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里干部们看人都很准的。他们认为胡兰工作积极负责，思想觉悟高，有培养前途。1946年夏天，区上决定调刘胡兰到区妇联当干事。
那天，吕梅到云周西村，与村干部通气后，就把胡兰叫到了村公所谈话。
吕梅见了胡兰说：“胡兰同志，根据组织上对你的考察，决定调你到区上工作，你有没有意见？”
胡兰一听，心里有些惶恐，老半天没吱声。吕梅又问：“你不同意？”
胡兰若有所思地说：“我觉得自己文化水平低，经验又少，当村干部都很吃力，怎么能当区干部呢？那不是白吃公家粮吗？”
“现在土地改革，区妇联人少事多，忙不过来，需要提拔年轻干部上来工作。”
“吕梅同志，我的确水平有限，还是提拔别的年轻人吧！”胡兰诚恳地说。
“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组织上的决定，既然组织上相信你，那是有根据，有道理的！”吕梅说。
胡兰听了虽然对这份工作还是有点怯场，但她想既然是组织上调动，最后，就同意了。在区里工作时，胡兰多半是与吕梅和苗林之一块去。她处处留心向这两位学习，而吕梅和苗林之也有意识地帮助她。
同年6月，全区在大象镇进行土地改革试点，斗争地主。分片召开斗争会议，各村组织各村的斗争会。揪出地主，让他主动交代剥削、压迫农民的罪行。地主要面对群众坦白交代，并交出剥削得来的财物。
地主交代完毕，由苦大仇深的贫雇农上台揭发地主的罪行。大部分干部集中到了大象镇。胡兰也去了，在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中，胡兰上了最深刻的一课，这些封建地主可恶至极，要不把这些剥削阶级打倒，贫苦农民就不得翻身。胡兰在实际工作中认识了什么是阶级，认识了无产阶级的苦难。
在土改快结束的时候，胡兰害了眼病，因为过度劳累，天气又热，她眼角上长了一个水泡，只得回家休养。回家后，她上了几次药，喝了些甘草水、绿豆汤，眼病就轻了些。眼病稍好，她就想去村里溜溜，打听一下村里人对大象土改的看法。
那天，胡兰本来打算去找玉莲。一出街门，只听井台那边两人热情地向她打招呼道：“哟，胡兰，啥时回来的？”
“怎么？害眼啦？”
胡兰见说话的是金香和她妈。
她一面和她们答话，一面走过去。当走到井台前的时候，才看清金香妈在天井里打水哩。胡兰觉得非常奇怪，因为村里挑水这样的重活不会让女人干，她正想问她们娘俩。金香妈李薏芳激动地说：“唉，胡兰，你不知道，那个挨刀子的把我们母女从家里赶出来了！”
“真的？”胡兰惊问道。
金香忙说：“我们已经离开他家，搬到后街里啦。前天把手续办完了。”
李薏芳打好了水，对胡兰说：“到家里给你念叨。”
说完，金香和她妈抬起水桶，一摇三晃地向后街里走去。
一会儿，就到了金香家。金香和她妈住在后街坐北朝南的一座院子里，院子年久失修，已破败不堪了，这还是临时租的。屋里没有什么家当，只放了几件日常用具，地上堆着几个破旧的米面缸，灶台上放了一些锅、瓢、碗、筷，炕头扔了两个行李卷和几个包袱。东西不多，但乱七八糟，一看就知道家没安置好。
李薏芳放下水桶，拉着胡兰就哭诉道：“胡兰子呀！你走了二十多天，我可活得不像个人了，那个挨千刀的，一点良心没有，把我们逼得走投无路。”
金香说：“妈你说啥？你看胡兰害眼，让人家坐下歇歇呀！”
“把我气糊涂了，快坐。”李薏芳忙把炕扫了扫，让胡兰坐下。她随后坐在锅台上，她说最近刘树旺在外勾搭上了个年轻女人，就对她母女更加无理了，开嘴就骂，动辄殴打。他骂金香的那些话要多难听就有多难听。金香和他吵了几次，他就赶她母女出门了。
胡兰听后，说了一些安慰李薏芳的话。
李薏芳说：“要是金香是个男的，我也不愁，唉，以后这日子怎么过哟。”金香接过妈的话：“人活得要有点骨气，以后就是要饭，也不会上他门上去要！”
胡兰听金香这么说很高兴。她忙对李薏芳说：“金香说得对，人活得要有志气。你放宽心，不要只看眼下的困难，咱们生活在解放区，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日子只会一天比一天好过。再说，刘树旺一天横草不拿，竖草不沾，全靠剥削别人过日子，他就是剥削阶级。过去，你们在他家整天挨打挨骂，在他家中，你们牛马不如。与他划清界限，一刀两断做得对。”
李薏芳和金香听不懂什么是阶级，还以为坏人是阶级，问胡兰：“什么是阶级？”
胡兰说：“三言两语给你说不清，比如说恶霸地主、土豪劣绅就是剥削阶级。我们没有土地，没有房子就是无产阶级。土地改革就是要打倒这些封建剥削阶级，像石玉这样的人就要打倒。”
“那刘树旺呢？”
“他也应该算地主。”
金香说：“胡兰，你说得太对了。对，一定要和狗日的划清界限。咱们村什么时候土改，非要好好斗争狗日的不可！”
胡兰忙说：“土改不是报私仇，而是要打倒整个封建剥削，让所有贫苦农民翻身做主。”
胡兰通过二十多天的土地改革，她逐渐懂得了一个阶级的苦难，心中的奋斗目标更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