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满秀说，他每天几乎要抽上五包烟，尽管是“兰花”，每包的价格二角三分钱，但一天下来也是一元一角伍分呀，一月下来就是三十多元。
后来，他居然能把烟戒了。
王周龙戒烟，一是因为囊中羞涩，二是因为面子。
那年出差到广州，王周龙准备了几包他自认为是“见得客”的“牡丹”烟。对方接待他后，发的烟不是“555”就是“箭牌”，那些烟在当时的价格均十元左右，而“牡丹”烟只有六毛钱。两相对比，他实在没有“脸”将身上的烟回敬对方，当对方敬烟时，他只好说：“我不会抽烟。”
中国人是注重“礼尚往来”的，而能往来是建立在身份基本平等的基础上的，外交场合，烟价的高低也是一种身份象征。为了掩饰不够“往来”的资格，他只好强忍着。其实在当时，他也好想打肿脸充胖子，买几包来潇洒一下，但买了那几包烟，就没有了回家的路费。
一个“大瘾客”，看着其他人悠然享受高档香烟，吞吐极为刺激和诱人的香雾，心里的难受可想而知。但为不失面子，他不得不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压抑不断蠢蠢欲动的“烟虫”，抵抗着那种对于他这种“瘾君子”来说几乎无法抗拒的诱惑这天，公司来了几个外地的客户。这一回，王周龙真的“打肿脸充胖子”了，他买回来接待客人的烟是“阿诗玛”。
交际场中，烟的耗量一般都相当大，这样的“好烟”，王周龙很难抽上一支的，但他都尽量忍着多留几支给客人。
客人走了，所有的烟盒都空了，王周龙的心也好像被抽走了什么似的，满不是滋味。他说：“一次这样的结交，就抽掉了我几个月工资，我一定要把它戒掉，从今以后，我不吃别人的，别人也别想吃我的，我就要做这样的吝啬鬼，小则为家，大则为厂。”从此，蚕豆就替代了香烟。每当见到他不停地吃蚕豆的时候，就是他烟瘾发作到不可忍的时候。
一年后，他连蚕豆都不吃了。
刘满秀说：“年轻时，他还爱打牌。”
尽管在那时，每一次打牌其主要目的不是为输多赢多，为的只是消磨时间，但多少也有点象征性的输赢。而那时，他们家，是经不起丁点儿的折腾。为此，夫妻俩曾吵过不少嘴，刘满秀说：“我不止撕烂十副牌。”
后来，王周龙把打牌嗜好也戒了。他说，打牌会消磨人的意志，身子骨变懒，没有一个懒汉能成就事业，如果把打牌的时间和智慧用在事业上，成功的可能将会大大增加。王周龙还喜欢喝点小酒，这一个嗜好直到现在都未变，这也可能是他人生除享受事业成功之外唯一的享受吧。
但在一九八二年的中秋时节，那时的王周龙还未戒烟，也在喝酒，刘满秀说：“那时他的工资每月只有十八元，还不够他的烟酒钱。”
为了支撑这个家，为了抚育明英、明文、明芳、明芝四个孩子，刘满秀自从走进王家那天起，就担起了家庭生活的重任。
刘满秀说，那时的家没有一道泥墙，只有两间半没有糊泥的篱笆屋，天上下大雨的时候，屋里就下小雨。好个“风扫地，天点灯”。
一九六四年，大女儿王明英出生，家中只有五斤米，在那“坐月子”的时间里，每当吃上一顿饭的时候，心中总是想，唉，这顿饭总算吃上了，而下一顿呢？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后来家中承包的责任田，王周龙从不摞下，只要忙完外面的工作和厂里的事，他总是匆匆赶回去，忙碌在田间地里，也许他只能采取这种方式来弥补他应尽的责任，表达他对妻儿的愧疚。
为那每天开门就要的油盐柴米，刘满秀不得已也到厂里做工，为此她失去了一个指头，但因厂里经济困难，身为丈夫，也是厂长的王周龙，竟没有为此给自己妻子报销一分钱的工伤医疗费，更不用说伤残补贴费了。
于是，她开始做起了米生意。
每天早晨，在梨园村四组的人家中，第一亮灯的，总是王周龙的家。那时刘满秀每天凌晨三点就起床，开始她一天的忙碌。
她首先得煮好猪食，做好一家人的早饭，匆忙地吃上几口饭菜，把喂猪的活交代给大女儿王明英，不管屋外是朗朗的月色，还是满天的星辰，不管是疾风，还是暴雨，她都骑着那辆破旧的加重“凤凰”牌自行车，载着当天要卖的米，匆匆赶往她的目的地--赵镇。
赵镇离他们家近六十华里，但每天晨曦微露之时，刘满秀的米摊已摆上了街头，开始赚取每斤米二至三分钱的利润。
她不会短斤少两的伎俩，又是农村人，懂得米质的好坏，也就能保证米的质量。保质保量，看薄利润，就赢得了顾客，从开始一天只能卖三四十斤，到后来一天能卖上三四百斤。
不管是开始的三四十斤，还是到后来的三四百斤，总是她一个人骑着那辆破旧“凤凰”牌自行车，顶烈日，迎风雨，载来载往。
那时的赵镇并不大，街道也不多，也不宽，只有几十家店铺人家。
这样的小镇哪里都有，简陋的店门，廉价的货物，善良的人家。
这里人们每天要做的事情，是做完了小生意，数一数当天赚到的几个小钱，然后关上店面，或上茶馆闲聊，或在家中享受天伦。
他们或许什么都没有，但他们有的是悠闲，有的是时间。
但刘满秀却什么都没有，因为她不属于赵镇，赵镇也不属于她，她属于还远离赵镇近六十华里的梨园村四组，家里还有四个等着她回家开饭的儿女。
因为孩子们不知道，他们那个当厂长的爸爸什么时候回家，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因为他们不知道爸爸是以厂为家，还是以这个家为他的家。
晚上九点，推开门，迎接刘满秀的是四张饥饿的脸，四双望穿秋水的眼。
刘满秀说，当时的那种累，就只想倒下去，永远都不要站起来。
但是，她不但要站起来，还要挺下去，刚一吃罢晚饭，圈中的猪又向她发出“饿”的嚎叫。
又是煮猪食，当把猪喂好后，上床睡觉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
但得要记住，第二天凌晨三点，准时睁眼，重复着头一天相同的内容。
屋外是无垠的夜空，没有尽头，她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才有尽头，但她相信总会有尽头的那一天，正如长夜过后总会有黎明的到来。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当笔者坐在这位可敬的老人面前，望着她那张写满沧桑而又自豪的脸，听她娓娓诉说着二十多年前的往事，我怎么也想象不出，这位身高仅一点五米的瘦小女人，是什么神奇的力量，支持着她能承载那么重的负荷？
刘满秀说：“是逼的。”
刘满秀说，那时，她生意最好的时候，每天可以净赚十元左右，但赚的钱除了极少的补贴家用外，几乎全被王周龙拿去了。因为他是厂长，有许多额外的难以上账报销的费用。如果遇上儿女们上学读书要学费，要为家人添置两件衣服，就得卖自家的米来贴上。“贫家儿女早当家”，从小就身体孱弱的王明英，小小年纪就有挣钱的意识。那时的乡下，常有做鹅毛、鸭毛、鸡毛生意的小贩，于是，王明英就知道了，捡鹅毛、鸭毛、鸡毛也能卖钱。
在农村，几乎家家都养有几只家禽，鸡、鸭、鹅毛遍地都是，王明英将那些禽毛一片一片地捡来，分类收集，积少成多。
有一次她生病了，家中竟无分文，正当刘满秀急得不知该怎样筹医药费时，王明英对她说：“妈，不用着急，我有钱。”
刘满秀诧异之极，问：“你哪来的钱？”
王明英说：“攒的，是我捡毛卖攒的。”
忙里忙外的刘满秀，她不知道女儿为攒这点钱，用了多长的时间，捡了多少片鸡、鸭、鹅毛，时隔二十多年了，她也记不清王明英平生所挣的第一笔钱是多少，只记得当时她很感动，也很满足。女儿懂事了，知道自己挣钱来补贴家用，知道心疼父母了。
只读过小学三年级的刘满秀，也懂得知识对于一个人的重要，当上了钢厂厂长又上过初中的王周龙当然就更清楚，他们为了自己的孩子能读书，能读更多书，可谓绞尽脑汁，节衣缩食，但是，当时他们的最大能力，就是只能让王明英和王明文读上高中。为了能多少分担父母的经济压力，也能让姐姐和哥哥能顺利完成高中学业，刚上初中的王明芳主动退学回家，到附近的一家砖厂上班。
那年，她才十三岁！
让我们记住，特别是“德钢”人要记住，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在一九八一年的中秋时节，为当时的“德阳县八角井朝阳钢改厂”到现在的“四川省德钢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作出的牺牲，为当时的“德阳县八角井朝阳钢改厂”到现在的“四川省德钢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迎来一次历史性的转折--王周龙把要外出拓展市场，建立钢厂产品销售网络的“盘缠”的主意，打在了刘满秀早出晚归、费尽辛劳花了一年多才养大的两头猪上。
这两头猪所能卖的钱，刘满秀有许多计划。
当时，王明英在读高中，王明文在读初中，明芳和明芝在读小学，新学期才开学不久，有些学费还没有缴清，得赶快给他们缴上。一个个都是钢厂厂长的儿女，连学费都久拖着，岂不是笑话。
八月秋风渐渐凉，得为孩子们添置点衣裳了，再苦也不苦孩子们，小孩们谁不喜欢穿戴？自从她嫁到王家以来，就一直想着这座“天点灯、风扫地”的两间半茅屋变一变新样，至少也得为房顶添几片瓦。
俗语说“老年人喜欢油煎菜”，家翁年迈，在世的日子越来越少，把猪卖了后，也能多少买点东西孝敬孝敬，多吃上几口好的饭菜。
王周龙是走世面的人，得给他准备一身像样的衣裳。
刘满秀说：“两头猪尽管卖不了多少钱，但那时的钱却很值价，不多的几个钱也能做许多的事。”
二十多年过去了，刘满秀已经记不清楚，当时王周龙是怎么向她提出在任何人看来都是荒唐至极，也是任何一个聪明人看来都是愚不可及的要求的。而处于当时那种家境，换任何一个家庭主妇都不会答应，因为换作任何一个人都不会为那堆锈铁，为公家的厂投入一笔自己费尽辛劳换来的钱，去冒那种明眼人一看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风险。但在这个世间，同样存在一些例外的事、例外的人。刘满秀就属于那种例外的人，所以她就答应了这件例外的事。
所以，她就促成了她丈夫王周龙例外的成功--这种例外，我们可以称作是奇迹。刘满秀只是依稀记得，王周龙在她面前描述许多美丽的蓝图，许多在当时看来属“天方夜谭”的梦想，但刘满秀相信一句话：只要钢材卖掉了，钢厂也就好了，钢厂好了，他们家也就会跟着慢慢好起来的。
“锅中有碗中才有”，这个朴素的道理，这个农村妇女还是能懂的。
就这样，猪就真地拉出去卖了。
两头猪买了三百多元钱。多带些钱总会有好处，以防不测，刘满秀又卖了家中的米，凑足四百元钱，然后把它交到王周龙的手中。
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描述，当王周龙接过刘满秀递给他的钱时，内心的波动与感触，但我知道，不管用什么语言来描述都是苍白的。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王周龙就在当时为自己立下誓言，不管今后有多么的飞黄腾达，都不会辜负刘满秀对他的感情和无怨无悔的付出。
“患难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王周龙的的确确做到了这一点。
王周龙纵横商场二十余年，洋场卡厅，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胭香粉黛什么样的场面没见过。
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低级而卑贱的诱惑，迎合每个人最原始的欲望，把人引入丢弃人伦的罪恶之路。
“天外天”、“楼外楼”、“芳草地”、“凤凰台”如此类的招牌和标志，在夜间的街道中闪烁的霓虹，标示着这是城市里或乡镇中最有活力的，最有诱惑力的去处。当街铺面后，曲径幽道，一间间华美富丽的厅堂和包间，地毯、墙纸、吊灯、音像和塑料花，跑调的歌声，声嘶力竭的嚎叫，在这个世界上，男女间所有不规矩的动作随处可见，所有不规矩的声音随处可闻。
彩虹下，美女间，酒杯前，黄莺般的笑声，嫣红的笑脸，是可以掏尽一个个成功而多金男士们的兜中钞票，也可以掏尽作为一个男人的良心和责任。
王周龙说，做人就得承担做人的责任，小则为家为厂，大则为国，评定一个人是否配做人，是否高尚，就是以他敢于担当责任的多少来衡定。
王周龙并不迷信，但他信佛。佛说：“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
任何一个人都要为自己做人的不负责而付出相应的代价。
在众多人眼中，王周龙肯定是个英雄，他亲手缔造了一个数亿元产值的大企业，是那些只为钱而可出卖一切的女人们窥视和猎狩的对象。在王周龙那里，她们似乎看到闪光的钞票，闻到了人民币的芬芳。
王周龙说，他只是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人，平常得只知道做一个应该承担责任的人。
西谚道：“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当王周龙从刘满秀的手中接过那四百元钱时，对这句话体味得尤为深刻。
像刘满秀这样的女人，不管在何时，都没有可以背弃和辜负的理由。
同时，他也明白，在钢厂中做工作的任何人，之所以他们能安心努力地工作，都有人站在他们的背后，像刘满秀一样默默地无怨无悔地牺牲和付出，如果有朝一日时来运转就抛弃了他们的话，良心何在？道德何存？
所以，二十多年来，“德钢”集团公司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德钢”集团的干部职工，都不准背叛自己的家庭，特别是对干部犹为苛严。
所以，二十多年来，凡在“德钢”集团工作的干部职工，除因极为特殊的情况有一两对夫妻离婚外，其他均为原配。
王周龙说，一个无良心、没道德的人，就不配做人，事业是人干出来的，一个就连人都不配做的人凭什么能做事。
王周龙又说，一个就连家庭都可以背叛的人，同样可以背叛企业，如此不忠诚的人，你就别指望他能对企业忠诚。
王周龙和他的伙伴们，他们都是人，也有人的七情六欲，但做人的原则和高尚的责任感，让他们都拒绝了那些无处不在的卑贱的诱惑。
或许也有他们都拒绝不了的时候，但是他们可以选择--躲避。
驰骋商海二十多年的王周龙，从来没有涉足任何风月场所。
“德钢”集团，能从一个小打小闹的作坊式的生产，发展到今天如此大的规模，这和“德钢”人坚守做人原则和纯洁的生活作风是分不开的。
但是，摆在现实中的困境又该如何解决呢？
刘满秀在为王周龙的远行做准备，买了一个黄布包，里面装有二十双草鞋和一双黄胶鞋，还有几大包炒熟的豌豆，并一再叮嘱，走路的时候穿草鞋，见客的时候穿胶鞋，如果没钱吃饭，就吃豌豆，捧几口凉水和着充饥。
钢厂职工早已准备好了王周龙要带去推销的样品，他们从条钢堆挑出一些看得过眼的钢筋，用铁锤将扁的锤圆，用砂轮将锈磨掉，用钢刀剔去条钢上的倒刺、铁耳杂和飞皮，然后把它们切割成一尺来长的钢段那一次，几乎是风萧萧兮易水寒似的悲壮的远征。王周龙背着刘满秀为他准备的行囊，背上几十斤重的样品，带着全厂一百多号人沉重的希望和嘱托，承载着八角井父老乡亲的千年的期盼，与张承志(原钢厂生产经营副厂长)开始了万里征程。
无边落木萧萧下，正是天凉好个秋。
一百多条钢铁汉倚门相送，望着他们蹒跚地渐渐远去，消失在无边的天际，走向前途未卜的征途。
走出了八角井，走出了德阳县，下一站该去哪里，他们不知道，他们产品的市场究竟在哪里？
王周龙说，那次他们出去纯属瞎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