过去了。
1906年1月至7月21日是革命的第三个阶段，沙皇政权得到了巩固。政府军队追捕激进派成员以及反抗的农民，甚至烧毁整个村庄。5月6日，政府颁布了《基本法》，规定沙皇为专制君主，而民选的杜马可以与上议院一起分享立法权，但其预算则受到严密的限制。5月10日，杜马开会拒绝接受《基本法》，强烈抨击政府，此后在7月21日，沙皇解散了杜马。杜马试图号召国民以拒绝纳税来反抗沙皇，但却收效甚微。事实上，革命的浪潮已经退却，而第一次俄国大革命已经结束。
虽然革命失败了，但俄罗斯此时已经有了第一个立宪政体。1907年2月，第二届杜马经选举产生，虽然依旧权力很小，但他们更勇于向政府挑战。于是政府大幅减少选举权，使得1907年和1912年选出的第三届和第四届的杜马都保守而屈从。但专制的沙皇独裁已经随着《十月宣言》的颁布而终止，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杜马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直至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到来而被扫除为止。
四、灿烂的中东文明
西方对于中东的影响完全不同于对俄罗斯的影响。19世纪时候，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包括了中东的大部分地区，但它仍然是一个各民族、各宗教和各种相互冲突的集团组成的集合体。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以宗教而非民族为基础而组成的神权国家，只要各个社区承认苏丹的权利，向帝国纳税，就能够拥有自己的教会、语言、学校和地方政府。因此，西方的思想和压力对这个松散的帝国组织不同地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故而，我们将从它的三个主要地区来进行考虑，即基督教人口占优势的巴尔干半岛、土耳其穆斯林占统治地位的小亚细亚和阿拉伯穆斯林居住的小亚细亚以南各行省。
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
巴尔干各民族在土耳其的统治下生活了四个多世纪，人们通常认为，这几个世纪是暴政肆虐的世纪，被压迫的基督教徒们一直等待着反抗的机会。但巴尔干的各民族在人数上比起少数的土耳其人来说占据了绝对优势，若他们渴望反抗，那么他们必然能给土耳其人带来极大的麻烦。而实际上，在早期土耳其人对于巴尔干半岛的统治并没有遇到太多麻烦。
实际上，土耳其征服者比起此前统治过巴尔干各国的君主相比，是更加仁慈且有能力的。土耳其的行政管理严格而公正，也没有过重的赋税，非穆斯林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享有空前的信仰自由。但是，在18、19世纪期间，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土耳其的实力日渐衰弱，伴随着出现了普遍的敲诈和勒索，使得巴尔干基督教徒拿起了武器进行自卫。
巴尔干各民族多半是基督徒，因此比起穆斯林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来说更容易受到西方的影响。随着18、19世纪期间商业、工业和中产阶级的发展，西欧对进口粮食的需求不断增长，从而促进了巴尔干半岛的农业发展，而贸易的扩大也相应促进了手工业产品的需求。经济的复兴使得巴尔干半岛产生的，由商人、工匠、船主和海员组成的中产阶级，对西方的思想和制度存有特别的好感。商人和海员时常旅居外国，西方的开明与国内的悲惨相对比之下，这些人得出了一个结论：自己以及巴尔干同胞们的前途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尽早摆脱土耳其的统治。
匈牙利南部的塞尔维亚商人、俄国南部的保加利亚商人以及广泛地分布在欧洲各主要城市的希腊商人，他们用本国的语言来出版书籍和报纸，在自己的家乡和村庄创办学校和图书馆，并且为本民族的年轻人提供去外国受教育的资金，这一切都促进了同胞们在心智上的觉醒。更多的人能够接受再教育，受到了西欧启蒙运动的影响。
西方对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代变得更直接。当时一个希腊革命者说：“总的来说，法国革命唤醒了所有人的理智。……近东的所有基督徒都向上帝祈祷说，法国应该进行反对土耳其人的战争，他们相信他们将得到自由……然而当拿破仑没有行动时，他们便开始采取解放自己的措施。”
巴尔干各族民众中，希腊人最先觉醒，因为他们与西方的交往更加频繁，拜占庭的光荣传统也促进了其民族自尊心。继而是塞尔维亚人，他们除了匈牙利南部新拓展地的积极影响外，还享有高度的地方自治。由于没有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的有利条件，巴尔干其他民族复兴的速度都比较缓慢。
经过1821年至1829年持久的独立战争后，希腊人从土耳其人那里赢得了完全的独立。塞尔维亚人举行起义的时间更早，但直到1815年，塞尔维亚人也只是在奥斯曼帝国内部获得一个自治地位。直到1878年，塞尔维亚公国才获得了完全的独立，成了塞尔维亚王国。之后是罗马尼亚人，1859年赢得自治，到1878年获得独立。保加利亚人则更晚一些，到1878年获得自治，1908年才获得独立。1912年，这三个民族结成联军，将土耳其人完全逐出了巴尔干半岛。1913年，土耳其人交出了他们在巴尔干半岛上的所有剩余领土。
西方通过提供革命的民族主义思想，通过促进中产阶级的发展，通过帮助巴尔干革命者从事反对土耳其统治的斗争，决定性地促进了巴尔干半岛各民族的复兴。
土耳其人
西方对于土耳其人的影响比对巴尔干基督徒的影响小得多，也晚得多。由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漫长的冲突和对抗，土耳其人的伊斯兰教信仰成了土耳其人与西方之间难以逾越的一道障碍。
而就土耳其人方面来说，由于宗教信仰的缘故，使得他们还存在一种于自身非常不利的优越感。之前的好几个世纪里，在面对西方基督教势力时，土耳其人一直处于胜利地位。虽然17世纪末和18世纪时，他们曾败给了奥地利人和俄国人，但是直到19世纪末以前，他们仍统治着拥有数百万基督教臣民的巴尔干半岛大部分地区。因此，一般土耳其人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地位，都存在着对其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的优越感。
此外，土耳其人从未发展起自己的中产阶级，他们对商业不感兴趣，甚至可以说不尊重商业。因此，奥斯曼帝国的资产阶级基本上都是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因而，就算土耳其人中间出现难得的改革提倡者，也难以获得任何追随者。
19世纪时期，奥斯曼帝国被西方以直接或间接的许多方式渗透、影响和控制，其中最早、也最有效的就是军事途径。土耳其人发现要自保就必须采用欧洲先进的军事技术，于是在19世纪后半期，西方为了阻止俄罗斯对中东的扩张，便积极地鼓励土耳其人使自己的军事力量现代化。而为了支持一支现代化的军队，除了必须教授的军事科目以外，还有语言、数学和科学。此外，医科学校、医院、技术工厂、制造重武器的铸工厂、海军兵工厂和造船厂也相应地建立。而被派到国外学习的许多年轻人中，一部分人除了吸收到西方的军事技术外，还不可避免地吸收了西方的思想意识。因此，军队在组织和观点上都成为最西方化的机构，1908年，也正是一个军队集团推翻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
在宗教领域，西方对土耳其也有所影响。传教士在整个帝国传道并建立学校，到1875年，仅仅美国传教士就开办了240所学校，拥有8000名学生。这些学生大多是亚美尼亚人，但在整个帝国的外国学院中，也有相当数目的土耳其学生。
西方对奥斯曼帝国的经济渗透也十分重要。由法国外交官和创办人斐迪南·德·雷赛布成立的一个欧洲财团，在经过10年的开凿之后，1869年，苏伊士运河终于通航。这条运河使得奥斯曼帝国再一次位于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主要商道上。而此时，奥斯曼政府对欧洲一些政府和私人金融家的借贷，债务总数于1875年已达2亿英镑。他们每年大约需要交纳1200万英镑的年金、利息和偿债基金。而除了财政之外，外国势力同时还控制了土耳其的金融系统、铁路系统、灌溉工程、采矿企业和市政事业。
西方对土耳其的压力和控制造成了难以估计的影响，从而逐渐地瓦解了坚如磐石的伊斯兰教结构。而真正最终瓦解这一结构的，是那些在西方学习过的青年军官。1908年7月，他们向苏丹发出了最后通牒，迫使苏丹接受了宪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几年中，土耳其人曾试图让他们的帝国走上现代化道路，却未能取得成功。1914年，土耳其人决定加入同盟国，这一决定也预示了奥斯曼帝国的灭亡。
阿拉伯人
阿拉伯各民族和巴尔干基督徒一样，被奥斯曼帝国统治了4个世纪。然而他们并不认为这种统治是一种沉重的枷锁。对于阿拉伯人而言，土耳其人与其说是外国人，不如说是同道的穆斯林，况且，在奥斯曼帝国初期，其行政管理是有效并能够接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