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家湾窑洞内领袖人物身边生活的一个月倏然即逝，但在任远志记忆的屏幕中，却留下了永久定格的画面，她感受到了终生的幸运、幸福和自豪。
在依依难舍地离开窑洞前，任远志趴在毛主席的膝盖上请他题字，毛主席抚摸着任远志的头，思索片刻，欣然写下“光明在前”几个字，任弼时在大女儿的本子上写下了“努力学习”这样的希望。
2012年9月，笔者在任弼时小女儿任远芳家中时，任远芳对笔者说：“我是在苏联国际儿童院长大的，我学习说中国话，学习写汉字，第一位老师就是我的父亲任弼时。”
听着任远芳讲述久远的往事，她和父亲的相认相处乃至永别都充满了传奇的色彩。
任远芳是1938年12月8日在莫斯科出生的。当时，她的父母都在莫斯科工作。任弼时是****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
1940年2月，****中央决定调任弼时回国。临行前，任弼时和陈琮英忍痛将女儿送进了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当时任远芳只有一岁，还是个蹒跚学步咿呀学语的婴儿。那时父母的形象，在一岁孩子的记忆中几乎是一片空白。
任远芳是在国际儿童院长大的，这里的孩子们来自二三十个国家，都是因父母在国内从事革命斗争，生活动荡无法抚育而送来的，其中还有一些是烈士的遗孤。中国的孩子大都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有的孩子也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否活着。所有的孩子都享受着平等的生活，尽管国度不同，却彼此亲密无间。任远芳已习惯了集体生活，也习惯了父母不在身边的成长环境。
1950年4月，任弼时到苏联莫斯科治病和疗养，派工作人员到伊万诺沃去接任远芳，并给女儿带去了400卢布。任远芳第一次有了零花钱，心里的快乐是难以形容的，她马上把钱分成好几份，送给她的朋友，她要让自己的快乐变成大家的快乐。临走时，她还和同学老师依依不舍，因为她从来没有离开过集体的生活环境。不过，很快要到莫斯科去见父亲，又使12岁的任远芳有些激动和兴奋。
任远芳讲述和父亲见面的情景时，真诚地对笔者说：“那时我第一天见他的时候，我连爸都叫不出来。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苏联国际儿童院，没有爸没有妈，没有这个习惯，也不习惯叫。自己的爸爸妈妈，也没见过，也没叫过，当时也没叫出来。”
当时，任弼时上下打量着十多年没有见面又时常牵挂在心的小女儿，将眼里还闪着好奇和充满陌生感的小女儿揽到面前用力地抱在怀里，连连说：“终于见到我的小女儿喽，小女儿都长这么大了！”一边说着，一边深情地亲吻了小女儿的额头。
任弼时将12岁的女儿抱了很久没撒手，任远芳在父亲宽阔的臂膀中，拥有了从未有过的温暖，她的心中荡起了一层层幸福的涟漪。
任远芳和父亲朝夕相处了八天。
这八天，任弼时牵着小女儿的手散步，开心地逗女儿玩耍，并亲自为女儿拍照片，他还为女儿挑选了一套好看的衣服。在女儿睡觉的时候，有时任弼时会静静地坐在旁边，凝望着女儿那香甜入睡的样子，他或许想的是怎样弥补女儿在成长中长期缺失的父母之爱。
任弼时用娴熟的俄语和女儿交谈，询问女儿在国际儿童院的生活和学习情况。
“这八天的时间，我爸对我特别关心。因为我不会中文，一句也不会，中国话也不知道。另外我妈妈的名字，我姐姐的名字，还有我弟弟的名字，我都不知道。我爸爸就很认真地给我写了一个东西，写的中文，旁边的地方用俄文标上怎么念这个字，写的字挺大的，非常工整。父亲写上中国、苏联，妈妈陈琮英，姐姐任远志、任远征，弟弟任远远，然后写上你我他简单的汉字。比如中国的中，我爸就用俄文拼上中，我一念这个中，我就能发出音来了，我的中文就是这么学的。”
不认识汉字，不会说半句汉语的任远芳，父亲成了她的第一位中文老师和翻译。如今已75岁的任远芳珍藏的六十多年前父亲亲笔所写的汉字和标了俄文的教学原件，纸张虽已泛黄，但每一个工整到极致的笔画，都浸润着关怀，父爱如山。
和父亲在一起的八天时间，几乎形影不离。这分外美好的时光，是任远芳一生中挥之不去的最深刻的记忆，她第一次感受和感悟到了孩子在成长期能得到父亲的呵护和关爱是多么温馨和甜蜜。
1950年5月下旬，任弼时带着女儿回国。
在火车上，任弼时仍然认真地教授女儿学习中文，任远芳在父亲边说中文边用俄文翻译的教学中，发出脆亮的声音。任远芳非常聪明，她在国际儿童院的学习成绩经常是班里的第一名，领悟和接受能力都很强。在父亲一个字又一个字的拼读下，她很快地就跟准了父亲的汉语发音：
“我要回中国了，我的家在北京。”
“我要回中国了，我的家在北京。”
“妈妈，姐姐，弟弟。”
“妈妈，姐姐，弟弟。”
……
休息的时间，任弼时凝望着窗外，任远芳看到父亲的目光是那样的深情和深沉。
从莫斯科到远东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漫长的铁路沿线的山山水水地貌特色，对于曾多次赴苏学习工作及治病疗养累计时间已超过六年的任弼时，真是太熟悉了。
路漫漫，吾将上下而求索。或许，任弼时会想到最初踏上这条铁路的情形，那时他才只有十六七岁，为了探索革命的火种，寻求拯救和改变中国命运的道路，历尽艰险义无反顾。这条通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故乡的大铁路，吸引着无数的寻梦者。
望着窗外，山水依旧，可是不断掠过的拔地而起的建筑群，展示了苏联工农业和科技业建设蓬勃发展的喜人变化，而人民当家做了主人的新中国，建设还是任重而道远呢。
“呜……”随着火车的一声长鸣，列车缓慢地停在了满洲里火车站。
“火车停在满洲里，需要等待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下火车去商店买东西，爸爸让他身边的一位叔叔陪我去。一位苏联服务员问我，你是跟谁来的，我说跟我父亲，她问我你父亲是干什么的，我说不知道。回到火车上我问父亲，‘爸爸你是做什么的？’父亲和蔼地回答我说：‘我是坐办公室的，就是普通的工作人员。’”
任远芳回忆到这里很感慨地对笔者说：“我们在国际儿童院长大的孩子都很真诚很认真，当时我没有多想什么。从此，我就记住了我爸爸是坐办公室的，是普通的工作人员。”
回到北京后，12岁的任远芳第一次见到二位姐姐和弟弟，并用刚学会的中文叫任远志为大姐，任远征为二姐，任远远为弟弟，她回到了母亲陈琮英的怀抱。
为了让小女儿感受北京的秀美，任弼时带领全家人浏览了颐和园。
偌大的颐和园，园内山青水碧，垂柳依依，古香古色的清朝建筑阁耸廊回金璧辉映，如风情万种的画卷在铺展延伸，让第一次见到中国园林美景的任远芳直呼好看，太好看了。
历史艰辛坎坷，天各一方的家人终于走到一起团聚了。任弼时将小女儿任远芳和儿子任远远揽在身边，一家人合拍了一张真正的全家福。照片中父母和孩子贴得很紧，每一个人的脸上都绽放着灿烂开心的笑容。
为了让任远芳尽快学会中文，任弼时为小女儿选择了一所住校的小学。
从苏联返回北京，身患高血压等病的任弼时本应继续静养一段时间，可是作为党中央的五位书记之一，他却怎么也躺不住。经毛主席与中央商议，同意任弼时每天工作四小时。但是真一恢复工作，任弼时就把病情抛到脑后，先是把工作时间增至每天五小时，后又要求医生增加到八小时，而实际上每天他往往工作八小时以上。终因劳累过度，任弼时倒在了病床上。
当时的情景，任远芳记忆犹新：“1950年10月26日，在住校期间有人来接我和弟弟，因为弟弟也是住校学习。来人说我爸病得很重，回家一看，满院子的人都哭哭啼啼的，说是我父亲脑溢血，血压太高了，大概高压230，血管破裂。我那时中文也不太懂，就看到不少的医生出出进进的，很紧张。我几乎是跑到我爸爸身边的，连喊着爸爸，我爸爸当时说话已很费劲，他朝着我点点头，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他伸出了手，我就和我父亲把手握在一起，想不到这是最后一次握手！”
1950年10月27日12点36分，任弼时因病逝世，享年46岁。
任弼时病重和逝世后，在北京的中央领导几乎都来到任弼时的家中。
******、刘少奇、朱德、******亲视任弼时遗体入殓，朱德敬军礼致哀，******亲手为任弼时遗体盖党旗，******亲自扶柩，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
首都各界群众4万多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刘少奇、朱德、******亲笔题词缅怀亲密的战友。任弼时是党中央五位书记之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英年早逝，令全国人民十分哀痛。
全家人刚刚团聚，幸福的笑容还没有淡去，父亲便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任远芳的大姐、二姐和父亲相聚的时间是四年多，而她和父亲在一起说是半年，实际上住校期间每周才回家一次，算起来时间很短，在苏联和父亲在一起朝夕相处的八天，才是刻骨铭心的记忆。
父亲的病逝，让任远芳悲痛不已。父亲病逝前后的情景，让刚从苏联回来还不太懂中国话和中文的任远芳，隐约感到父亲不寻常，像是一位大人物。
可是父亲的那句话，“我是普通的工作人员”，却永远铭记在任远芳的心中，她时常望着父亲任弼时的照片，油然生出敬爱之情。
父亲的慈爱、父亲的温和、父亲的自律，无形地影响了她的一生。她知道，父亲的心永远牵挂着女儿，她的脚步永远走不出父亲的视线。作为一代伟人任弼时的女儿，很朴素、很普通，真是应了那句话，平平淡淡才是真。
笔者采访后同任远芳吃饭，她选的是很普通的饭店，而且饭后，任远芳还习惯性地打包了饭菜，令笔者禁不住为之动容。
那些怀着崇高的信仰和坚定的信念，执着地走在被称为红色之路的中东铁路上的革命先驱，不仅留下了对人民对国家的大爱，也留下了父爱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