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回老家过年，我都要到难民叔叔家里剃个板寸头，这个习惯保持了20年。大年那天下午三点，我翻过后院的矮墙，弯过两个小荒墓，推开一扇柴扉，叫一声：“难民叔叔在家吗？”一个五十开外的男人，两道发白的眉毛往边上翘，两颗金色的上门牙露出来，说：“来了。”他穿一件黑尼子中山装，鬓发有些微的麻白。我们似乎有着多年的默契。假如我这时还没有来，他就知道我一定不在枫林过年。他是村里唯一的剃头师傅。他从十六岁开始剃头，一直没有荒废过。十年前，剃一个头是五毛钱，五年前是一块五，去年涨到了三块。他说，头越来越少啦，糊口都难。我说，怎么可能呢，村里的人口接近2700，养一把剃头刀不难吧。他说，以前包年，五块钱一年，我有900多个头，现在包年，二十块钱一年，不足200个头。他说话的时候，嘴角有黏黏的白色唾液。他又说，村里的劳力都外出打工了。他和赤脚医生鼻涕糊一样，他知道村里每一个男人的气味，也知道每一个家庭的生活状况。他说，鸟毛家的三个男人，包了五年的头，就欠了五年，我真没办法。“种田的人，欠钱是正常的，但欠五年就不正常了。”难民叔叔数落起来，“又没有盖房子，又没有娶亲，怎么连剃头钱都拿不出呢？”鸟毛是我的隔壁邻居，他的两个儿子都过了四十岁，还没有成家。他的小儿子还在二十来岁，头发全白了，脑门光了一大块，长了松果一样的癞痢疙瘩，有鱼腥味，苍蝇嗡嗡嗡，赶都赶不走。鸟毛的老婆肥胖，腰身像个大南瓜，大热天也穿长筒袜，她的右眼是狗眼，在我没出生前，就换上去了。她去大路玩，要从我家门前经过，她摇一把蒲扇，对我妈说：“兰花，鸟毛今天一口饭都没吃。怕挨不了多久。”鸟毛得了直肠癌，在家里躺了好多年，就是不死。鸟毛的癞痢儿说，死而不死，我真想给他一包老鼠药。鸟毛一痛起来，满地打滚，他老婆就喂一勺敌敌畏给他喝。他喝了敌敌畏，坐起来，说，舒服多了。
“你的满月头还是我剃的呢。”难民叔叔架起马步，一手摸着我的头，一手推着推剪，咕咕咕，我的头皮有些发麻。他时不时用衣袖抹一下自己的口水，说：“你满月的时候，很胖，像个大肚瓷器。”我孩童时期的模样已无迹可寻，我的第一张照片摄于1985年，是填写中考报考自愿的免冠照。我小孩出生时，我母亲说，你出生时和这个孩子一样，浓眉大眼，国字脸，天庭饱满，双眼皮，鼻子坚挺有力。我相信难民叔叔的记忆。他说，你的头不好剃，头发少，软，细，你掉头发大概有好几年啦。我说，十年了，1996年开始掉的，这两年没掉了，可能是头发同情我，不忍心让我早早地光头。“唉，我怎么会不老。”他哀叹一句。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会老，而是发现我老了，觉得他自己还年轻，就有点年轻得不像话了。他老婆是台湖人，说话腔调和枫林人不一样，一开口，就是一个“哇”字。他老婆在炒玉米，铁砂磨擦铁锅的刺耳声连同焦味从厨房间传来。他老婆说，哇，难民，雨下得泼粥一样，还有几家的账没收，你手脚要快一些。难民说，妇家，不要说我也知道。我有些不好意思，说随便剃一下就可以。“这是我的营生，我怎么能随便。再说，你可是贵客，请都请不来的。”难民说，“妇家，打一脸盆水来，要洗头了。”他老婆有些发胖，烫了一头的卷发，走路米筛子一样晃着腰。我说，洗发水和洗头巾我都带来了。难民叔叔尴尬地笑笑，说，我这条洗头巾，都发黑了，全村人共一条。我把头挨近脸盆，难民叔叔用手来来回回地搓。我听到他轻微磨牙的声音。
我坐在靠椅上，墙上的玻璃镜映照着我突然圆起来的脸。我有些不适应，总觉得镜子里的人不是自己：窄肩，短脖子，额头像个黄柚子，耳朵肥大。难民叔叔把我的头，左转一下，咔嚓几下，右转一下，咔嚓几下，用梳子梳出一个七分头，说，剃个头可以年轻几岁。难民叔叔的家是很简洁的，厅堂里只有一张八仙桌，一张靠背椅子，一个洗脸架。墙上贴着黎明、刘德华、张学友、梅艳芳、黎姿等港台电影明星的海报宣传画。水泥地有些发亮。我说，你娶了个好老婆，把家料理得这般干净。难民叔叔忙不迭地说，莫说起，莫说起。厨房里的女人声调高了起来，说，莫说起什么，我还不好？做牛做马，你还不知足。
难民叔叔以前不是住这儿的，这栋房子以前是周家生产队的公屋，用来堆稻谷，分田到户那年，他买了过来，垒了两堵墙，隔出一个厅和两间厢房。他有好几个兄弟，有姓梅的，有姓吴的，有姓周的。他母亲下堂嫁到吴家，把他带了过来。他们家庭的结构很复杂。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难民叔叔姓什么，甚至本名叫什么，我也不知道。但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记忆，以及我在荒落少年时期对那些时日的认知。他早先是住在油榨坊隔壁的矮房里。油榨坊紧靠饶北河，是一间土矮房，春末榨菜油，冬末榨茶油。榨坊由一张焙床、一个碾床、一个榨槽和一间水碓组成。焙床是一个铁席子，油茶籽放在上面烘焙，下面的油茶壳熊熊地烧，铁席上冒腾腾的蒸汽，蒸汽罩住了整间屋子，电灯晕黄，有虚拟感，人影绰绰，男人们的说话声和号子声，在悬浮，游荡。把烘干的油茶籽倒进碾床，人坐在碾床的石礅上，用铲子不断地翻动油茶籽，不时地抓一把，贴近鼻子，浓浓的香味扑打而来。碾床是一个圆形的直径约五米的木架，固定在一米高的石墙上，外边是一个铁片包边的木槽，堆放油茶籽的，中间是连接户外水碓的轴轮，轴轮上固定着五个木手，木手有铁碾。水碓打开，轴轮哗啦啦地旋转起来，木手呼呼呼地沿着木槽转动，铁碾一圈又一圈地碾过油茶籽，直至颗粒状。把碾碎的油茶籽倒在模具里，铺上稻草，舂成饼，一块一块地码在榨槽里。榨槽是圆木挖的槽。圆木有三人合抱粗，内挖一个半封闭的槽，外箍八个大铁箍。撞杆一下一下地撞击在槽栓上，油就沿着槽渠，流到大木桶里。把持撞杆的，至少要两个榨油师傅，即使是严冬，师傅也打双赤脚，穿条裤衩，脖子上搭一条毛巾。这是乡村最累的劳力活。双手扶着撞杆，用力往栓头上撞，唱着号子，嘿呦呦呀嗨呦呦，汗珠从肌肤上，一颗一颗地暴出来，噼哩啪啦地摔在地上。这是一个喧闹、温暖的场所，油香和汗味交织。而平常时日，榨油坊四处是蜘蛛网，堆着干稻草和木柴，霉变的散落在角落的油茶饼有一层白绒毛。腐臭，沉闷，夹杂着尿骚味。老鼠钻来钻去。有一年暮秋，稻草刚收进垛里，一个中午捕鱼回家的人，经过榨油坊，听到女人哦哦哦的呻吟声，他以为是哪个讨饭的，饿得生病了。他推开坊门，看见一个赤裸的男人压在一个女人的身上，屁股一拱一拱的。他连忙退了出来，连连吐了几口口水，说，今年不能下河了，这么好的运气都能遇上，说不定我会被淹死。他听见女人哎哎哎的呻吟，忍不住又在门缝里偷看了起来。
隔了一个来月，全村的人都知道难民的老婆跟小叔子在榨油坊媾和。那时难民刚刚成婚不久，他的弟弟还没有结婚。难民的老婆有一双蚕豆眼，衬衣怎么也裹不紧身子，鼓涨涨的——她就像蓄了整个春天雨水的水库，总有一天会轰轰轰地冲开闸门，滔天而来。难民用荆条打老婆，劈头盖脸地打。但她不怕。她非但没有收敛，反而愈加胆大。难民说，家里养了一个小偷，防不胜防。她去后山菜园里掏菜，就和小叔子在油茶树下，野合起来。她去山上砍柴，就在山洞里，和小叔子翻云覆雨半天。难民看得出老婆在外面是否有野情，他老婆脸上红扑扑的，说话声音爽朗起来，嘴角有不易察觉的笑容，那么这个做爱像吃红烧肉一样的女人，一定得到了满足。
榨油坊和紧邻的两栋老屋，是难民的祖屋。难民搬了出来，借租在大路边一间废弃的土屋里，以避免更多的是非。他的两个儿女先后落地。难民挑着一副挑儿，在村里剃头。他个儿不高，挑儿一晃一晃。村里有人取笑他，说，难民，挣这么多钱还想娶小老婆呀。难民并不介意，说，女人是打麻子馃的石臼，自己不打了，空着也是空着，给别人打打，还有人帮你清洗呢，再说了，别人总不可能把石臼搬回家不还我吧。接着，他又埋怨似的自言自语：怪我自己没本事，有本事也可以打别人的石臼呀。取笑他的人说，你真是个乐观的人。难民说，总不能把女人当过年猪杀了吧。我熟悉那副挑儿，有一个木头脸盆，一块肥皂，一条油黑的毛巾，一面玻璃镜，一个木头匣子的工具箱。他并不吆喝，他知道哪家有人要剃头，他在东家的门口歇下挑儿，说，老叔，出来剃头吧，有四十多天没刮脸了。他把剃刀在刀布上唰唰唰来来回回地刮几下，刀晃晃地反射太阳的白光。若是遇上剃满月头，还能吃上三个放糖的荷包蛋。记得在我孩童时，难民叔叔的手很宽大。我坐在板凳上，他的手碗一样扣在我头上，推剪推土机一样哗哗哗，在后脑勺，在鬓边，虎虎生风。我则打瞌睡，嘴角流长长的口水。有一次，难民叔叔在我家剃头，考问式地说，世上有七十二行，哪行的师傅最大。我祖父说，媒婆最大，谁结婚媒婆都坐上座。我父亲说，媒婆没有接生婆大，你看看，皇帝都是接生婆从娘胎里拉出来的。我说，剃头师傅大。难民叔叔说，为什么。我说，你这样问就肯定是你大。他孩子一样傻乐起来。他说，皇帝的头谁敢摸？谁摸谁死罪，但皇帝心甘情愿让剃头师傅摸。是的，他为自己拥有这样的手艺而多多少少有些自豪。谁也不敢得罪他，否则他就让谁的头变成棕兜。他挑着挑儿，从上村到下村，从周家到李家，一年四季都穿一件蓝咔叽布的中山装，背上的布料发白，汗渍印出来，形成一圈卤花。
难民老婆走路的姿势一年比一年走样，臀部往两边拉，奶子塌下来，鼓鼓地晃，脸的皮肤收缩像晒干的柚子皮。一个女人怎么就这样不经看呢？才没看几年，就日头下山了。村里人这样说。那个东西用得太多了，油灯一样，天天点着，耗油。每一年回家去难民家剃头，我也看出她许多变化——我越来越觉得她是一个丑陋的女人——不是说她长得难看，对不起村民，而是她的嘴唇——厚厚的，紫红色，上下翻出来，油亮，一副永远吃不饱的样子。难民一年比一年瘦，衣服里藏着一股风似的，胡子半黑半白，眉毛往上翘。他把手按在我头上，说，人是从哪儿老起的呢？嗯，头发，你看看，你头发越来越薄了。她老婆骂他，说，你也不怕得罪人，小傅才三十多岁呢，你是一个泥土埋到胸脯的人，人从哪里老起都不知道，真是个脑壳里不是脑浆而是豆腐花。难民说，妇家，你说人从哪里开始老的。他老婆说，人当然是从体力上老的，你看你，五十多岁的人上了床就死猪样，才几年啊，以前可是小猪拱土样。难民说，那是我没有吃蚯蚓啊，可不能怪我老。难民以前经常和老婆打架，邻居都劝解不了。有一次，村支书问难民，怎么会打架呢。难民支支吾吾，说，妇家那个东西太厉害，石磨一样，塞把米进去，一下子就没了，石磨转着，哪有那么多米塞啊。村支书说，我给你一个土方，你可要请我喝酒。难民说，你家的剃头钱我不收，酒也请。村支书说，你挖一些蚯蚓，在水里养几天，再用开水泡一下，放到罐头瓶里，用酒和冰糖封存半个月，白口吃，你老婆肯定不闹你。难民说，怪不得村里有那么多女人喜欢你，两张八仙桌都不够坐。村支书嘿嘿地笑，露出烟黑的大牙。难民第一次吃蚯蚓，哗哗哗，把头天的饭菜都吐出来。难民说，造孽，转世变蚯蚓。他老婆拿一根竹梢站在他边上，他不吃，竹梢在他背上落下去。难民边吃边吐，还嚎啕大哭。难民吃了半年，逢人便说，蚯蚓真是好东西，好东西，就是冰糖贵，几个钱都塞进了裤裆里。前两年，县里来了卫生普查组，医生说难民肚子里有寄生虫，蚯蚓坚决不能吃，否则会吃死人的。难民的老婆和医生吵闹起来，说，活着不能干人的事，不如死了好。医生哭笑不得。难民还是戒了。难民说，五十多岁的妇家，还跟小孩一样天天争吃，我哪供应得上。难民游魂一样，到了深夜，在村里四处走来走去，下雨了，他就坐在屋檐下，搓稻草绳。草绳一圈一圈地绕在地上，夜有多长，草绳也有多长。床好像是一个恶梦，一个让他束手无策的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