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做大事之人，他们的首要条件是屈伸有道，这不但是一种海纳百川的肚量，更是一种韬光养晦的谋略。能屈能伸的人，他们能够像龙一样吞云吐雾，呼风唤雨，升腾于宇宙之间；也能够像小虫一样不露形迹，销声匿迹，潜藏于地底深处；他们能够随时局的变化而伸屈自如、能大亦能小。事实中，那些善于委屈顺从的人，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人，的确得到了大家广泛的好评。可见，能屈能伸是一种战术，只要掌握技巧与分寸，便会无往而不胜。《菜根谭》中写道：“径路窄处，留一步与人行；滋味浓处，减三分让人尝。此涉世一极安乐法。”
屈是拉开的弓，伸是射出的箭，只有拉得紧，才能射得远。屈是伸的前奏，伸以屈作铺垫，伸是屈的目的，屈是伸的手段。“如果打一个比喻，那么，动物界的刺猬可以说是能伸能屈的智慧化身了。你看它身处顺境时拱着小脑袋，凭借着满身的硬刺，横冲直撞，当它身处险境时，则缩回脑袋，把自己滚成一个刺球，让敌人无隙可击。能伸能屈，与其说是生物界的一种智慧，不如说是一种生存本能。
中国古代文化的经典著作《周易》提出“潜龙勿用”的思想。即在一定条件下，寻找时机，卷土重来。
孔子在《易系辞》中，则以尺蠖爬行与龙蛇冬眠作比喻，进一步解释什么叫“潜龙勿用”。他说：“尺蟥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宋朝的朱熹则进一步发挥这一思想，认为“屈伸消长”是“万古不易之理”。他提出，在时机未到之际，要“退自循养，与时皆晦”，要学会“遵养时晦”，即隐居待时。
明代冯梦龙在其著作《智囊》中，认为人与动物一样，当其形势不利时，应当暂时退却，以屈为伸，否则，必将倾覆以至灭亡。蠖会缩身体，鸷会伏在地上，都是智慧的表现。动物都有这样的智慧，以此来保全自身，难道我们人类还不如动物吗？当然不是。人更应该学会保护自己，以期发展自己。
伸是进取的方式，屈是保全自己的手段。人生在世，都是在反复伸屈的状态中走过来的。
在生活事业处于困难、低潮或逆境、失败时，若去运用“屈”的智慧，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反之，该屈时不屈，去伸，必然遭到沉重打击，甚至连性命都保不住，那样，还有什么资格去谈人生、谈事业、谈未来、谈理想呢？
春秋时，越王勾践夫妇曾被抓做人质，去给吴王夫差当奴仆，从一国之君到为人奴仆，这是多么大的羞辱。但勾践忍了，屈了。是甘心为奴吗？当然不是，他是在伺机复国报仇。
到吴国之后，他们住在山洞石屋里，夫差外出时，他就亲自为之牵马。有人骂他，他也不还口，始终表现得很驯服。
有一次，夫差病了，勾践在背地里让范蠡预测一下，知道此病不久便可痊愈。于是勾践去探望夫差，并亲口尝了尝夫差的粪便，然后对夫差说：“大王的病很快就会好的。”夫差就问他为什么。勾践就顺口说道：“我曾经跟名医学过医道，只要尝一尝病人的粪便，就能知道病的轻重，刚才我尝大王的粪便味酸而稍有点苦，所以您的病很快就会好的，请大王放心！”果然，没过几天夫差的病就好了，夫差认为勾践比自己的儿子还孝敬，很受感动，就把勾践放回了越国。
勾践回国之后，依旧过着艰苦的生活。一是为了笼络大臣百姓，二是因为国力太弱。为养精蓄锐，报仇雪耻，他睡觉时连褥子都不铺，而铺的是柴草，还在房中吊了一个苦胆，每天尝一口，为的是不忘所受的苦。
吴王夫差放松了对勾践的戒心，勾践正好有时间恢复国力，厉兵秣马，终于可以一战了。两国在五湖决战，吴军大败，勾践率军灭了吴国，活捉了夫差，两年后成为霸王，正所谓“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勾践所受之辱，所尝之苦，可以说达到极点了。但他熬了过来，不仅报了仇，雪了耻，还成了当时的霸王。正是“先当孙子后当爷”，如果当时不屈，当“孙子”时就死了，还能成“爷”吗？
谈到屈的问题时，还要提及我们传统的“面子”问题。中国人的“面子”观念由来已久。从孔子开始就很讲面子。有些人甚至为了面子，可以舍弃自己一生的幸福。尤其是封建社会，对于广大妇女的要求更是如此。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好像人必须一辈子为了脸面而活。
中国还有句古语：“人要脸，树要皮。”可你想想如果连事业都不能保障，连生命都受到威胁，那还要面子有何用？
学会取舍，实际上就是学会生活。人的一生就如一条大河不可能一直向前，直通大海，必然要根据地势、地貌，弯弯曲曲、七拐八扭。
古人说：“小不忍，则乱大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理想，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和理想，有时甘受寂寞、甘受白眼、甘受委屈，运用一些能屈能伸的战术是必要的。
巧言术——直话巧说才能曲径通幽
在办事中，适时地把话说得巧一些，这样的语言表达效果会更佳。因为灵活自如的多种表达加上特殊的语言风格，往往能够把话说巧，最终达到曲径通幽的绝佳效果。
“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他在争得中原霸主地位后，逐渐自大起来，而且开始沉溺于酒色之中，没有当年争夺霸权时的那种锐意进取精神了。
一次，楚庄王得到一匹身躯高大、色泽光鲜的骏马，心里高兴极了。楚庄王便从此一心扑在这匹马身上，每日里嗜马如命。不料事与愿违，没过多久，这马便死了。楚庄王非常痛苦。为了表达他对爱马的真情，决定为马发丧，金殡玉葬，以大夫礼葬之。
楚庄王的决定一发布，立即遭到群臣的反对，许多忠直之士以死相谏，但楚庄王主意已定，谁也无可奈何。正当群臣摇头叹息之际，突然从殿门外传来号啕大哭之声，楚庄王惊问是谁，左右告之是侍臣优孟。于是，楚庄王立即传令优孟进见，问道：“爱卿，何故大哭？”
优孟一边抹眼泪，一边哭哭啼啼地说道：“堂堂一个楚邦大国，有什么事情办不到，有什么东西得不到？大王将自己所爱之马以大夫之礼下葬，不但不过分，而且规格还嫌低了。我请大王应该将爱马以国君之礼葬之，赐以玉雕棺材，好木头做的棺椁，而且要全国老幼抚土掩埋，通知邻国来吊唁。这样让诸侯们也好知道大王您看重马而轻人，这不是很明智的举动吗？”
优孟的话音刚落，群臣一片喧哗，以为优孟之说，十分荒唐。楚庄王一听，却沉默不语，细细品味优孟话中的真意。寻思良久，低着头慢慢地说：“我说以大夫之礼葬之，确实太过分，但话已传出，现在能怎么办？”
优孟一听，马上接口道：“我请大王将死马交给厨师，用大鼎烹饪，放上调料，煮熟后，马肉让群臣饱餐一顿，马骨头以六畜之礼下葬。这样，天下人以及后世就不会笑话您了。”
楚庄王找到了一个台阶下，群臣大吃了一顿马肉，事情也就此了结了。优孟的能说会道，劝阻了楚庄王荒唐的行为，但是为什么其他的大臣劝谏不成呢？原因就在于他们心有余而“口”不足。
优孟因侍奉楚庄王多年，深谙楚庄王的性情，知道此时的楚庄王，忠言直谏是行不通的。因此，他在获悉群臣劝谏失败之后，采取一种“直话巧说”的策略，先顺着楚庄王之意说下去，自然地在依从中露出揶揄、讽刺之意。先指出楚国是个实力雄厚的国度，无坚不摧，任何事情都办得到，应该以人君之礼葬马。这些话在楚庄王听来自然舒服，甚至感谢优孟对自己爱马之情的深刻理解。这样一步一步说下去，楚庄王也不是傻瓜，当然懂得其中的真正意思：大王以国君之礼厚葬爱马，这着实是“贵马”之举，但是在它的反面是“贱人”。优孟正是从称赞、礼颂楚庄王的“贵马”精神的后面烘托出另一相反的意思——讽刺楚庄王“贱人”的昏庸举动，从而把楚庄王逼入死胡同，不得不回头，改变自己的决定。
直话巧说是一种高明的办事方法，通常，你直接说可能起不到想得到的效果，而当你换一种方法，办事的目的就达到了。按理说，与人办事时应该做到坦诚，不说假话，直来直去。而且在现实中，人们口头上也一向把直来直去的性格，作为一种美德，倍加赞赏。但是，更多的人嘴上说喜欢“直来直去”，内心深处却并不喜欢“直来直去”。而当你换一种方式说，将话说巧，把话说到对方的心坎上，这事可能就会办成。
朱元璋称帝后，要册封百官，可当他看完花名册后，心里又犯起了愁。因为功臣有数，但亲朋不少。封吧？无功受禄，群臣不服；不封？面子上过不去。军师刘伯温看出朱元璋的难处，又不敢直谏，一来怕得罪皇亲国戚，惹来麻烦，二来又怕朱元璋受不了，落下罪名。但想到国家大事，不能视而不见，最后，他想出一个方法，画了一幅人头像，人头上长着束束乱发，每束发上都顶着一顶乌纱帽，献给了朱元璋。
朱元璋接过画，细品其味，忽然哈哈大笑道：“军师画中有话，乃苦口良药。真可谓人不可无师，无师则愚；国不可无贤，无贤则衰！”原来，刘伯温画的意思是，“官（冠）多法（发）乱！”刘伯温此举，不但未伤害到朱元璋的面子，不犯龙颜，还道出了谏言：官多法必乱，法乱国必倾，国倾君必亡。画中有话，柔中有刚，也算是做到了直话巧说的高境界，使听者懂得话外之音，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在社会中，要想获得办事的成功，必须懂得把话说巧的道理。最好在说话时巧妙地拐个弯儿，千万不要信口直说。因为每个人都需要自尊，需要面子。直来直去，实际上就是故意不给人面子，使对方心中不快，以致造成双方关系破裂，把事办砸。
协调术——凡事要学会与人协调
凡事要学会与人协调，只有这样才能在和谐、融洽中把事情做得更好。同事之间只有彼此配合与相互借助才能把工作做好，如果闹意见闹分裂，不仅有如南辕北辙前进不了，甚至倒退，把事情弄糟。能从大局着想的人，为了互相团结，在一些非原则问题上迁就对方；即使是一些原则问题，不影响大局的话，也不必计较。东晋王导就是这样，晋元帝能在南方站稳脚跟，与王导能团结人大有关系。而唐时房玄龄与杜如晦二人配合很好，史称“房谋杜断”，对辅佐唐太宗创业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西晋自从白痴系帝继位，任其后贾南风胡作非为，引起八王之乱，互相残杀，国势日衰，至愍帝，被匈奴族、汉士刘聪所灭，西晋亡。司马懿曾孙司马睿创建东晋。东晋的创建与王导的辅佐及其团结北、南士族是分不开的。
《晋书·王导传》记载：司马睿被封为琅琊王时，适逢八王之乱，他恭俭退让，得免于祸。王导素与琅琊王亲善，二人倾心相交，雅相器重，契同友执，王导见王室内讧天下大乱，劝琅琊王到封国，琅琊王出镇建康，王导帮助他依靠避乱南迁的北方大族，团结江南大族顾荣，纪瞻等，在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发展自己的势力。愍帝被俘，琅琊王于建康称晋王，建立政权，史称东晋。愍帝被害，晋王称帝，即晋元帝。王导在辅佐元帝期间，一直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司马睿即位后，以王导为开府仪同三司，王导堂兄王敦为大将军。故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实际上东晋权力掌握在王氏手里，故元帝称帝时，一再令王导到御床共坐，以受百官朝贺，导固辞说：“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元帝乃止。
元帝表面尊重王导，暗地里却想削弱王氏势力，他任戴渊为征西将军、刘隗为征北将军，名义是北伐石勒，实是对付王敦。开始王敦恐元帝年长难制，想更议所立以专国政，王导固争乃罢。及刘魄受元帝宠信，王导渐被疏远，他“澹如也”，不与计较。王敦以“清君侧”为借口，从武昌举兵攻入建康，杀戴渊等，刘隗逃奔石勒。攻陷建康后，王敦对王导说：“不从吾言，几致族灭。”想篡夺政权，王导坚决反对，王敦阴谋没有得逞，及元帝死，明帝即位，王敦以为有机可乘，由其兄王含举兵内向，王导部署兵迎击，王含大败。王敦不久病死，其分裂势力终被镇压。
明帝死，王导与庾亮等同受遗诏，共辅幼主，是为成帝。庾亮出镇于外，有人向王导进谗说庾亮可能举兵内向，劝王导密为之防，王导说：“我与庾亮休戚与共，他若来了，我就回家去，有什么可怕！”其不计较个人进退如此！
王导辅佐东晋王朝三代，协调王氏势力与司马氏势力的矛盾，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南北方士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打击分裂势力，以巩固东晋在南方的统治。在南方，司马氏势力是很单薄的。西晋灭吴国后，排斥南方望族，故他们对司马氏很不满，这些望族如周氏、顾氏等是拥有部曲的大地主，如遭其反对，将会引起动乱。同时，“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他们都拥有部曲、佃客，因而也与南方望族发生矛盾。所以，如何争取南方士族的支持，调和南北士族的矛盾，是东晋王朝的要务。王导采取的措施是：一是安置好渡江的北方士族，使他们居住于南方望族势力较弱地区，使彼此少接触，以免引起摩擦；二是任用南方士族的首领如顾荣、贺循等，通过他们团结南方士族，并对南方武力强宗采取忍让的态度。如周勰父亲周王已因受北士轻侮而气死，死时嘱周勰为他报仇。周勰拟起兵叛乱，因其叔父从事中郎周札反对，周勰不敢发兵，但其族兄周续聚众响应。如果由朝廷发兵征讨，将扩大与周氏的矛盾，王导乃派周勰族弟周莛带兵去镇压，周莛用计杀了周续。对于周勰，则不穷追，抚之如昔，把周氏族众争取了过来。
人至察则不明，能糊涂则安静。至察的人，能见秋毫之末，而往往忽略事物的整体。对事物的看法就可能作出错误的结论，故说人至察则不明。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明智的人为避免引起麻烦，便装作糊涂以求得一时安静，而明智的人假装糊涂是不容易的。故说难得糊涂。当时东晋的基础很不牢固，那帮渡江来的北方士族只想偏安江左，南方士族则不尽支持司马氏，而东晋王朝必须依靠北方士族，团结南方士族，得罪哪一方都会激化矛盾，可能引起动乱，所以王导只能采取“举贤不出士族，用法不及权贵”的方针。而不管是北方士族或南方士族，为了本家族的利益，百般掠夺百姓，大多违法乱纪，且这些士族都拥有部曲，如果违法者都绳之以法，非朝廷力量所能及。何况北方统治者无时不在虎视眈眈，大敌当前，内部团结是最要紧的。因此，只要不危及东晋的统治，王导总是睁一眼闭一眼，装作看不清或看不见；置之不理，使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以求得暂时安静。
王导任扬州刺史时，派属官到本州各郡去考察政治得失，回来后向他汇报，只有颐和默不作声，王导问他看到些什么？顾荣说，你是国家首辅，应该让吞舟的大鱼也能漏出网去，何必计较地方官的好坏，王导连声称赞他见解高明。王导晚年常说，人家说我糊涂，将来会有人想念我这糊涂，糊涂便是王导能团结南北士族，也是他使东晋求得暂时安静的秘诀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