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点，他们是知道的，他们的产品在四川省境内，可能没有市场，因为离他们很近的成钢厂（成都钢铁厂）的钢材几乎占尽了四川市场每一个角落。
我读不了方向，
读不出时光，
读不出最后是否一定死亡风吹来，吹落天边昏黄的太阳。
--摘自张楚《西出阳关》
“远走不如近爬拿”。但是他俩还是想试试，如果能在四川境内，或就近的市县把产品卖出，那该是多么美的事。
于是，他们在四川境内去了安县，进了北川，折绵阳，经梓潼，出剑阁，达广元，不知看了多少张难看的脸，跨了多少道难跨的门，把自尊心当成一张废纸一样扔到垃圾堆里。不管是王周龙，还是张承志，他们都没有任何推销和拓展市场的经验，每到一个目的地，他们唯一办法就是去找当地物资局。
在当时中国，是物资相当匮乏的年代，这个部门掌管物资供需和配给，它的门槛有多高，在这个部门里工作人员无形中所掌控的权力有多大，很难用今天的任何一个职能部门来比拟。它在无形中掌控着一个地区的市场物资流通和经济命脉。
王周龙和张承志去的那些市县，也许什么物资都缺，唯独不缺钢材。
在以前钢材紧俏的时候，众客户把他们生产出的那些圆不圆、方不方、怪眉怪眼的钢条，都当成求之不易的宝贝。那时，看着一个个客户为求一吨或几吨钢材，下颜赔笑的神态，想想自己那时高高在上的样儿，享受被人求的尊贵，足以让任何人的虚荣心得到满足。现在来了个“本末倒置”，有了从“爷爷”到“孙子”的转换。王周龙说：“那些事给了我一个教训，‘人如三节草，不知哪节好’，春风得意时，千万别忘乎所以。”
所以，王周龙和张承志去求物资局帮助推销和寻找市场时，其失败率自然就高达百分之百了。
当王周龙和张承志带着一副极为虔诚和乞求的神态，赔着小心翼翼的笑脸，恭敬得无以复加，把钢筋的样品摆在他们面前时，他们的那副神情就像是见到满脸污秽、散发一身恶臭的“叫花子”。
“快走快走，现在好钢材都卖不脱，你们那些烂铁还有谁要？”这几乎是他们众口一词的回答。
王周龙和张承志的确走得快，有限的几个盘缠，使他们不敢在任何一个地方多一点停留。因为多逗留，就多消费。王周龙说：“那时候，真希望一分钱分成十瓣用。”王周龙和张承志，他们见车就上，无车就走，昼夜兼程，一站接一站，一县接一县，最多时一天跑过八个县。
草鞋换了一双又一双，因为王周龙必须保证背包中那双胶鞋的干净和成色，好让他在求人见客时，脚上多生一点“辉”，好在别人眼中减去一点“乞丐”的成分。
为了把消费降到最低的限度，他们就吃豌豆充饥。在有自来水的街头，他们喝自来水；在没有自来水的路上，不管是塘边、水田，还是沟渠，不管干净与否，只要是水就成，和着炒豌豆，解渴解饥。
“墙内开花墙外香”，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他们决定到省外去碰碰运气。
他们出川了。
在去陕西的途中，最令王周龙难忘的是去勉县的那段路程。
车至勉县，因连天大雨遇到公路塌方，车堵一路，无法前行，别的旅客便就近各找旅店歇息。
别人可以休息，可以等到道路畅通后才走，但他们不可以休息，不可以等，一是因囊中羞涩，不允许他们有额外的消费，二是因为他们在这儿多呆一天，家里人和全厂职工就多一天望眼欲穿的期盼。
能够多前行一段，或许就离希望的目的近了一段，所以他们必须走。
连天大雨，遍地泥泞，草鞋当然就不能穿了，当然也不能穿那双见客的胶鞋，只好赤脚。
如果沿公路去勉县，肯定好走，但得有一百多里的行程，算时间至少得一天半才能到达。抄近路，则是山路，虽翻山越岭，但只有四十余里，如果走得快，半天即到。他们选择了山路。
没有打过赤脚的人，不知穿鞋的舒服，走惯了平地的人不知道翻山越岭的辛苦。王周龙生在川西平原西北边缘，也成长于此，他家虽穷，但平时从未打过赤脚。在他的家乡，尽管有“天晴一把刀，下雨一泡糟”的景象，但在那时，王周龙才真正感受到泥泞山路的难走。
那是真正的一步一个脚印，一个近半尺深的脚印。路上到处是尖如利刃般的小碎块，脚踩在上面，如割裂般生生地痛。
四十多里的山路，就如四十多里漫长的地狱般的通道。
到了勉县，一双脚满是裂口、血泡和数不清的伤痕。
他们没有给自己喘息和疗伤的机会，穿上见客鞋，用手搓掉满身泥浆，洗掉脸上的尘土，给散乱的头发打点“水摩丝”，强打精神，哭脸变笑面，走进勉县物资局。
结果依然如故。
没有回头路，他们只有向着那渺茫前路继续前进。
他们对行程的追赶，不可谓不快，但他们觉得还不够快，到了汉中，抵达凤县后，他俩决定兵分两路，张承志走宝鸡，王周龙去了天水。
穿徽县，过天水，到西安与张承志会合，结果依然是没有售出半两。
经商量后，他们决定也来个“中原逐鹿”，进发河南。
上了火车，途经骊山脚下的临潼。
骊山脚下，临潼城里，有个华清池，和他们的出生地，他们钢厂所在地八角井，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曾见证一代王朝的衰亡。
火车轰鸣，承载着王周龙一腔沉重的忧思与感慨。
元代散曲作家张养浩，曾面对骊山的荒凉，回想历朝历代的兴衰交替，发出对王朝争权夺位、残酷厮杀行为的一种大彻大悟的否定：骊山四顾，阿房一炬，当时奢侈今何处？
至今遗恨迷烟树。
列国周齐秦汉楚，
赢，都变做了土；
输，都变做了土！
时年三十七岁的王周龙，正值英年，尽管屡战屡败，前途未卜，但他依然屡败屡战，因为他知道这次远征，如果“输”了，钢厂的产品才会真的“都变做了土”，而赢了呢？钢厂产品就不会是“土”，而是“金”！所以，他们这次只能赢，不能输！
潼关天堑，地势险要，外有黄河，内据华山。
潼关的烽火，决定了十二代王朝大旗的更换。
潼关的狼烟，掩盖无数热血男儿的白骨尸山。
在这里，张养浩同样留下流传千古的怀古感叹。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
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
意踟蹰，
伤心秦汉经行处。
宫阙万间却做了土，
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
张养浩，元朝散曲大家，自幼家贫，聪明苦读，被荐为东平学正，历任监察御史，礼部尚书等官，他为官清正，不畏权贵，忧国忧民，在民间，官声极好：“亲登华岳悲哀雨，自舍资财拯救民”，“路逢饿殍须亲问，道遇流民必细询，满城都道好官人”。
也许王周龙与张养浩是无法比拟的，但他同样有颗普济苍生之心，他想为造福八角井人民尽一份力。
钢厂“兴”，八角井人民的生活就会慢慢得到改变，扔掉压迫千年的穷窘。
钢厂“亡”呢？他没有想过。也许是他不敢去想！
如果他去细想了，是否就会阻止他前进的脚步呢？
不！因为前进，才有可能找到他们唯一守望的出路。
谈到这段经历时，有两个字常挂于王周龙之口，那就是兰考。
兰考是河南境内的一个小县，但在全国范围内，有很高的名气，因为这里出现了非常爱民的县委书记--焦玉禄。
焦玉禄是共产党员的先进模范，是为官者的榜样，他为治理兰考县境内的盐碱地，为兰考人民脱贫致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除焦玉禄外，兰考另外一个方面也很出名，就是它的“穷”。
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穷”已经不再是一种值得骄傲的事，它不再会给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带来荣光。王周龙想：“让我们互相帮助，产品互补，同奔致富路。”
提到兰考，王周龙只是声声叹息：“唉，那地方真的很穷，那里的人唉。”最后，他还是告诉了我，他们在兰考遇到的一件小事。
他们到了兰考，囊中的炒豌豆已经吃完，他们确实很饿。
他俩忍着饥渴，左脚先往前一步，右脚才慢慢地跟上，一步一挨，每走一步都得付出艰辛。
他们已经走过数不尽的路途，算不完的里程。整个关中大地，大半个中原，都留下他俩的脚印和汗味。
在前不着村、后不挨店的路途中，水就能解除他们难耐的饥渴。
在路途中，他们可以“眼不见，心不烦”，一任饿渴折腾。可是到了集镇和城市，眼之所见，鼻之所闻，到处是他们体内当时最渴求的东西--兰考这个地方虽然很穷，但兰考的城里，也有一咬就一口油的大块肥肉，冒着腾腾热气的包子、馒头，有王周龙每天疲倦都要慢慢品味的老白干，还有许多当时想都不敢去想的美味佳肴。
饥饿在严酷地折磨着他们，但做人最后的尊
严让他们宁可当街碰死，也不会说出“叔叔，求求您们给点嘛”的话。尽管他们所到之处，也受尽了如同对待乞丐的白眼与鄙夷。
这里与其说是一条偏街，倒不如说是一条阴暗肮脏的窄巷，在这里，有家小面馆。
以他们的经验，在这样的地方吃饭，花很少的钱，能吃到分量很足的东西。所以他们走了进去。
现在也许少有人没见过那些常以天为帐，以地为席，流窜在大街小巷的“大师兄”们，见到他们，又有几个不退避三舍的？王周龙和张承志当时形象，肯定要比他们好得多，但也达到了能遭人误解的程度。那个守店的姑娘之所以能让他们进去，是她看到了王周龙的手中不知捏了多久的钞票。那个姑娘照样对他们保持着戒备，远远地站立着问他们“吃几两”。
尽管他们那时已经饿得足以吃下两斤干面条，但王周龙说：“给我们一人来二两吧。”面很快端来了，很快连汤带水从他们各自碗中消失得一干二净。
没有语言来形容，当时那面、那汤、那水在他们的口中时的那美、那香但仅有的二两面，和着那二两面的汤汤水水，又能占据他们早已空无一物的肚子多大一点面积呢？
“小妹妹，我们还渴得很，给我们两海碗面汤喝吧。”
王周龙说出这话时，至少还不觉得多失体面，面汤充饥，肯定比凉水好些，面汤里毕竟或多或少还有些淀粉的成分。
那姑娘似乎看出了两个“穷鬼”的用心，但她还是极不耐烦地端来面汤，一下子掼在他俩的面前，滚烫的面汤，泼溅在他们的手上，他们的身上，面汤所及，烫出一片一片火辣辣生痛的红云。
一滴水里，一个太阳；一粒沙子，一个世界。不管是王周龙，还是张承志，心中马上浮出这样的想法，看来焦玉禄精神并没有熏陶着这位姑娘。但我深信，焦玉禄的精神没有熏陶着的远不止这个姑娘，因为在采访谈话中，笔者感觉得到，他俩在兰考所受的委屈，可能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
兰考是和焦玉禄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说出对兰考不敬的话，就是对焦玉禄的不恭。所以，王周龙对其经过只字不提，我也就只字不问。
“劝君少饮罐头春，多买罗穿上身，如今世间人眼浅，只重衣冠不重人。”这是《笑林广记》中的一首调侃诗。
以貌取人的流毒，总是肃不清。王周龙和张承志这次天南地北的远征，对此深有体会，因此，他们决心武装一下自己。
档次高的衣服，贵得让他们咋舌，遥望一下就算是眼福了，烟孬了又拿不出手，于是，他们一咬牙，买了块极廉价的手表，让这块手表来装装门面，抬抬他们的身价。
凡和人谈事，先找个机会亮亮腕子，让表那锃亮的银光引起对方的注意。因为那块表所传递的信息可以直接告诉对方：“我并不赖，是一个戴得起手表的有钱人。”
可是这块后来被他们称为“督战表”的手表，除了能起个“督战”的作用外，却没有表的功能。“走走停停，不摇不走，”王周龙说，“每次亮腕子耍洋盘时，最害怕的就是别人问现在几点几分了，你总不能给他说现在大概是多少点多少分吧。”
好在问这话的并不多，如果万一有人问起，就抬手假装细看几眼，故作惊讶的模样：“哎呀，看我这忙的啥记性都没了，又忘了上条了。”
王周龙说，他从来不会说谎，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要实话实说，但经历那么多事以后，脸皮已经厚到家了，当对那些人说那些话时，脸都不会红一下，否则，就会露馅的。表能蒙别人，却不能蒙自己，时间不准怎么办？只好再买台收音机。
巴掌那么大一块，八块钱，一刻不歇地听时间。
最麻烦的是晚上，要听时间，就不敢关机，开着吧，又叽叽嘎嘎地吵得无法入睡。当然，在张承志和王周龙跑推销的那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就从来未睡过安稳的觉，为了节省钱，他们大多数的时间都睡在火车站、蹲在阶沿边。
现在，他们的落脚点是河南的省会--郑州。
夜在这个大都市悄悄拉上它的帷幕，灯火通明。大街上，王周龙和张承志如同两条孤独的游魂，漫无目的地游荡。
身也疲惫，心也疲惫，眼皮重如沉铅，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找个地方美美地睡上一觉。闹市中，有好多惹人眼的旅社、宾馆、招待所，那里有柔软的床铺，有可以自调冷热的洗澡水，有飘香的香皂，让萍踪漂泊的游子洗去身上的污秽和离乡背井的酸楚与无奈。
但这一切都不属于他们。
他们本想找个街边屋檐就地一躺，就把那个晚上打发了。但那时郑州的治安很不好，有歹徒流氓，有治安巡逻队，这黑白两道都是他们极不愿遇到的。
遇上流氓歹徒，身上所有财物都可能被洗劫一空，说不定还要遭一顿暴打。
遇上治安巡逻队，有可能把他们当盲流收容，将他们遣送回家，那么所有在外奔走的工夫全白费了。
前面的暗巷中，有一盏昏灯摇曳，一个为钱而疲倦的老人，正在枯灯下守着一张“住店请进”的牌子。
他开这家旅店似乎已经很久了，什么样的客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消费定位，他一眼就能洞穿。当王周龙和张承志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知道，这个生意他已经做成了。
所以他笑得比谁都甜。
一张老脸，写满沧桑，但不失厚道，传达出诚实而谦和，枯灯下，一脸的笑意，就像一个经过浓缩了的“弥勒”。
王周龙说，这是他们出去一个多月以来，第一次受到的笑脸接待，所以感到特别温暖，所以记忆特别深刻。
老板说：“我这里还有张床，有被盖，但号已经满了，也没有热水。”
王周龙说：“号满了无所谓，热水没有也不要紧，只要能找个支床的地方，能睡下就行。”老板的笑更浓了：“我这儿是老店，黑白两道我都有打点，所以很安全，今晚的天气不错，把床支在街上，保证和在房间里一样的舒服，并且价钱只要你们一人给一块钱就行。”一块钱一人，是他们在当时仅能承担得起的消费价格。所以你不能不佩服老板的眼光。他们答应了，老板也就笑出声了。
无独有偶。两年后，他们为筹建500开坯车间，也在郑州，也是街边支床。不同的是那一次没有张承志，却多了谭玉国、肖尤政和时任八角井公社的党委书记陈胜华。此是后话，按下不表。现在继续说王周龙和张承志他们俩的故事。
身子刚一粘上久违的床铺，疲惫至极、年纪尚轻的张承志还来不及多动一下，就进入香甜的梦乡，王周龙却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正如店老板说的，今晚的天气确实不错，一睁眼，万里长空，繁星满天。
天街夜色凉如水，
卧看牵牛织女星。
王周龙倒真的是卧看星辰，但却没有古人那份怡然和洒脱，有的只是无边的忧思和难以言传的沮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