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国内的公众抗议此起彼伏，美国官方不得不把信息情报处监听外国无线电信号的行为解释成“仅仅是培训目的”。该机构预计保留的小部分密码破译员得到指令，应该对此保密。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是在为作战部研究通信联络信息。
阿道夫·希特勒于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随后英国和法国相继对德宣战。美国声称，据民意调查显示，除非美国自身受到外国武装力量侵袭，否则美国将会一直置身战事之外。
在华盛顿军需大楼坐镇办公室的信息情报处处长威廉·F·弗里德曼，可以说是一位天才。他不仅专长破译密码，而且善于发现人才，尽管被招纳的人只能获得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工资。密码破译工作比较乏味，耗费时间长，工作难度大。所以大多数信息情报处的密码破译员不仅必须要有主见，而且在外人看来还需要有“特别的视野”。
弗里德曼招纳的密码破译员中，有一个人叫约翰·B·赫特，是德国入侵波兰之后招来的。赫特生性喜欢无拘无束。虽然读过好几所大学，但从没有获得一纸毕业文凭。尽管如此，他拥有弗里德曼需要的长于分析的头脑。赫特从未去过日本，也没有参加任何日语培训课程，但他通过自学掌握了难学的曰语。
和其他大多数信息情报处的成员一样，赫特对于生存原则有其独特的见解。他持有的一条原则就是，在过马路时，从来不管交通规则。如果一辆车逼近他时，他就会死盯着司机看，然后车就会停下。
有一次，赫特在穿越繁忙的华盛顿大街时，一辆迎面开来的出租车没有看到他的“凝视”。赫特被撞倒了。这名出租车司机立刻停下车，向他撞倒的这个人冲过去。
赫特躺在街上，一脸苦闷的出租车司机嘴里不断地重复道：“你伤到了吗?你伤到了吗?”
这名信息情报处的情报分析员说道：“是的，约翰·B。”然后，扶着腿，穿过马路走了。
爱尔兰共和军蒙骗谍报局
1940年1月初，英国负责国家安全的情报局军情五处(MI．5)得到消息说：有一群不明身份的破坏分子试图炸毁坐落在瓦尔珊大修道院的皇家火药厂。刚刚从伦敦警事厅刑事部凶杀科调任军情五处首席监察官的威廉·索尔斯伯里受命调查此事。
在索尔斯伯里采取措施之前，皇家火药厂内果真就发生了三起巨大的爆炸，炸死5人，伤30人，工厂的关键设备也遭到了严重毁坏。
为了不至于引起民众的恐惧和紧张，英国政府极力否认这些爆炸事件以及自战争爆发以来4个月时间里所发生的其他几次爆炸事件是来自于“敌方行动”。
这种否认从策略上说是正确的，这些爆炸事件的参与者没有一个是“敌方”国家的公民。但是，柏林的谍报局总部却认定这些爆炸事件是“一群与我们有联系的爱尔兰爱国者”干的。
爱尔兰长期以来就与英格兰处于不宣而战的状态。1939年早些时候，两个生活在爱尔兰的德国知识分子朱庇·豪文和霍华德·克里斯曼对爱尔兰共和军这支采取爆破行动反英的军队所取得的“成就”表示出了强烈的兴趣。他们注意到爱尔兰共和军炸毁了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以及阿尔姆维克等地的一些电站和商场，破坏了通讯干线的电缆，还在人流如织的皇十字车站放置饵雷，炸死了好些个伦敦人。
欧洲战争刚刚爆发不久，朱庇·豪文和霍华德·克里斯曼就去柏林找了谍报局。他们想，既然爱尔兰共和军一直就在从事针对英国的破坏行动，还拥有15，000名士兵，为什么不与他们建立一种合作关系呢?
谍报局专门负责破坏行动的埃尔文·冯。拉合森上校对这个利用那15，000人潜在力量的建议表示出了极大的热情。他心想，完全可以利用这支队伍发动一次偷袭，横渡圣·乔治海峡和爱尔兰海，从英国的“后门”发动一次突然袭击。
陆军上校拉合森迅速指派弗里德里希·马韦德上尉和库特·海勒——德国国内顶尖的爆破能手去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军领导人进行秘密晤商。令这两个德国人异常高兴的是，他们发现爱尔兰共和军已经制定了一个周密而详细的计划，目标是“使英国的一切官方活动陷入瘫痪状态，并最大可能地破坏英国的安全防御设施”。
在阿道夫·希特勒的支持下，价值几百万美元的德国马克源源不断地流入了爱尔兰共和军的账号。作为回报，爱尔兰共和军也相应地制造了一些小规模的爆炸事件，但实际情况主要还是，他们把钱照单全收了，同时伪称一系列的工厂、舰艇和铁路的爆炸事件是他们所为，向雇主表功，而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参加!
两个纳粹高级头目的冲突
德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代办汉斯·汤姆森博士是一位精力旺盛、聪明能干的外交官，曾长期致力于使美国保持中立。他在柏林的老板，外交部部长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受命于阿道夫·希特勒，要筹划一个和平方案，阻止美国援助受困的不列颠。
里宾特洛甫的总体战略构想是，防止破坏分子的过激行动唤醒美国这个沉睡的巨人介入战争。
汤姆森很清楚，他领到的是一个难办的差使。绝大多数美国人同情英国，并确信德国是挑起欧洲战事的罪魁祸首。因此，当汤姆森听到在纳粹党人中四处弥漫的有一批职业破坏分子正在潜入美国的传言时非常焦虑。
1940年1月17日，汤姆森电告里宾特洛甫：“在这个时候，任何在美国实施阴谋破坏活动的企图，相对于德国的计划来说，都会造成难以想像的后果。”
尽管这个警告非常及时和关键，但谣言仍然在继续传播。1月25日，汤姆森再次电告里宾特洛甫：“我已经知道一个叫冯·豪斯伯格的美籍德国人和一个德国公民正在从事谍报局指使的企图破坏美国军火工业的阴谋活动。我极其慎重地提请你们注意这种活动的危险性，一旦败露，将会激化目前正处于紧张状态的美德关系。”
汤姆森非常焦急地等待着里宾特洛甫的答复，但却一直没有回音。他最坏的猜测被证实了。谍报局并不关心美国人的想法，他们只对在美国实施的爆炸行动感兴趣。事实上，里宾特洛甫和谍报局的头号人物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相互嫉恨，引发了这两个希特勒的高级心腹相互之间在美国问题上不可思议的冲突。
四个星期后，2月20日，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走进德国大使馆，自我介绍叫瓦尔特·冯·豪斯伯格。他说他曾被派往美国进行大规模的阴谋破坏活动。他这次来大使馆是出于个人原因，他破产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一个自称是一个爆破能手，名叫朱利斯·克罗格·伯格曼的人，也以同样的问题出现在大使馆，他现在身无分文了。
汤姆森大吃一惊，并把这两个专搞爆破的亡命之徒藏了起来，因为他们很可能打乱里宾特洛甫促使美国保持中立的总体战略规划。他电告柏林，对这两个破坏分子在华盛顿街头的出现提出抗议。答复很快就到了：外交部已经通过海军上将卡纳里斯核查过了，谍报局从未听说过什么豪斯伯格或者伯格曼。
汤姆森雷霆大怒。他知道这个答复显然是在说谎。于是他再发了一份电报：“如果这两个破坏分子不是谍报局的，那他们为什么会运用只有在汉堡的谍报局学校里才训练过的章法呢?”
十天以后，柏林谍报局总部秘密军事行动的长官，陆军上校埃尔文·冯·拉合森写信给汤姆森。这个陆军上校突然恢复了记忆。现在他终于想起他确实委派过豪斯伯格和伯格曼去美国。但是仅仅只是作为“观察员”身份去的，而且还解释说，这两个“观察员”都得到过严格的命令，即不准从事任何类似于阴谋破坏的活动。
实际上，一年多来，拉合森和他的同党一直在谋划，要在美国实行一系列破坏性行动。他们在一些重要的行业和部门都安插有纳粹问谍，而且已经获得了有关发电厂、工厂、铁路、水厂和电讯交换系统等方面的详细资料。
纳粹特工也把所有重要城市的地图和相关资料送到了柏林，纽约被选定为主要的打击目标。一个跃跃欲试的特工，甚至把纽约的水供应系统草图以及相关资料和标注有一系列战略地点的美国铁路交通图都邮寄到了柏林，包括阿尔图纳附近的宾夕法尼亚大铁路上的马蹄形弯道和纽约城东河上的特利博洛大桥。
破坏目标的报告揭示出了一系列的行动。一个富有冒险精神的纳粹间谍不断地建议德国政府，热切地希望德国特工能够乘坐私人飞机偷袭美国，而且还提供了一幅地图，那上面详细描绘了一个替代性机场的地理位置形势，面积大约有超过50个长岛高尔夫球场那么大。
正如陆军上校拉合森所描述的那样，瓦尔特·冯·豪斯伯格远非仅仅是一个平和的“观察员”，而是一个热衷于搞爆破行动的间谍。自一年前到达美国以来，他已经在潘科德、福特、克莱斯勒和底特律的哈德逊汽车厂、新泽西的哈里森汽油厂、纽约的炼油厂、四家布列斯特军用飞机制造厂进行过破坏活动。
朱利斯·伯格曼，另外一个让汉斯·汤姆森紧张而被迫隐藏在德国大使馆的问谍，是一个顽固的破坏狂。伯格曼是他的化名，他的真名叫乔治·布施，一个风靡一时的音乐发行人，他决定要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1939年年中，伯格曼到达美国后，随即就用谍报局提供的资金在纽约市郊买了～套不太显眼的房子，并开始大量收集贮藏炸药、雷管和保险丝的仓储资料。他的主要目标是纽约港的来往船只。
伯格曼尾随在他收买的两个真正的码头工人之后，在港口附近进行了几次侦察。对码头上严重缺乏安全防范感到非常震惊。在找到隐藏炸弹的地方后，这三个人上了两艘大货船，随意溜达了30多分钟，居然没有受到丝毫的怀疑。
伯格曼兴奋地告诉柏林的谍报局，他能把很多艘船炸飞到“高空”去，现在他需要的就是资金，以便开始积极行动。但是，钱并没有给他送来。
伯格曼蒙在鼓里的是，外交部长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在那场与谍报局的不可思议的幕后斗争中占得了上风。考虑到在纽约港制造炸船事件极有可能促使美国加入英国一方参战，爆破行动必须压下来——至少现在是这样。
希特勒在华盛顿的情报渠道
在1940年的头几个月时问里，当阿道夫·希特勒正准备对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发动全线进攻的时候，华盛顿的纳粹间谍头目汉斯·汤姆森也在努力发动情报战。汤姆森是一个精明的阴谋破坏活动策划者，他的公开身份是马萨诸塞大街德国驻美使馆的代办。
1939年9月1日欧洲战争爆发时，汤姆森确信，美国笃定会作为反德的一方投身战争，或者至少会中断与德国的外交关系，驱逐希特勒的外交使团，清除第三帝国在华盛顿的耳目。
为此，狡猾的汤姆森建立了一条直接通往美国国务院内部的情报通道。这一行动之所以能成，主要是由于美国政府的这一关键部门缺乏安全意识、美国国务院密码库的秘密长期以来保管不善和德国问谍善于偷窃的缘故。
国务院的密码库在宾夕法尼亚大街的一幢大楼内，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以前都在这里办公。一个叫戴维·A·萨尔蒙的人掌管了29年。过去这些年里，尽管最高机密的密码本一再失窃，密码库也没有改变与驻外使馆的联络方式。那还是150年前由第一任美国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发明的一套密码体系。
甚至在1939年，当希特勒正在点燃欧洲战火的时候，驻苏大使、海军上将w·H·斯坦利发电报回国说，那不过是在欧洲“民间的一种传言”，可见国务院的密码已不具可靠性，但还是丝毫没有要改变这套已经过了时的杰斐逊密码体系的意思。
在斯坦利提出严厉警告的一年后，即1940年4月30日，汉斯·汤姆森电告他的德国上司、外交部长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说：“一个值得信赖的秘密间谍与[国务院]密码库的管理员关系非常好，下面的报告就是他看过相关电报内容后做出来的。”随后，这位代办逐字叙述了一个来自美国驻英大使约瑟夫·P·肯尼迪从伦敦发送的机密消息。
几天以后，汤姆森致电柏林，报告有关美国驻西班牙和葡萄牙大使发往本国的消息，又附带了一些高级机密材料。
这些机密材料给阿道夫·希特勒带来了极大的好处，他可以在全面了解敌对阵营和中立国家的可能性倾向的基础上从容进行战略部署。
汤姆森所讲的“一个值得信赖的间谍”是一个很老练的德国间谍，他与美国国务院密码库的主要技术操作人员约瑟夫·P·杜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由于密码库几乎不存在安全防范措施，再加上深深植根于杜甘头脑中的孤立主义观念使得他言论非常轻率，做事极不谨慎。当时，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信奉孤立主义观点，“避免与其他民族争吵”是整个民族的口号。
杜甘经常与他信任的朋友讨论密码库的电报，谈论他的孤立主义观点。因此，当这个德国间谍要求杜甘把一些重要电报带回家给他复印时，杜甘答应了。这个“朋友”还解释说这些高级机密将传给“有权知道罗斯福政府正在干什么”的“国会中的一些坚持孤立主义的朋友”。
杜甘坚信他的“朋友”是无私的美国爱国主义者，同样非常担心美国介入战争。也正是基于这方面的原因，这个极具破坏性的密码库间谍行为持续了一年半之久。
参议员帮助德国间谍
乍一看，这似乎是一桩司空见惯的事情。西蒙·艾米尔·柯德尔申请成为美国军械联盟会员。此人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一名下士在美国陆军服过役。这个联盟实际上是美国军需部的一个分支，是一个半官方的准机密的制造军火的组织。
柯德尔在他的申请书里陈述说，他是一个化学工程师，也是许多防御产业，诸如斯普瑞·吉罗斯科普公司、库尔蒂斯赖特公司和武器制造工厂的大股东，并附上了军人复员证明书的复印件。
美国军械联盟的秘书长L·A·科德看了柯德尔的申请书后很感动。1939年末，科德以一种接纳柯德尔为美国军械联盟成员的语气给他回了一封信：“你必将以为我们的祖国所做的奉献而感到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