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纯所得说”。亚当·斯密(AdamSmith，1723～1790)和李嘉图(David Ricardo)是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斯密一般被认为是税收绝对转嫁论的先驱者。他认为所得的源泉有三：地租、利润和工资，这也是一切赋税的源泉。他曾区分不同的税种阐述税负转嫁问题。斯密认为，在赋税中，工资税、利润税和日用品税可以转嫁，而地租税、利息税和奢侈品税则不能转嫁。(1)工资税。由于斯密认为工资等于劳动者的最低生活费用，劳动者的生活水准不易也不能再降低，对工资课税，劳动者会要求提高工资，所征的工资税一部分通过提高物价转由消费者负担，一部分通过降低地租转由地主负担。(2)利润税。斯密将全部利润分为利润和利息两部分，对利润课税，资本使用者会以提高利润率的方式转嫁赋税，若被用作农业资本，则通过降低地租，转嫁给地主负担；若被用作商业资本或制造业资本，则通过提高货物的价格，把赋税转嫁给消费者负担。至于对利息部分的课税，因不能抬高利息率，而不得不落在利息头上，只能由资本使用者承担。(3)地租税。地租税分为两类，直接地租税不能转嫁，由地主负担；土地生产物税，虽然是由农民交付，但最终必须由地主承担，因为农民为保持合理的所得，当支付的赋税越多，向地主支付的地租就会越少。(4)消费品税。斯密把消费品分为必需品和奢侈品两类。他认为对必需品课税会使商品的价格和劳动工资的价格依课税的程度而上涨，赋税最终由消费者和地主负担。对奢侈品课税，其税负最终由奢侈品的消费者来承担。
李嘉图发展了斯密的赋税转嫁理论，也认为地租作为超出生产费用以上的剩余，对纯地租的课税不能转嫁，只能由地主承担。但对土地的其它课税，则能由地主转嫁给消费者负担。利润税中，对一般利润的课税由生产者负担，而对特种利润的课税必因物价上涨而转嫁给消费者负担。至于对消费品课税，如果是垄断商品，则由生产者负担，如果是奢侈品，则由富有者负担，如果是必需品，课税会使工资上涨，最终由雇主负担。
3．“平均分散说”或“均等分布说”。这类观点始于18世纪的欧洲国家，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卡纳德(Kanard)和蒲鲁东(Proudhon)、意大利的沃里(Verri)、英国的曼斯菲尔德(Mansfield)等。卡纳德认为，人类的劳动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用于维持人类生存的必要劳动，另一部分是创造剩余收入的剩余劳动。每个人从事劳动都想获得最大的剩余，彼此之间不可避免地形成竞争，而竞争的结果是彼此利益均衡。建立在利益均衡的法则基础上，卡纳德提出赋税平均分散学说。他以消费税为中心，指出消费税无论课于何处，赋税都会因买卖双方彼此交易而分散于各方。就好比用多：管器皿盛水，水由一管流入终必平均分散于各管器皿中。一种新税拘确立，均会破坏旧有的均衡，形成所谓的“赋税摩擦”。但实行的时间久了，又会归于新的均衡。为此他总结出“凡旧税皆良税，新税皆恶税”的名言。其他学者也都认为税收负担可以转嫁且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赋税从纳税人转移至商品买卖双方及消费者身上，然后从此逐渐扩张于其他一切业务，最后扩张至一切方面，所有人都负有一定的税，且都有负税的感觉。
蒲鲁东虽然也认为一切赋税皆转嫁。但他认为税种没必要区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所有赋税最终都转嫁给消费者负担，而消费者中的大多数都是贫民，由他们承担了税负的大部分，故一切赋税都是不公平的。
(二)相对说。相对说是对税负转嫁问题不作绝对的结论，认为税种没有绝对能转嫁的，也没有绝对不能转嫁的。能否转嫁及转嫁程度如何，要受到许多外在的客观的条件限制，如税种的性质、种类、商品供求关系等。其代表人物及主要观点有：
1．德国学者劳昂(Rau)在继承古典学派经济思想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税负转嫁的相对学说。他认为，赋税转嫁并非绝对的，应视税种的不同而不同，并要受到一定条件(如供求关系)的制约。劳昂为此总结出赋税转嫁的七个规律：(1)货币供求发生变动时，赋税始能转嫁：(2)课于某阶级全体所得的赋税，不易转嫁于某种货物的贩卖者；(3)贩卖者非减少供给不可，否则不足以弥补赋税，则易转嫁给消费者；(4)课于有确定收入的各阶级的赋税，则不能转嫁；(5)不依售品的性质而课征的赋税，其转嫁较其它赋税为难；(6)关于地租税、利润源泉税及工资税，其关键看纳税人能否改变投资而逃税；(7)赋税转嫁，不能认为是赋税制度的不公正。④
2．美国学者塞力格曼(Seligman)运用价值定律，通过分析价格与赋税的关系，将劳昂的观点系统化。他提出赋税转嫁的若干理论：(1)从课税对象是由垄断支配还是受竞争支配来看，若课税品为竞争性强的商品，不能因课税而提高价格，较难发生税负转嫁；(2)从赋税是普遍的还是特别的来看，课税越普遍，则转嫁的机会越小，生产者负担租税的可能性越大；(3)从资本的流动性来看，资本不能完全移动，则赋税转嫁的可能性小且缓；(4)从课税商品的供求弹性来看，若课税品的需求弹性小，则生产者极易提高物价而转嫁其税于消费者，若需求易变动，则生产者必承担赋税的大部分，否则必改营他业；(5)从生产成本的变动是递增还是递减来看，课税品若依递减生产费用而生产，则消费者对于赋税的负担，势必依递增生产费用生产时为重；(6)从税负的轻重来看，税负越轻，越不易转嫁；(7)从税率是累进的还是比例的来看，税率累进性越高，则转嫁程度越高；(8)凡课税品的性质越耐久，则每年课税的次数越多，而将来所有者递转未来赋税于原主的负担越重；(9)一种物品，市场上其生产费用存在大小之别，则优等生产者能负担赋税，而劣等生产者因课税而无法生存，甚至亏损等等。塞力格曼对税负转嫁的研究，奠定了以价格、价值理论分析税负转嫁的开端。但由于缺乏科学的价格理论，因而对税负转嫁的分析，难免有失偏颇和不够严谨的地方。
3．日本财税学家小川乡太郎也认为税负转嫁要受到一定条件的制约，他的主要观点有：(1)税负转嫁实际上是课税商品价格和工资能否上涨的问题，也是转嫁者与被转嫁者的一种税负推让的斗争，谁胜谁负取决于各方的势力；(2)税负转嫁以商品的交换和流通为媒介，与流通无关的税无从转嫁；(3)税负转嫁的方向与程度取决于商品供求力量；(4)税负转嫁分为预期的转嫁和违反预期的转嫁，前者有利于税负公平，后者易导致税负不公。
我国对税负转嫁问题的研究，在过去较长时期里一直陷入一个误区，即总是将税负转嫁与剥削相联系，认为税负转嫁反映剥削关系。马克思曾经指出：“在我们目前的这种企业主和雇佣工人的社会制度下，资产阶级在碰到加税的时候，总是用降低二[资和提高价格的办法来求得补偿的”。④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归全体人民所有，消灭了剥削制度，因而也就不存在税负转嫁问题了。建国以来的很长时期，我们一直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职工的工资和绝大部分的商品价格由国家计划控制，也使生产者难以通过降低工资和提高商品价格来转移税负。这一段时期对税负转嫁的研究多持否定的态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执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和商品经济及价格、价值等有着非常密切联系的税负转嫁问题又重新被理论界所关注。经济学者普遍认为税负转嫁是商品经济中的特有的现象，只要存在商品经济，就必然存在税负转嫁。具体到一种税能否转嫁，应视具体情况而定。从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出发，通过分析社会主义制度下价格和价值的关系、税负转嫁存在的客观基础、诱导税负转嫁的原因、制约税负转嫁的条件等等，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税负转嫁的理论。
）第二节税收转嫁的局部均衡分析
现代的经济学家普遍认同税负转嫁的相对说观点。认为税负转嫁能否实现，是以商品价格能否自由浮动为前提条件的。在此条件下，税负转嫁的程度，还要取决于多种因素。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1)商品的供求弹性；(2)市场竞争状况；(3)税收的具体形式。
在市场经济中，商品价格的高低不是由生产者或消费者单方面决定的。从生产者的角度总希望卖价越高越好，但价高会抑制消费者的购买愿望，减少产品的销售量；从消费者的角度则希望价格越低越好，但价格低又会导致这种商品的供应量减少，短缺的商品会使商品价格回升。因此商品价格的高低，应取决于商品供给与需求的均衡。由于市场经济是一个包含各种市场的综合体，各种市场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任何一种商品或生产要素的价格及产量的变动都会影响到其它商品或生产要素的平衡。市场本身也包含着多种类型，如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垄断等，在不同的市场类型中，在不同的因素影响下，税负转嫁都表现为不同的特点。
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创立与发展，经济学家开始尝试用数学方法来分析和研究税负转嫁问题。最早对税负转嫁问题进行数理分析的经济学家是库诺(coumot)，他通过分析各种性质的价格变化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影响，来说明税负转嫁的形态。以后又有些西方经济学家利用规模收益递增、递减及不变的规律，分析研究税负转嫁。现代西方经济学对税负转嫁的研究主要采取两种方法，一是局部均衡分析，二是一般均衡分析。既先从局部均衡的角度来考察个别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市场，然后再转向包括其他商品或生产要素市场的一般均衡体系。
所谓局部均衡分析(panial equilibrium analysis)是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分析一种商品或生产要素的供给与需求达到均衡时的价格决定。局部均衡分析法由英国的经济学家马歇尔(Marshall)首创。这一分析模型建立在“均衡价格论”基础上，它以一种商品或生产要素为研究对象，假定其它条件不变，即该商品不受其它商品的价格和供求状况影响，其均衡价格只取决于自身的供求状况。在此前提下税负转嫁的方向与程度，取决于征税后的价格的变化。
微观经济学按照竞争的程度，将市场分为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市场(垄断、垄断竞争和寡头)两大类。下面分别论述不同市场类型下的税负转嫁与归宿。
一、完全竞争市场下的税收转嫁
西方经济学认为，具有以下特征的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市场有众多的买者和卖者；所有资源可以自由流动，进入或退出市场；所有买者和卖者都是价格的接受者，而不是价格的制定者；所有卖者提供的产品具有同质性等。在这种市场条件下，税负转嫁与归宿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如从税种的角度分析商品税、要素收益税及利润所得税的税负转嫁，还可以从供给者和需求者的角度分析政府征税及其税负转嫁，等等。
(一)商品税的税负转嫁
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商品税的税负转嫁如图2—1所示。
该图横轴为商品数量(Q)，纵轴为商品价格(P)，D为商品需求曲线，s为商品供应曲线，由商品供需双方决定的均衡点为E，均衡价格与数量分别为P0和Q。。对商品进行课税，将破坏该商品原有的供求均衡状态。征税不管是对生产者征还是对消费者征，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与生产供应者收到的价格是不对等的。
如果是对生产者征税，会使生产成本上升，生产者为了保持其原有的均衡价格(P。)，必然会提高商品的市场售价，供应曲线向左移动至s．，与需求曲线D相交于E，，此时税后的均衡价格和数量为P，和Q。，曲线s．与s之问的垂直距离为税额T。因商品提价，消费者的购买数量减少至Q。，支付的价格为P。，生产者得到的价格是P：，政府取得的税收收入为P。P：BE，。其中，生产者因减少销量减少收入而承担的税负为POP：BA，消费者因商品价格提高增加支付而承担的税负为P。P。E。A。这也就是说，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上升部分和生产者得到的价格下降的部分，正好等于政府得到的税额T。
如果是对消费者征税，如课征消费税，会导致商品价格上涨，需求下降，需求曲线D向内移至D，与供给曲线S相交于E，，此时税后的均衡价格和数量为P。和Q。，消费者支付价格为P：曲线D与D，之间的垂直距离为税额T。新的均衡价格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