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中国人一开始就与脚下的土地关系非常密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不得已的选择，再加上中国人自孔子以来的自省意识使我们很难忘却自我而投入到另外的一种生活之中。很自然的，我们的创作多从现实经验和自我体验出发。太局限于自我又会限制想象力的发挥，从而无法产生超越感。
二是，从为此在写作走向思考未来。现在我们随便找一本现当代小说来读，就会发现一个普遍的问题：中国的作家太关注反映现实，太急于解决当下问题了！把解决现实困境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好领导、一个好政策或者是一个好时机上面，不是文学的方法而是最浅显的社会学的思路。文学故事不同于社会事件，它不能够解决现实问题。我们不会期待作家能够改变我们现实的生存状态，但是我们会希望他给我们虚构一个美好的未来，或者说设想出解决问题的多种可能性。作为文学不仅要记录时代的发展，更应该预示未来发展的趋势。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总爱交代前因后果且渗透着轮回报应，总想解决存在的问题。
而事实上人类的命运有时不是自己可以把握的，文学里应该多留下一些关于未来的思考。好的文学要让人在虚构中看到事情发展的必然性。对现实强化和照亮的程度是衡量艺术的标准，中国作家往往强化有余而照亮不足，过分强调了现实主义的批评现状，而且把中国文学的社会学的功能强调得有些过头。如古代的文以载道，现代的文艺为人民服务，当代的文学为政治服务。而现代派文学虽然没有过分强化现实，却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如何在现实与虚构之间寻找平衡，并能更好地表现文学关照现实的特殊性，不仅是理论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当代文学创作急需解决的困境之一。
另一个现实是，我们难以超越现实的束缚，商业化和意识形态无孔不入，电视电影的商业迎合使我们生活在物化社会中，精神容易疲乏，虚构和想象作为人类走向精神的自由，实现艺术拯救的重要方式应该从文学观上得到重视。时下，我们的现实主义文学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太热衷于“问题”即外加的思想倾向，另一种是太不注重题材中所包含的问题即发掘不深，这些都是不好的。中国的文学太强调文学干预现实的能力，似乎要将文学作为社会生产或革命的一种方式。中国作家太想在作品中解决问题而不是提出问题。其实，解决现实问题并不是文学的使命，文学在于保持对生命的期待与向往，激发对存在的体验。
文学处理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只能以虚构和想象的方式进行。对文学的分析不在于找到现实的对应物而是从存在的意义上寻找一种接近不可言说的真实感。文学本身有解释和批评的作用，它深化我们对现实的感觉，让我们看清现实和虚假，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不受假象的欺骗。三是，从为特殊写作走向国际化思考。中国的创作多以家庭伦理为中心，而西方，尤其是美国，多把故事的背景定位在公共空间。普遍意义的不确定，中国作家写私人经验包括张爱玲等写人性环境太特殊，令人觉得只是一个个案而无法具有全人类的普遍意义和价值。文学在强调特殊性的时候还要注意普适价值。
类型化的价值取向有时也是必要的。
我们应该更加明白民族性与国际化的相互作用，处理好了，越是民族的就越能走向国际。我们似乎应该更关注于我们身边的“大现实”（指那些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问题）。或者多写一些具有普遍情感的东西，不要让一部小说去掉故事特殊的语境就变得什么都不是了。中国文学可以增加一些对文化价值有冲击力又能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作品，求稳多于求变，缺少破坏性建构的力量。这些都是在接下来的文学创作中我们可以考虑的。
3。强化当下感
德国有位汉学家批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话说得比较过激，引起有良知的学者的一致反感。但细想来，如果这个结论是与中国传统文学相比较后得出的，我想我们也没有必要那么愤怒了。从经典意义上讲，中国当代文学的确没有产生国际性的作品。在唐诗宋词的意义上讲，当代的确没有更好的作品。中国人对当代文学的不满其实也是出于对传统的充分自信。我们太痛惜现在的无能与无助，无法创作出世界性的经典作品，这对每一个有民族责任感的公民来讲都是无法释怀的，所以对别人的攻击也表现得尤其敏感。但是，在这个批评中我们更应该看到我们的文学确实缺少一种直面当下的“现实意识”。
当代文学所以呈现出表面的热闹，我以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当代的体验其实是肤浅而浮躁的，当代文学的困境之一在于我们没有真诚地反思我们正在经历的生活。文学必须是内在情感的爆发才有可能超越，如果我们没有跳出现有的生活状态来思考正在经历的人生，我们永远只能写出现实生活的记录而不能反映这个时代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真实。现实主义文学的生命不仅在于真诚地描写人与现实的诸种关系，还在于在这些生活现象背后展现更本质的真实，能够令人看到关于未来生活的趋势。脱离实在的约束，去创作具有超越意义的文学应该是中国传统叙事向现代转换的一种思考。
强化当下感，突出个人叙事也应该是文学写作最基本的出发点。
二、“底层写作”的现实性与虚构性
最后，本文将以时下文坛最为流行的“底层写作”为例来具体探讨当代文学创作的得与失。
如孟繁华老师所说，继1994年人文精神大讨论以来，“底层写作”作为一种新的写作方式再一次成了公共领域讨论的主要话题。“底层写作”应该是时下非常流行的一种文学写作姿态。近两年来，“底层”问题也已经“成为当代文学最大的主题。”（邵燕君：《“底层”如何文学》，《小说选刊》，2006年，第3期。）王晓明先生也说：“最近一年半的文学杂志上，差不多有一半小说，都是将‘弱势群体’的艰难生活选作基本素材的。”（王晓明：《对现实伸出尖锐的笔》，《上海文学》，2006年，第1期。）可见，“底层写作”已经成为当代文学一道绕不开的新景观。而研究“底层写作”对考察当代文学写作得失应该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那么，什么是“底层写作”呢？一般认为“底层写作”就是以关注底层人的生存状态为主要特征的文学写作。2006年《小说选刊》改版，宣布以“文学作品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作为该刊选文的宗旨，应该说是较好地概括了“底层写作”的基本特点。“底层写作”从材料选择到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有生活原生态的特点，都非常接近现实。
比如底层文学多写城市边缘人——外来者的经历，乡村生活的简朴与困顿等。同时，“底层写作”比较自觉地反映社会问题，甚至有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引起社会疗救的意思。比如新近发生的矿难事件就在“底层写作”中有比较多的表现。
“底层写作”表现出对底层生存状态的深刻同情与理解。“总体而言，这些作家具有以下的共性，即血性与悲悯、揭示与深情、哀怨与抗争，否定与期待、抵制与救赎、批判与启迪构成了他们作品的经纬，他们的作品在深刻揭示时下生活的缺陷与问题时，也向社会、向人生传递了一种温馨的祝福，它们用爱与真诚守望着小说的尊严。”（杜卫东：《守望小说的尊严——〈小说选刊〉改版一周年答中国作家网记者问》，《小说选刊》，2007年，第1期。）“底层写作”至少表明了作者面对现实的两种写作姿态，即“为底层写作”和“作为底层的写作”（转引自王尧：
《关于底层写作的若干质疑》，《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春风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莫言语）。莫言就声称自己是“作为底层的写作”，其实这样说也没有什么必要。如学者张清华所说“真正的老百姓是不会写作的，他们根本没有可能和条件去写作”，他解释，“莫言的说法的潜台词是要知识分子去掉自己的身份优越感，把自己降到和老百姓同样的处境、心态、情感方式等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他们，并且倾听到他们的心声”，所以他“在事实上仍然愿意将其看作是知识分子写作的另一种形式”（张清华：《“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可见，如果在“作为底层的写作”这个角度来理解“底层写作”的话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上层人也可以写出好的底层文学，而真正的底层人又是不会写作的。“为底层写作”就显得更为荒谬了。“为底层写作”本身就有强势话语的元素在里面，谁有资格为他人去写作呢？即便这样，写出来的作品仍然是主体心目中的他者，是用想象虚构出来的，与他者本身是有根本区别的。这样看来，所谓“底层写作”也不过是作家的一块招牌，从根本上也是作者虚构现实的手段。只不过，它强调一种作家面对现实的平民态度。
但是，即便是这种平民的态度，也带有很大程度的虚构性。这个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家笔下的底层，其实是被异化的底层。“通常情况下，作家笔下的底层社会是虚构的，（比如《檀香刑》、《许三官卖血记》），虚构的底层社会，当然不是真正的底层社会。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底层社会已经被作家轻慢、玩弄、扭曲，也即通常所说的被美化或丑化了。换言之，文学的虚构本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底层叙事。”（单正平：《底层叙事与批评伦理》
，《江汉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底层叙事与其说是对底层现实的发现，不如说是对底层的遮蔽和涂改。
作家要么是与生活太近，将底层表现为残酷与血腥，要么是将底层理想化成为宁静质朴未开化的一群，实际上是将底层异化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将苦难传奇化、狂欢化为供人消遣的故事之嫌。作家的这种描写非但没有揭示底层，反而是对底层的遮蔽。他是不可能以一个平民的视角来写作的。当他是一个平民的时候，没有精力写作，当他有能力写作的时候，他面对的生活也早就发生了变化。所谓以平民的视角来写，顶多是对过往底层生活经历的回忆。而任何回忆，尤其是这种忆苦思甜的回忆都带有美化自我的性质。因此所谓“底层写作”，从作家精神上来讲也是不可能的。
第二是，对底层人物的扭曲。对底层尤其是底层人物的简化是“底层写作”共同存在的问题。底层人物作为一种类型，在“底层写作”中比较多的被脸谱化了。要么是表情呆滞，灰头土脸，安贫守穷的模样，要么就是安静单纯总是一脸白痴的样子。而摆在他们面前的困境也多是贫穷、落后和愚昧。底层人物几乎没有什么个性，很多就是充当道具，他们只是一群等待被拯救、被救济的对象。于是，在作家的笔下，围绕底层人物的悲惨故事就变成了新的消费品。“底层在消费社会就可能演变为一种另类的商品而被消费。每天都会有新的故事来取代旧的故事，人们同样可能在消费着不同于娱乐世界的底层世界的痛苦。
在这个快速消费的社会，短暂的底层记忆就只能如商品的被消费一样慢慢退出人们的视线。底层的苦难根源得不到有力突显反而会被淡化甚至掩盖”，“当底层成了被消费的商品时，那些被遮蔽的真实将被继续隐藏，社会的不平等也许愈演愈烈，而被消费的底层依然贫穷，汗水与泪水的悲剧还将上演。这是消费社会中研究底层问题时将面临的挑战”
（刘桂茹：《底层：消费社会的另类符码》，《东南学术》，2006年，第5期。），“底层写作”在揭示苦难的时候，又把苦难推到了展台上，成为供人取乐的消费品。甚至在有些地方，所谓“为底层写作”根本上就是一个骗局，打着为民请愿的口号实则为那些无聊闲人穷途末路的声色之欲又打开了另一个空间。
可见，“底层写作”无论是从表现形式还是艺术精神上讲都是对现实说谎。因此笔者认为，只有社会学意义上的“底层写作”而没有文学意义上的“底层写作”。人的情感，人的精神是不分阶层的。只是在不同的境遇里，表现了人性的不同方面而已。真正的文学创作不应该是为了追赶潮流去写底层，而首先应该考虑到要写人，写人的麻木与觉醒。学者李敬泽曾说这几年文学大奖几乎都是“村里的事”，可仔细想想又有几个“村里的人”是活在读者的心里呢？如学者牛学智所说，“它们（‘底层写作’）是说事的文学，而不是写人的文学”（牛学智：《乏力的温情叙事——对底层文学及相关作家问题的几点思考》，《当代文坛》，2008年，第3期。）。
“底层写作”几乎比较一致地放弃了对人、对终极的追问。关怀生存多于人性，因而不着力于刻画有性格的人，所以在底层文学中没有留下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也就没有写出生命的复杂。从人性的角度来刻画人物，应该更多地表现出生命的两难处境，而不是解决问题或者抚慰挫败的英雄。其次，是要有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看破现实的智慧。现在大家都不喜欢再提起宏大叙事。可是“正如萨义德说的中东还需要宏大叙事，我们这个民族也需要宏大叙事。我们不仅需要底层生活体验，我们更需要对底层生活的高屋建瓴的观照”（杨光祖：《底层叙事如何可能》，《时代论坛》，2008年，第2期。）。
我以为这个论断对当前的“底层写作”而言是十分中肯的，当前底层写作最大的问题也在于此。“底层写作”太致力于生活原生态的展示，而缺乏一种崇高精神的关怀，没有将底层的生存问题上升到人性的高度。高明的作家可以把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写到国计民生的意义上去。可是“底层写作”很多是就事论事，甚至有把大事往小里写的倾向。我以为这是对现实最大的遮蔽。表面看来，作家站在同情和怜悯的角度写了很多底层故事，但客观来看都是对底层的异化和曲解，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底层生活的真实性。由此我想起了多年前看的一篇文章，说一位诗人女作家，不远千里跑到荒漠里，感叹那里的人生活是何其艰难。
而那里的女主人却说，这个女诗人真可怜，连个家也没有，还跋山涉水跑这么远。目前，“底层写作”跟这个情景何其类似。有时作家拼命想要表现的未必是底层真正需要的。对文学而言，有些感受是不分底层上层的。写底层没有错，但要写出底层的特殊性，写出人只有在那样的环境下才可能干出的事儿和生出的想法，文学想象也要合乎情理。有学者批评贾平凹的《高兴》，说是顾影自怜的游戏，我以为是十分准确的。据我所知，目前在现有的生活水平和物质条件之下，还很难找到像刘高兴这样的城市拾荒者，他对于我们的生活，实在是超越得太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