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代表们南腔北调又是新面孔人生地不熟，一旦暴露或走露风声，可能随时被捕。牵一发动全身，将直接影响中央“六大”能否顺利召开，所以代表们一般不出门。吃的用的，办理出国手续和购买火车票等，都由哈尔滨县委承担。哈尔滨接待站还和满洲里及绥芬河接待站取得联系，为代表们精心准备了暗号牌，通常是67号或69号，与满洲里或绥芬河当地派出的马车排号相吻合。
解放后，阮节庵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一些代表陆续来哈尔滨到我家来要‘号’，‘号’是李纪渊预先告诉我的，由我们告诉来人，这个号就是去莫斯科开会过国境的暗号，一共有四十多人。”
代表们在哈尔滨停留几天后，便可启程。哈尔滨县委要必保每位代表上火车且都有专人护送全程。对于缺少人手的哈尔滨县委来说，可谓困难重重。但他们顶着压力，做好了接待几十名“六大”代表的工作，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928年5月，满洲省委唐宏经、王福全、于治勋、朱秀春、李任光五位代表从沈阳来到了哈尔滨。由于他们对东北和中东铁路都很熟悉，哈尔滨县委就委托他们分别护送其他来自南方的“六大”代表从哈尔滨到满洲里或绥芬河。
2001年，笔者在大连寻访到了唯一健在的当年满洲省委“六大”代表，100岁的唐宏经。
那时，唐宏经身体依然比较硬朗，思维也比较清楚。老人回忆说：“1928年5月，我们从沈阳坐火车到哈尔滨，临走时，省委给了我一个火柴盒，里面装有两根火柴，让我下车后到哈尔滨道里区俄国大街（中央大街）一家卖旧衣服的商店接头。接头后，哈尔滨地下党领导把我带到一个秘密的地方，见到了张国焘。张国焘说，你们满洲省委的代表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要协助哈尔滨的党组织，护送南方代表过境，我回到旅馆后把中央的要求向他们四个人作了传达。”
“我记得先后两次护送了广东、贵州还有江西代表团，每一次都是哈尔滨接待站负责办好手续买好车票，还给代表发了过境的号码牌。我带他们上火车，一路上他们尽量不说话，一切由我出头。哈尔滨到满洲里火车要开一天一夜，下车后，满洲里也有交通员带我们，根据手中的号码，找到带号头的马车。马车前面挂着车灯，如果代表手中的号码牌和车灯的号码对上，就把手中的号码牌交给苏联马车夫，不必说话，点点头即可上车了。送走代表，我在满洲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又返回哈尔滨。”
2012年夏天，笔者来到了满洲里。
在火车轨道旁边的中俄交界处那石头垒砌的高坡上，立有一块醒目的牌子，上面镌刻着“中国共产党红色交通线”十个大字。
上了高坡的平台，迎面矗立着一块硕大的花岗岩石碑，上面标明“红色之路简介”的字样。石碑旁边置放着几辆带有车灯标牌号码的马车，号码分别是67号或69号。马车的造型乃至车厢车灯，都很陈旧，斑驳陆离，很有岁月的沧桑感，当然这不大可能是当年“六大”代表坐过的马车，只是替代品而已。
离开了高坡平台的参观处，眼前是重新修建不久的雄伟壮观的国门。笔者坐上电梯登上约有三层楼高的国门最上面宽阔的平台，向下望，是中俄两国的火车在国门的空间交叉穿梭，向前望，百米之遥便是俄罗斯的国门。
倏忽间，天空暗了下来，接着下起雨来，好在雨不算太大，雨丝随风摇曳淅淅沥沥。
向远望，国界线上连接着一大片辽阔的草地，除几个岗哨外，仅有零散的建筑物，开阔的草地绿草萋萋，道路崎岖，茫茫苍苍，漫无边际。
烟雨迷蒙的满洲里边境，让人感叹和遐思，笔者仿佛看到了八十多年前这里曾发生过的神秘而惊险的场面。
曾经在此地走过的罗章龙在其亲笔撰写的《关于参加“六大”的回忆》一文中，对那一幕是这样描述的：
“车抵满洲里，下车后，天气晴朗，交通员带大家分别缓步向一高大木栅门走去。正徘徊间，忽见一人执长鞭走近前来，细审面貌，知为事先约定迎候之人，遂尾随其后。行约十分钟，见道旁停有马车十余辆，我们取出暗号牌，与马车车灯号码呼应，那执长鞭者看看我们暗号牌微微点头。”
“这十余辆马车，中间一辆特别宽大，车前有栗色壮马四匹，车左边坐有一少年，环眼卷发，状极英武。持长鞭者伫足，略一注视，一跃登右边车座，我们见状，并紧随其后登车。坐定，少年驭者略一扬鞭，驷马昂首扬鬃，并驾齐驱，如风驰电掣，绝尘而去。”
“车行半小时后，越过一广阔草原，即缘山岗前驰。山岗列碉堡一群，约每隔500公尺即有碉堡一座，堡上哨兵荷枪监视，碉堡外远远有马队巡逻。”
“此时驭者聚精会神驱车急驰。猝然响起枪声，我们都很担心，注意一听，枪声离得较远，而驭者并不算紧张，东躲西绕，颇有经验，穿插山丘溪谷间。”
“约一小时后，行抵一山丘下停车。此时只见四马汗流浃背，****尽湿，驭者声言现已越过中国国境，进入苏联境内，可暂休息片刻再前进。”
“从驭者谈话中知他们二人系父子，父子二人操此业驰骋于中苏国境线上已十余年，勇敢机智，驾轻就熟。”
“我们下车稍憩，即有一位苏籍少年向导前来，引导我们四人步行前进，经过苏方岗哨，出示证件，毫无阻留。不久行抵一小车站，略进饮食，随即登上开往赤塔火车，向西续行。”
罗章龙的回忆文章，生动地再现了当年过境的真实场景，尤其是堪称叫绝的赶车人那父子俩的形象，跃然纸上，跃然眼前，更跃然我们的心里，实在太感人了。马车上“六大”代表的生命安危都系于他们的手中，关键时刻，他们淡定从容让代表们一路平安。他们操此业驰骋中苏国境线已十余年，期间，他们迎送了多少往返红色之路的寻梦人啊！
英俊少年和父亲在一起互为依托，凭着超常的驾车技术和智慧机敏，在戒备森严气势汹汹的岗哨和巡逻队的眼皮底下，冒着生命危险为偷越国境的革命者迎来送往，真是值得记住他们。
笔者细细翻阅了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罗章龙的诗集《椿园诗草》，惊喜地发现罗章龙曾为这对父子俩写诗留念。罗章龙诗的题目是《满洲里寄王煕春与谢黛茜》。
“一九二八年过满洲里赴苏，乘驷马车，御者楚伯洛夫父子。古之造父、王良流亚也。挥鞭疾驰，绝尘而去。”
息马垂鞭意态闲，胪滨破晓一星鳏。
轮蹄电掣惊风雨，造父骅骝共闯关。
在国内白色恐怖笼罩的形势下，哈尔滨也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但哈尔滨地下党组织没有辜负中央赋予的特殊使命，竭尽全力想方设法为“六大”代表保驾护航。
哈尔滨市****党史大事记记载：当年哈尔滨“六大”秘密接待站先后接待了全国各地的“六大”代表共有四十多位，包括党的领导人瞿秋白、******、张国焘、罗章龙、李立三、蔡和森、夏曦等，并护送他们全都安全出境到达莫斯科。
2012年10月，在北京，笔者访问了****中央党史第一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李蓉。李蓉指出：“哈尔滨党的地下组织为接待和护送党的‘六大’代表，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哈尔滨党组织在这方面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也是对我们党的这一次代表大会所做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在****历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历史中，“六大”是唯一在国外召开的，也是唯一将全体代表的姓名都用编号来替代的大会。
2012年10月，当中央档案馆的同志把****“六大”代表名单拿出来，立刻引起了笔者极大的兴趣。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编号。据介绍，从报到之日起，他们就不再使用自己的名字了。会议上发言要叫号，记录也只标明是几号发言，甚至领东西、分配住处、安排交通，也都以号为序。
代表们来到哈尔滨接头使用的是若干根火柴，过境时用的是标明数字的暗号牌，开会时人名使用的是编号，采用这一系列神秘的数字，是缘于安全保密的需要。
据史料记载，出于对代表们的安全考虑，大会组织者采取了严格的安全措施。当载有代表的列车抵达莫斯科时，代表们的包间都放下窗帘。待所有的旅客走光后，迎接代表的汽车直接开进火车站的站台，把代表们从火车上接到汽车里再直接拉进会场，一路上也挂着窗帘。代表们一到大会会址，立即换穿列宁服或西装，尽量不引人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