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的最基本的观念之一，就是强调环境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环境”可以是“生态”的同义语，环境意识也就是生态意识。任何有机体的生存和发展，都需要适宜的空间和周围的环境，这是必不可少的客观条件。本章参照自然生态环境的理论和方法，来建构文化生态学的环境理论，研究文化生态环境的地位和作用，研究各种不同文化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非文化因子对文化的影响，进而探讨如何对文化生态环境进行评估和优化。
文化生态环境问题，是文化生态学的基础问题，是文化生态建设十分重要的内容。珠江三角洲的文化生态建设，应当建立在优化文化生态环境的基础之上。
（一）环境在生态中的地位和作用
环境的问题是生态学的基本问题。我们建构文化生态学，从自然生态学中吸取理论和方法的养分，就应当首先了解在自然生态学中，是如何认识环境的内涵和外延，如何确立环境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在生态学的基础上形成环境科学。
1.环境的概念
“环境”一词在英文中是“environment”，源于法语中的“environner”、“environ”，而法语中的这两个词则源于拉丁语中的“in（en）”加“circle（viron）”。这些词的含义都是“包围”、“环绕”的意思。《袖珍牛津英语词典》“环境”词条释为“环绕任何事物的物体或区域”。《韦氏词典》中“环境”一词的含义是“环绕的情况、物体和条件”。《中国大百科全书（环境科学卷）》中，把自然环境界定为“围绕着人群的空间，及其中可以直接、间接影响人类生活和发展的各种自然因素的总体”。
可见“环境”一词一般是指围绕某个中心事物的外部世界，中心事物和外部事物不同，环境的概念也就随之变化。自然生态学的环境包括无机的，如气候、温度、水分、岩石、土壤，也包括生物的各种类群，如植物、动物、微生物，甚至包括同类的其他物种和其他个体。生物学家在研究生物与其周围土壤、水、空气等外部事物关系时，把环境定义为“一切有机体生存所必需的外部条件的总和”。物理学家视环境为物体存在和运动的物质空间场所。地理学家把地理环境作为围绕人类的自然现象的总和。
人文社会科学家也在使用环境的概念，把环境理论拓展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广阔领域。例如，教育学家把学习环境看作是学习活动展开的过程中赖以持续的情况和条件。政治学家把社会政治环境定义为环绕着人的社会政治境况，包括政权的性质、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政治思想以及政治准则等。其实，不仅是人文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也早已不仅从自然界本身来研究环境问题，而是把环境与主体人紧密地结合起来，更加彰显了环境的价值和意义。例如，德国地理学家赫特纳（A.Hetther）认为地理学是探讨“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一门科学”，美国地理学家哈特向（R.Hartshome）认为“地理学最关心的是人文世界与非人文世界之间的关系”。生态心理学家罗克·巴克尔（R.G.Barker，1968）研究不同的环境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创立了环境行为心理学说。总之，环境是“影响人类与生物生存和发展的一切外界条件的总和。”
这就是说，环境已经不仅是地理学、生态学等自然科学的范畴，人文社会科学也广泛地应用环境的理论和方法。甚至可以说，环境可以上升为哲学的概念或范畴，因为作为任何物体的存在，都会有它的环境，具有最大的普遍性。而对于人，环境则是人类主体的生存和发展赖以进行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和文化条件的综合。因此，我们应当扬弃把环境仅仅看作是自然环境的狭隘观点，而应当把环境上升到哲学的和其他各种学科的层面，全方位地理解和审视环境，从而建立起各门不同学科自身的环境科学。本书就是循着这一思路，所要研究的，乃是文化生态的环境，是环境科学应用于文化学的一种尝试。
2.环境的地位和作用
尽管环境应当是一个哲学的概念，它存在于几乎所有的领域，但是，自然环境的问题随着环境的恶化，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生产力的进步、工农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建设，一方面更加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水平，甚至提高了人们利用自然资源以及保护环境和生态的能力；另一方面，近百年来的历史说明，工业化和城市化也给人类带来一系列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耗竭，出现一系列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人类从这一系列严重的环境问题中，逐渐认识到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归根结底来自于人类过度地和盲目地向自然界攫取，使资源和环境透支。因此，讨论环境的地位和作用，往往是围绕着环境对人的关系而言的。纯自然的环境是指处于原始性状、未受人类活动较大改变的自然物质及组合，对应这种自然环境的概念有“人为自然环境”。例如，热带原始森林是自然环境，尽管人类不断地采伐它，但是它的自然性状没有受到较大改变；再如人工热带植物温室，它是人为自然环境，虽然温室内的植物是热带森林植物，但是它们是在很强的人工环境下生长的，与自然环境有本质的不同。纵观人类在地球上栖息生存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人类、环境（包括资源）与发展是密不可分的，这三者之间存在着既相互依存又相互作用的关系，既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其中环境的制约力是巨大的，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1）自然环境奠定人类生存的基础。人们的生存离不开自然环境，这是科学史和社会现实给我们提供的答案。
首先，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界的演变和生命的进化，使人从动物界分离了出来。但人不能脱离自然界这个生命之源，人的生命属性说明人仍然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982年11月2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自然宪章》开宗明义地指出，“人类属于自然的一部分”，确认了国际社会对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的承诺，要求“人类的行为必须受到道德准则的支配”。人脱胎于自然界的母腹，却永远不能离开自然界的怀抱。自然科学家的研究，人诞生以后环境的变异对人类进化具有重大的作用，甚至这种作用到现在仍在继续。
其次，自然给人类提供了生存和活动的场所。人类适宜在气候温暖、地形比较平缓的陆地定居。草原地区适宜于发展畜牧业，如河西走廊、祁连山牧场素有“畜牧甲天下”的美称。远古中原地区自然环境好，适宜农业，所以汉民族在这里形成，并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在现代，人们虽然可以登上地球的最高峰，也可以在南极建立科学考察站，可以乘潜艇深入海底，甚至可以进入太空，踏上月球，但是这些地区目前都不利于人类大规模居住。利于人类生活的地方是很有限的，在世界人口日益增长的形势下，我们应当更加爱惜环境，也就是爱护人类生存的家园。
再次，自然是人类的资源宝库。自然界中凡是人类需要的都是人类的资源，有些目前可以获取和利用，有些在未来可以获取和利用。人们已经意识到，保护生物多样性，不仅有利于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而且也保存了未来人类开发利用更多自然资源的可能性。它为每个人提供了维持生命、身体健康和保障生活质量所必需的条件。因此，一定的环境质量和一定的自然资源，是服务人类健康和福利的基础，同时也为经济过程提供所需的投入，从而成为保障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
最后，自然环境是劳动的自然对象和劳动资料，它是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与劳动者交互作用，共同构成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内在动力。
（2）自然环境制约文化的发展。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自然环境作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它对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有其一定的决定作用。环境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背景和舞台，不是一种被动消极的外因条件，而是主动积极地从内在机制上制约着人类文化的方式。早在几个世纪前，法国唯物主义者就提出“人是环境的产物”，实际上就是指人的文化是环境的产物。每个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成为具体的人，是环境作用的结果。当然，除了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也在此起了重要的作用。
自然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源泉之一，是人类文化的主要对象和内容。我们观察人类文明蒙昧时期人们在岩石上留下的图画，如阴山、贺兰山、阿尔泰山的岩画，就展现了远古北方游牧民族草原文化的特点，反映了其生产生活、艺术审美和原始信仰，画面有狩猎、部落战争、日月星辰、各种野生动物和家畜以及诸多记事符号等，主要特征就是“围绕游牧狩猎的生产方式，赞美赖以生存的草原和牲畜，以动物形象为主的文化艺术形态”。独特的民族文化从来都是特定地域和特殊地理环境的产物。蒙古族马背上的文化，是广袤无垠的大草原孕育而成的；藏族文化是雪域高原相对封闭的环境的产物。地域特点和自然生态给民族文化打上了不可磨灭的胎记。民族文化的物化形态更是以地域为载体的。另外，大自然不但给予了人们艺术创造的源泉，而且也激发人们对于美的感受，激发人们奋发向上的力量，以慰藉或净化人们的心灵。“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胸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心境，都是与自然分不开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风水”观，同样是一种建立在对自然环境的选择性适应基础上的神秘文化。
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和调节，形成了文化创造的机制，决定了文化的形式。美国新进化论学派把文化看作是一种技术、社会结构和观念的综合构成，其中重要的动因就是调整自身以适应自然环境。这种适应过程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创造，一是保持。创造是一种文化结构和模式的进化和新建，它能使一种文化根据环境进行必要的调适或产生新的文化。而后者则为一种稳定化的趋势，使文化保持现存的结构与模式。文化进化论者把文化的创造机制表述为：文化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面对着外部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其中，它为适应外界自然环境而产生一种文化的技术，并由此造就该文化的社会成分和观念成分。这种文化创造过程的结果，就是产生一个有组织的文化整体，产生一种综合性的技术和观念，形成新的文化模式或形式，如我们通常用自然环境来划分文化模式，有什么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有什么高原文化、盆地文化、流域文化、岛国文化等等。珠江三角洲文化，也与它的自然地理环境直接相关。只有与自然环境相联系起来并以此为基础，文化才能应付着可供其选择的自然界和外部文化的双重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自然环境对文化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认识和态度，标志着人类的道德境界的高低与人格是否完美，具有重要的伦理价值。人在建立与环境、生态的和谐关系中，塑造自身的文明形象。文化发展的方向是不断地走向文明。但是过去人们一直把战胜自然作为文明进步的标志，陶醉于对自然的胜利。现代文明彻底改变了以往错误的文明观，认识到只满足于“人化自然”的胜利，往往受到自然的惩罚。人们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新的文明观，学会尊重自然，爱护自然，遵循自然规律，把此作为衡量文明进步的标志。在当代，净化环境、消除污染，自觉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的任务十分繁重和艰巨，向人们警示环境、生态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若不关心环境、生态，最终结果就是不关心人类自身。也使人们认识到，人类在改造和美化自然的实践中，也能够通过实践以及利用科学技术，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生理需要这些内在的需求和尺度，渗透和转化到环境上去，使环境、生态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外在的尺度的同时，也可以按照人的价值的内在尺度，按照美的规律发展，这些应当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表现和组成部分。
（3）自然环境决定社会发展的状况。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受自然条件的直接制约的。普列汉诺夫说：“人类的经济发展是在地理条件的影响下进行的，正是由于某个社会的地理环境的这种或那种性质，经济发展才以或快或慢的速度进行，并采取这种或那种方向。”（1）马克思说：“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这种自然的差别，在公社互相接触时引起了产品的互相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变成商品。”在现代，环境问题愈加严峻，不仅影响到社会经济和生产，而且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正如《熵——一种新的世界观》所指出的：“现在，我们的世界观和社会正在经历一场作茧自缚的痛苦。极目四望，世界的熵已增大到惊人的程度。在日趋复杂的混乱中，我们挣扎着保全自己。我们天天都重复生物学家早就知道的真理：生物体不能在自己的污物环境中长久生存。”
回顾人类的文明史，人类社会经历了采猎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工业文明的路还没有走完，未来的文明应当是生态文明。在当代，人与自然的冲突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当人类享受着工业文明所创造的丰富的物质成果时，蓦然发现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温室效应、森林锐减、植被破坏、土地沙化等等，这些工业革命的衍生物正日益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成为困扰全球的世界难题。人们反思，工业革命是一柄“双刃剑”，它发展了生产力，同时带来了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21世纪所面临的环境，是在世界人口和国民生产总值比20世纪80年代增加50％的条件下，环境问题将会进一步加剧而成为地球的一大危机。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来看，环境资源是稀缺的、环境的纳污能力是有限的。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环境、生态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防治环境污染，保护自然生态的良性发展，这已经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社会发展。大气环境质量、水体环境质量、土壤环境质量、空间环境质量，已经成为评价一个地区文明程度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