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式：从时间的维度看节奏，停顿是延时；从空间的维度看节奏，停顿是中断；从质量的维度看节奏，停顿则是超饱和。曼德尔斯塔姆诗写的声音无疑是重的，而且还浊，这跟他的发声方式有关，更跟他对声音节奏的过度发酵有关。高寒地区的诗人，其对存在的耐受性往往要大于低纬度地区的诗人。绵长的冬季，广阔的雪，表面观似乎很浪漫，事实上却是宇宙节律的一种残忍释放。前者表现为时空的大停顿，后者则表征着生命的小堵塞。停顿中的停顿，不是躲避和隐藏，而是雪上加霜式的唯恐天下不乱——重击下的再重击。比如“我冻得直哆嗦。／而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乍看三个句子均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其实它们的花花肠子是一致的。第一句是基础，后两句是第一句的幻觉所为。一个“在天上舞蹈”，就够令人恐怖的，还要下“命令”，还让人活不活？多数情况下，国内的读者对后两句比较熟悉，而对第一句则比较漠然。殊不知，第一句是停顿的发动机。取消了这个发动机，后两句不仅难以作为，而且其成立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因此，那句摘要式的阅读，可能对培养警句癖有益，但对诗句的贯通却贻害无穷。况且，存在的发声一旦被激活，诗歌声音的自体质量就会迅速增大，以致呈过饱和状态。这样的情境，读者很容易识别停顿的位置；反之，阅读对停顿的人为加害就不可避免。
诚如你所言，余怒与陈先发的诗写都有强指的倾向。但，二者立足的层面却截然不同。余怒的强指是语言学层面的，依赖的是对语言所指的悬置，继而完成语言能指的暗渡陈仓。陈先发的强指是存在论层面的，通过事物的共时存在，彰显语境的暧昧，从而进入语言的纵深地带。从诗写的原点看，二人都似乎无法摆脱“观念写作”的嫌疑，只不过二人均打造各自的障眼利器。比如余怒。在具体的诗写中，其对语言能指的放任，几乎摧毁了大多数读者的智力。被其打昏的读者，你若期望他们从语言所指的迷障中绕出来，无疑于天方夜谭。先别说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好多读者连葫芦都进入不了，你怎么还能将看穿把戏的重任交与他们。再比如陈先发。他在诗写中完全取消了事物存在的时间限定，没有了前后，没有了辈份，在一个空间里，此事物与彼事物想不说话都不行。事物跳脱了时间的牢笼，自性大发。事物勃发的生气与活力，让你觉得这样挺好，与此同时，你对其诗写的某种强制性，也就失去了警惕。强指与假设不同。从文本预设的目标看，强指看重的是读者的误读，而假设更信赖读者对真理的某种认知。从文本生成的方向看，强指更多的是有中生无，而假设多是无中生有。从文本最终的效果看，假设倾向于知道，而强指则偏向于体觉。
进入《姚鼐》，我立马发现：强指在陈先发的诗写里，变身为两种特征：一是事物存在的共时性，一是诗思的批判性。后者具化为一种情怀，一种按捺不住的焦灼。前者实现了事物的陌生化，并且力陈四个层面的现实：一是生活层面的现实。二是被批判的现实，被诗人之手拎着从世相中截取的现实层面。三是现实之中的“超现实”，每种现存的物象中都包含着魔幻的部分，对这部分的发现与表达。四是语言的现实。从古汉语向白话文的缺陷性过渡，迫使诗写者必须面对如何拓展语言的表现力与形成不可复制的个体语言特性这个问题，这是每个诗人面临的最大现实。四个现实的共生性，令我们觉察到：陈先发对时间的重构，就是为了达致存在的共时性。风物的共时，让我们身临其境，滋生出一种参与而非躲避的欲望；事情的共时，让我们在反观中，体味到一种恒定的存在；人与自然的共时，让我们在发声时，完成了一种交响的同期声录播。姚鼐的声音，侄子的声音，我的声音，松鼠的声音，板栗的声音，农民工的声音，麻雀的声音，等等，均失去了代际、界别与身份，共同缔造出诗人个我的声音。由此来看，共时是为了共存，共存是为了共生。失却了事物的共存，存在的共生也就失却了发生的可能。“时间的刻度消弥了，存在相亲的空间诞生了。”这样的境况，恐怕再也见不到了。反过来说，共时不仅使存在的现场拥有了地质谱系，而且还大大激活了原在的声音。“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句古诗提示我们：诗歌的共时性，应该是共时于此。此即当下，而非彼此的此。
“诗正是存在于具体的语境之中”。那种“诗歌到重新回归古典的时候了”的说法，传达的是当下诗写者的一种失望。这种失望，源于个别诗写者对当下汉语诗歌节奏溃散的不满。当然，也不排除个别诗写者对当下诸多优秀诗歌文本的漠视。关于“泛知识分子写作”，我基本同意你的看法。他们拥有太多的知，而极度匮乏难得的识。加之，个我的生命又太羸弱，被殖的命运少有改观。在具体的诗写里，他们的知严重抑制了识的现身。将词语推演的快感误以为是存在的激活，将外来声音的引入误当成个我声音释放的引信，将社会学的指责误识为诗歌良知的担当。他们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抢占了诗歌知识的话语权，俨然成了诗歌真理的化身。自闭式的冲动，令他们制造了大量貌似真知的雷语。话语的优先，本应令他们的诗写先行一步，为后进者拓展更多的可能性，结果“优先”变成了“优越”，“优越”遏制了其反观自身能力的发挥，进而成了其不思进取的挡箭牌。眼下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声音的共时性演化成声音的同质化，在中国诗界成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大狗小狗都忙着发声，谁也无暇顾及别人的声音。假若有一批悉心倾听的耳朵，中国诗界也就没有那么多乱说的嘴巴了。严谨的嘴巴，是靠尖锐的耳朵训练而成的。令我欣慰的是，“尖锐的耳朵”这个名单近年来有明显拉长的迹象。
草树：很高兴在新世纪第一个龙年春节之际，我们能有一次如此愉快的关于诗的交谈。我总觉得，中国现代诗经历了近百年的实践，在时代出现了巨大变革的背景下和语言具有了相对的豁免权之后，会有一个黄金时代来临。但是作为一个身处当下诗歌写作生态之中的诗写者，我也时常听见浮躁和焦虑的声音。真正纯粹的声音，反而被喧嚣淹没了。作为一个中国诗人，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自信站在世界的舞台上，因为作为一个“独唱”演员，我们有一个庞大的“合唱团”站在身后——那就是我们的《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等灿烂辉煌的文学传统，而且最近几十年社会的巨大变革也呼唤着与之相应的大诗人。我们目睹着一栋栋高楼诞生，也见证了一个个“自焚者”的死亡；我们亲历了高铁时代的神话，也看见了神话背后的“腐败”；我们吃着肉，骂着娘——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有了更多的不平，不公……一切的观念和尺度都破碎了。这是一个需要重建精神尺度的时代，也是一个迫切需要倾听的时代。谁听见了时代最深处细微的声音，谁就能真正把握现代诗歌的节奏。最近我读到韩东一篇关于语言的文章，他说，杨黎最有价值的一句话，是“诗从语言开始”。可见诗歌观念是不断更新的。藉此，我也希望你能对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汉语新诗的写作做一个展望，我相信你总能发出独特的声音。
格式：首先感谢你在龙年打破了我的“储钱罐”，让我的“钱”得以流通。这些年，我攒下的“钱”，先是让《看法》、《对质》两本书花掉了一些，又让《说法》占据了一部分。旧“钱”与新“钱”之间，我还有一些半新不旧的“钱”，让你给找着了，并且给了我一个串钱的机会。所以，我要把我串钱的方式说出来，以期引来另外的串法出现。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汉语诗歌写作，裂变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汉语诗歌写作的能量。问题的展开与问题的解决，几乎是同步进行。在这个能量裂变的过程中，我们既看到汉语诗歌的瑰丽多姿，又见识了它的混乱与无序。一路向下导致的轻、薄、碎，与左右逢源造成的重、厚、大，形成了两道独异的风景。这两道风景，与其说是相互对峙，不如说是相互映照。推倒重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这三种态势交互作为，若隐若现。作为风景的建设者与见证人之一，我恰恰觉得裂变是聚变的必要准备。因此，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应该是汉语诗歌写作诸要素归位的十年，也是汉语诗歌写作诸要素急剧整合的十年。知止而后定。汉语诗歌写作进入了开阔地带，平缓的建设必将大于粗暴的破坏。正、反题写作的极端表现，将归零于合题写作的日趋丰富。大诗、重要的诗，定将鱼跃出汉语诗写的地平线。本土性与批判性，将持续刷新个我诗写的诗思。现代汉语承载现代经验的能力将大大增强。其他艺术门类对汉语诗歌的蚕食将更加惨烈。
草树：2012年春节由于一场汉语新诗的南北对话而丰富了天空的声音。关于这个话题，似乎意犹未尽，我们还可以就一些方面进一步展开，但是因为篇幅关系，只能留待下次。或许我们“停顿”一下，会给下次的对话留出更多的空间。谢谢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