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下来，他们轧出了六十多吨一米、两米、三米、四米长的圆不圆、扁不扁，姑且称作12的圆钢扁铁，也引来远远近近、大大小小的建筑队或建材商，把这种不成规格、不圆不扁的钢材一抢而空，不到两月，这个“朝阳钢改厂”便盈利一万九千多元。这二十七条勇武的汉子，他们每人的双手都因那些不规则的铁，不太循规蹈矩的轧辊，留下过这样那样的创伤；每个人的脸上，都被熔炉烈火炙烤留下难看的火茧；几乎每一双脚都被在地上拖来拉去的火红钢条烙伤过。王道学说：“那时没有电扇，更没有排风系统，在那高达一千多度的火炉前用钳夹钢条，你才知道，什么是酷热。”王道学说，只要一靠近火炉，汗水就一直冒个不停，头顶冒烟，头发吱吱直响，嘴巴干渴得不行，就不停往肚里灌水，肚里的水又马上变成汗冒出来，全身上下没一点是干的。最让人难受的是煤灰和锈铁烂钢中的铁锈、粉尘，那为熔炉加热用的鼓风机一旦吹风，整个车间一下子就尘土弥漫，让人窒息。一个班下来，脸上只见两眼在转动，唾沫中全是灰尘。
但是，这二十七条汉子，
全都沉浸在创业的自豪与乐观中，毫无怨言地流淌着他们的血汗。
那一年，他们创造了七万多元的价值那一年，他们每人过年时，得到了四十元钱的奖金。
他们没有一个人有怨言，因为他们都明白，企业要生存，就得要发展，企业要发展，就不能“杀鸡取卵”。
同时他们也明白，朝阳钢改厂不仅是他们的，也是整个八角井人民的。
从此，八角井有了自己的企业，八角井人迎来了一个划时代的新纪元，享受着丰收的喜悦，也似乎看到了光明的前景。
尽管只有四十元钱年终奖，对于“钢改厂”的好多职工来说，这可是他们平生挣到的第一笔大钱。
王道学说，等他拿到钱后，就买酒买肉。自从有记忆以来，他从没畅快吃肉，畅快喝酒，但那顿年夜饭，他是吃安逸了的，那酒的醇，肉的香，至今记忆犹新。他说，从那以后，再没喝过那么醇的酒，吃过那么香的肉。
最高兴的是王父王母，时已年逾花甲，但那四十元钱，也是他们今生见到的第一笔“巨款”。他们认为儿子能挣到钱了，家中的日子就慢慢好过了，老来有靠了。
那年除夕，沉浸在如此的欢乐，满含这样的希望的，一定还有很多家。
除旧迎新，冬天已经过去，春天已经到来，但等待他们的却又是隆冬。
一九八○年，朝阳钢改厂的炉火远未纯青，便跌入幽暗的黑谷。
这种靠收购残料废铁的生存方式很快现出了危机。
收尽了“五八”大炼钢铁残留的“胜利果实”，收购完附近大工厂堆积在仓库里的残钢废料，200型轧机又处于没有吃喝的境地。当它吃完最后几炉劣质废铁，拉出一堆“四不像”的钢筋后，便再也无力嚎叫了，只好让它盖上一张脏污的补疤破布蒙头睡觉。
机器沉默了，这二十七名创业者中，有几人丧失了信心，默然离开。第一任厂长张代宽也随后调离。
就在这时，王周龙，一个笃实敦厚的农民汉子，离开了社办企业会计的安乐椅，走上了朝阳钢改厂风口浪尖的舵位，开始他艰难而又传奇的历程。
年幼瘦弱的钢改厂，危如垒卵，是塌是立，全看王周龙和他的伙伴们的肩膀能不能顶起这将倾的房柱。
而就在这时，八角井公社的领导们，在万般无奈之下，不得不沉痛地宣告，短暂而多厄的钢改厂倒闭关门“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就回家去。”
“大不了又回生产队挣工分去。”
剩下的近二十名工人都只有这么无奈而又酸涩地自慰着。
这些好不容易才从泥土里挣扎出来的人，怀着无限的依恋，开始卷着自己的被盖。“开弓没有回头箭”，“好马不吃回头草”，这些道理他们都懂，但厂都关了，他们还在死守着干啥？他们只能以一个失败者的形象重新回到他们来时的地方。
采访中，王周龙曾深有感触地说：“中国人有这样一个劣根性，对一个想成就事业的人，你成功了，他们忌恨你，你失败了，他们嘲笑你！”
现在他们失败了，他们将要承受一个失败者被别人嘲笑时，尊严被践踏的刻毒。其实，他们忍受的鄙视已经远不是从那时开始的。
不要以为，那年他们能拿四十元钱的年终奖就是最高兴的，真正最高兴的，是那些因为八角井公社社办企业效益好的领导和职工。
那年八角井公社社办企业的年终奖，是在公社礼堂公开发放的。水泥厂、预制厂他们厂的效益好，他们的年终奖，少则几百，多则上千，而钢改厂的工人们，只有区区四十元。“人比人，气死人。”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被访者说，“当时，看着他们那些人，在我们面前摆出不可一世的样子，真想冲去抽他们两巴掌。”
不愿透露姓名的被访者说，那种鄙视的眼神，他至今还记忆犹新。但这又能怪谁呢？谁叫自己的企业赶不上他们企业效益好呢？“厂兴我荣，厂衰我耻”，是这位被访者真切的感受。
现在，他们将面临着更大失败的打击，将面临“河曲智叟”般那忧患的叹息，去面临“扶犁黑手反持笏”的偏见，去忍受“土包子都要搞洋跃进”的嘲笑收拾好满是汗渍的衣衫，被盖卷已经背上了背，一步一回头，再看一看他们曾熬过了不知多少艰难日夜的地方，不知洒下多少辛劳汗水的厂房，摸一摸留有他们智慧结晶的200型轧机，走出了他们再也熟悉不过的厂门随即，封条便贴上了工厂的大门。
而就在这时，王周龙一套整改和开拓钢改厂的计划，阻挡了他们即将离去的脚步。会计出生的王周龙，是很会拨弄算盘的，而他“拨弄”企业这张“大算盘”的本事，也绝不低于拨弄只算钱入钱出的小算盘的本领。所以，才有了以后从小小钢改厂到“四川省德钢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这一充满传奇色彩的巨变与辉煌。
朝阳钢改厂，这是八角井人希望的火种。这一星星之火，是否可以燎原，这在当时看来极为渺茫的愿望，姑且先放在一边，但也绝不能让它如此轻易熄灭。
“不为争光，只为争气。”--这是王周龙对他们说的。
给那些预言“土包子都要想搞洋跃进”注定要失败，张着嘴等着笑出声的人一个有力的回击。
“志大才疏不自量，东家西家笑我狂”，这是陆游的叹息，也是他们当时的感受。国人中，确有许多“河曲叟”和“夜郎儿”。他们嘲笑想改变现状的勇者，嘲笑赤手空拳打天下的男儿，嘲笑开山拓路的“愚公”，认为他们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徒、没有自知之明的傻子。
那些“夜郎儿”，决不允许一个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人，去干能超越他们自身的事，他们害怕别人成功，因为别人成功了，他们就将失去“自大”的资格。
所以，他们常会在你做事之前放冷语讽刺你，在你创造的道路上放暗箭阻碍你。若你费尽千辛万苦获得成功，他们不是羡慕和敬重你，激励自己也能通过努力，获得成功和回报，而是忌恨和诅咒，总盼着有一天你倒霉得比他们更加可怜，于是，他们就幸灾乐祸地比谁都笑得欢。
鲁迅先生说，现在猴子无法进化成人，是因为若有一只猴子要首先站起，就会被其他同类打倒重新趴下。
但王周龙是个例外，他永远不会趴下。如果他都能被打倒，他就不是王周龙了。他整改和开拓钢改厂的第一步就是保人保厂，于是，实施了一项被今天的工人们戏称为“多种经营”
的措施。
他们将铁团子打成钢球，论斤两卖给附近的磷肥厂。
他们将钢段、钢茬打成抓钉，卖给林场和木匠；他们将轧出的钢筋焊接起来，做成为屠场挂称过磅用的猪笼。
王周龙说，这措施叫“以厂治厂”，“以钢治钢”。
同时，实施人员分流计划。
一部分人，离开了钢，离开了火，去和水泥、和砂石打起交道，在附近的厂家、街道、路面搞起了维修，做电杆，做水泥预制件。然而，这项鹿死不择阴的权宜之计，却因祸得福地为集团公司培养了一支自己的基建队伍，为公司的发展搞基础设施建设，使基建利润不致流入其他建筑队伍的腰包。公司原技术副厂长李调林说，这支由公司自己组建的队伍，为公司的发展节约了上千万元的基建费用。
李调林说，集团公司能有今天的规模和成就，很大一部分是源于节省。他说，任何一个创业者，都是一个节俭的人，都是一个知道应该怎样节俭的人。
采访中，李调林谈及这些问题时，显得有些激动。他说，在创业初期，谁都希望每一分钱分成几瓣用呀！现在公司经过一代人的艰苦创业，有底子了，有钱了，但浪费也是不行的，要想到创业时“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的日子，特别是那些现在有报销权力的大大小小的干部们，千万不能演绎“头辈是牛，二辈是猪，三辈是鸡”的故事。
随着公司发展壮大，这支基建队伍也不断茁壮成长，成为集团公司下辖独立的建安工程公司，对外承揽工程，效益良好。
李调林说：“吃水不忘挖井人，希望现在建安公司的人不要忘记，当初这支队伍的带头人是李本辉、张金贵。建安公司能有今天，他们功不可没。”
当时的厂里，有三间门市，读过高中、学过物理、略知电路的谭玉国，带着何代奎搞上无线电修理，肖尤政是厂里的电工，就搞电机维修，剩下的一间门市开成小卖部。尽管如此，在厂人员也未能全部安置，就由当时任保管的胡大德带队，带领弟兄们去河滩挑拣石灰石，贱价卖到三里外的一个小灰窑。
就这样，他们成功达到了人员分流，达到了保人保厂的目的。通过这些手段，也成功地让每一个职工，每月能拿到九元钱的生活补贴费。
遗憾的是，胡大德没能看到钢厂的辉煌，就弃世而去。
那一年是公元一九八四年。直到现在，集团公司中还有许多人记得他的忌日。但我想，如果他能在九泉下有知，自己和同伴们不辞劳苦，不分任何工种，没有任何怨言的付出缔造的钢铁厂，能从一个作坊式的小企业发展成为融冶金、化工、铜业、肥料、商贸、餐饮娱乐于一体，年创产值数亿元，收入六亿元的现代化实业集团公司，也会九泉含笑的。他们的生活采用的是“加拿大”（在家里拿米，在厂里统一做饭）的方式，如果要打“牙祭”，他们就用自己种的菜到八角井集镇去卖，卖的钱买肉回来。采访时，王道学说：“当时，在我们厂的后边有一片地，我们就自己种菜，吃不完的菜就拿去卖了买肉吃。”保人保厂，八角井镇的人民同样功不可没。他们说，只要你们干，没有工资，我们同样像原来一样记工，按当时的最高工值计酬分粮，免掉你们的后顾之忧。
这些刨土觅食、面朝黄土背朝天不知有多少辈的父老乡亲，再一次用他们单薄而温暖的翅膀，呵护着这微弱的希望之光。王周龙说：“就在当时，我就抱定了一个决心，如果钢厂真的有出头之日，就一定要回报乡亲。”
而在以后钢厂辉煌的岁月里，王周龙也确实做到了当初立下的誓言。
而就在那一年，广汉的向阳、崇庆的西江等等一系列轧钢厂宣布停产。
保住了人，也保住了厂，但一切的措施，终归都是权宜之计，别的厂倒，我们就干。发展才是硬道理，在发展中求生存。王周龙开始实施他的第二步开拓方案。
改造200型轧机，提高轧钢质量和产量；对外加工，储备资金，大量收购原料。
两个方案经讨论通过，一经实施，工厂员工立刻由原来的三十多人增加到近百人。到了最困难的时候，连钢球、抓钉、錾子都卖不出去，这群执火锤铁的汉子，又开始寻找新的自保的办法。他们从代销店中批量买回卫生纸，再折叠成包卖回去，从中赚取一点少得可怜的加工费。现已退休在家，原集团公司电炉车间主任张洪信，研究出了一种如何才能将卫生纸折得多、快、好的方法，并煞有介事地督促全体人员须按其方法完成任务。
现在，回想起那样的日子，该留下多少值得回忆的片断呢？
他们一面从“二重”（现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从“东电”（现东方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请来“星期天”工程师，改造200型轧机，加工机架，改造轧机功能，又派人搞对外加工，为预制厂焊接油罐。只要有活干，挣多挣少都不嫌，工人称为“广种薄收”。一年下来，工厂起死回生，200型轧机又精神抖擞吼了起来。这样一来，精明强干的王厂长该是带领伙伴大展宏图，插上腾飞的翅膀了吧？不，他的运气实在太不佳了。
其实，他在上任伊始，便碰上了即将实施“六五”计划，工业建设需要巩固、完善、提高。国家为了确保重点项目的建设，不得不通过对其他一些基本建设的压缩来积累资金。许多张臂打桩的基本建设工程忽然停滞定格，许多项目下马，许多蓝图又不得不暂时埋藏待时。
于是，钢材，先前还重金难求，转瞬间便滥市，价格惨跌，无人问津。
在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运作中，在市场竞争的角逐里，这个只有一台轧机，只能生产三四种规格产品的小厂，又一次面临险象环生、前途叵测的局面了。
好不容易筹资改造过的200型轧机吐出的钢材，很快堆满厂区角落，压得王周龙腰酸背驼，喘不过气来。
粗糙的钢材，在省内几乎很难找到市场，特别是大城市，曾经高傲于市的钢材推销者们，一个个全都变得像饿慌了的野鹰，整日盘在高空觅食，一旦发现目标，立刻蜂拥而至，哪怕因争夺肉食被啄掉羽毛，啄掉皮肉和眼珠，也在所不惜，也决不后退。
那时，全省有一百二十多家乡镇钢厂。当初，许多厂家均以兄弟厂家相称，现在，为争夺越来越小的市场，他们如涸泽之鱼，失去了相濡以沫的亲情，纷纷赤红双眼，盯着那块渐渐干涸的市场“水渍”。
濒临倒闭的小厂，以低于成本的贱价，作着剔骨卖肉的最后挣扎。
所有钢厂被逼进了一条狭窄的山路，互相挤踏。许多厂家从此便被踩到脚底，再也没有爬起来。
八角钢厂当时年产量仅有四百余吨，却积压了五百多吨的钢材，杂沓狼藉的钢条，堆积在衰草中，圆的、棱的、带刺的、长耳朵的，全都自惭形秽地被层层叠叠的红锈裹覆着。
看着越来越多的人站在风剥雨蚀、锈迹斑斑的钢材前长吁短叹，王周龙想到了两个字：“推销”。
推销，这不仅仅是一种经营与效益的问题，也成了重振士气，收复人心，从根本上解决钢厂生死存亡的关键。
走出去，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王周龙想到这一点，于是，他就真的这么做了。
许多人的失败，不是输在个人的素质，而是输在一个“穷”字上。
王周龙也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要去拓展市场，建立销售网络，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盘缠”--钱。
但他面临的是一个山穷水尽的厂，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家，而家里唯一值钱的，就只有他的妻子刘满秀花了一年多养大的两头猪。
为养大这两头猪，刘满秀不知花了多少心血，也为这两头猪卖成钱后设想了许多计划。刘满秀说，在一九八五年之前，王周龙所挣的钱几乎没有贴过家用。
当时王周龙的工资，最先是九元，后来升至十二元，最后涨到十八元。
王周龙挣钱不多，但不好的嗜好却不少。
他喜欢抽烟，而且烟瘾大得惊人。每天清晨，只要看到东方吐出第一丝鲜亮的光芒，他的口中就开始吞吐着满含“尼古丁”和焦油含量极高的烟雾，明灭的火星一直忽闪在他的指尖、他的嘴角，直到上床入睡。等到第二天日出，又重复着从不间断的吞云吐雾。烟，几乎成了他的第二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