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调外交是当前国际战略格局和我国的国家根本利益决定的。世界多极化趋势已经出现，但是多极化格局的形成还需要经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本世纪初的一二十年世界基本格局仍然是美国占主导地位。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从人均产值和收入来说，我国经济还很落后，还不足以支撑中国作为世界大国承担国际义务的能力。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仍是某些反华势力敌视和防范的对象。香港和澳门已经顺利回归，但台湾问题还没有解决，我国需要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立场的理解和支持。中国在今后一二十年中，国家安全的最主要挑战不是外部威胁，而是来自自身经济和政治改革的风险，来自信息化和知识经济的挑战，来自建立符合全球化市场竞争的民主法制的挑战。在这一形势下，中国一定要坚持邓小平提出的“不当头”的外交策略方针，既不当亚洲的头，也不当第三世界的头，更不当社会主义的头。遇事低调处理，更不主动挑战对方。遇到触动民族感情、民族情绪的敏感问题，既要维护民族尊严，使民族感情得到一定的宣泄和释放，又要善于引导，不感情用事，不让民族主义思潮泛滥，不让某些过激的思想与行为破坏或影响低调外交的战略全局和大局。保持这种低调外交的姿态，可以减少来自某些国家的敌意，特别是不给这些国家所谓鹰派人物以寻衅或挑起事端的借口，也可以消除亚洲国家对我们将来有一天会对外扩张和称霸的恐惧和担心，同时还可以为世界树立大国外交的新风范，为我国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低调外交不是弱势外交，而是以柔克刚，寓刚于柔，刚柔并济，彻底摆脱“左”的思潮及其对外交战略的影响，始终掌握对外关系的战略主动权。
7.2.4 采取“超然”的外交韬略
低调外交决定我国只能采取“超然”的外交战略。我国不谋求国际霸权，不谋求特殊的国家利益，只要不出现直接危害中国民族利益的严重事件，不必采取对抗性的态度，以免陷入不必要的国际纷争之中。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深刻的教训。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为了结成反霸统一战线，投入大量的财力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了第三世界和弱小国家保护者的角色。在此期间，中国还勒紧裤带，大量进行对外援助。1967—1970年间年均对外援助额20亿元人民币，占国家财政支出的4.5%，1971年援助额更高达69.77亿元，占财政支出的6%。这些援助既给我国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也没有起到良好效果，主要原因是没有从我国国家利益出发，而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的。
应该承认，今天的世界并不太平，各种地区性冲突时有发生。中国作为大国有义务和责任推动世界和平的发展，帮助国际社会解决问题。但是，中国的作用应该通过联合国这一制度化的组织来实现。同时，国际政治问题的国内政治化往往是危险的，国际政治问题在一般情况下应该通过制度化的机构和组织来运作，不宜通过群众性的舆论来表达政府的意愿，否则就有可能使国际政治卷入不能控制的群众性斗争之中。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有过这方面的教训。
“超然”不是无动于衷，也不是无所作为。“超然”是要讲究韬略，讲究方法，在一些问题上，需要表明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另一些问题上，也需要表明自己的态度，但决不轻易采取实质性的介入行动。即便是表态，也不应是过火或过激的，而应是中肯的，恰如其分并且是留有余地的。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中，要善于站稳自己的脚跟，不以局部形势的变化改变自己的既定方针，不动摇国家的整体战略。在国际安全战略上，有时采取“搭便车”的态度比直接介入要好，让别的国家出面去解决与中国没有直接战略利益关系的国际事务，我们专心致志地办好自己的事情，等自己强大了，自然会增强自己的说话分量。
7.3单极共处对话、多极联谊互惠战略
7.3.1 大国战略是国家外交战略的核心
国际政治历来是大国的舞台，大国战略是一个国家外部战略的核心。当前国际局势基本上是一极主导的多极并存趋势。未来国际政治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如何由美国单极化主导的世界向多极化世界平稳过渡。这是任何一个反对霸权主义的大国都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美国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在考虑的问题。虽然各国心目中的未来多极化格局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它必须确保不出现新的霸权，不使世界重新陷入对抗的多极化。我国一贯反对霸权主义。在世界由单极化主导的多极化趋向向多极化互利共存的交替过程中，我们既要反对霸权主义，又要与美国建立合作对话关系，推进多极化发展的进程。这就要求我们实行“单极”共处对话，多极联谊互惠战略。
7.3.2 对美实行共处对话战略
在单极化主导世界格局的今天，如何处理好与头号超级大国美国的关系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它的意义已超出了双边关系范畴，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影响到中国同主要国际组织的关系，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红十字会、国际奥委会以及亚洲开发银行等，也影响到中国同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从中美建交以来，由于战略利益、意识形态不同，中美关系历经波折。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苏联的解体，对美国来说，中国失去了制约苏联的战略利益，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日趋强硬，这决定了中美关系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战略伙伴关系。同时，美国经济和战略利益在许多方面又必须同中国合作，中美关系也不可能发展为全面对抗性关系。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美关系基本上是紧张与缓和交替，合作与对抗交织。虽然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时，两国领导人就中美发展目标和框架达成共识，决定建立“共同致力于建设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但是，两国对这一关系的理解还有很大的差距。江泽民提出发展中美关系的指导方针是：“一、支持用战略眼光和长远观点来审视和处理中美关系；二、积极寻求利益的汇合点，既要考虑自身的利益，也要考虑对方的利益；三、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克林顿则认为，“我们的长期战略是帮助中国发展成一个强大、繁荣和开放的社会，将中国融入有利促进关于防止武器扩散、贸易、环境和人权准则的全球体制之中。”并直言不讳地承认，要“在促进我们的价值和利益的前提下影响中国”。美国的对华战略是其冷战后全球战略的一部分。1994年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参与和扩展安全战略》明确提出，美国的对外政策以安全、经济和民主为三大支柱。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用积极手段参与国际事务，在全球推广其价值观和市场经济模式。
对中国，美国实行有原则、有目的的接触政策，实际上是接触与遏制双重战略。具体来说，通过对话，对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施加影响，促使中国发生美国希望的变化，最终目的是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经济、政治和安全体系。经济上卷入，为美国谋求经济利益；战略上合作，缓和朝鲜半岛局势，控制南亚核竞赛的失控。同时，美国又把中国作为未来的战略对手，对中国进行防范。美国新世纪的亚太安全战略是：和平稳定的亚太地区；美国进入亚太地区的自由通道；不存在敌对的霸主；堵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传播西方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这一战略很多方面是直接针对中国的。因此，美国通过在亚太地区驻军，加强美日军事协作，搞地区导弹防御系统，限制对华技术转让，在台湾和南沙群岛不完全放弃干预的可能性等来限制中国。相比之下，中国对付美国限制的措施不是很多。因此，在现阶段，中国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同美国展开全面的、正面的对抗和较量。对美国，我们还是要坚持原则和斗争，在损害我国民族根本利益的问题上绝不让步，又要在国际事务及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上与其对话和合作。同时，也发展我国同日本、欧盟、俄罗斯和其他大国的关系，以减轻来自美国的压力。
7.3.3 对其他大国实行联谊互惠战略
美国虽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多极化趋势正在出现。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综合国力已跃居世界第六位。中国经济的进步对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作出了贡献。香港和澳门顺利回归，进一步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中国已成为多极化进程中的一极。正如邓小平所说的：“世界格局将来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自己贬低自己，怎样也算一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