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命的源头
在1940年阳春三月的一个深夜，上海市成都南路某沙发店小阁楼的地板上一个女婴呱呱落地。那个胖胖的身带血丝的孩子把一只捏得紧紧的小拳头伸进初开的小口。
那个一生下来就饿得慌的小东西就是我——毛家大囡囡金凤。那时候日本人在打仗，马路上时不时传来枪声，残酷的战争笼罩着上海滩。马路上戒严了，原来联系好的妇产科医院去不成，母亲只好在家中生产，由我的奶奶当接生婆。
国难当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孩子要冲出娘肚子——这是没法子阻挡的事。灯光昏暗的，不足十尺长八尺宽的木板小阁楼俨然成了产房。这样，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海姑娘出生了。
年轻美丽的母亲抹去身上淋漓的汗水，暂时按捺下生产的恐惧，端详着躺在身边的小宝宝，她笑了。
母亲生我的时候虚岁十八，她十七岁结的婚。母亲任阿妙，三岁丧母，七岁丧父，是个可怜的孤儿。七岁头上就到毛家当了童养媳，是人世间最苦的孩子，也是人世间生命力最顽强的孩子。父亲毛宝宁十岁到上海当沙发店学徒，二十岁开了一家沙发店，也是一个自强自立的苦孩子。从浙江山里来到十里洋场，苦斗挣扎，赤手空拳打天下。在上海这个只认衣衫不认人的地方，父亲是煎熬出来的。因为他心灵手巧，业精于勤，终于在当保姆的奶奶的帮助之下，开了一家小小的沙发店。战争年代，穷人走投无路，靠点手艺过日子，我就是这两个苦孩子结合后的第一个结晶。
由于我的降生，欢声笑语暂时冲淡了战争给我家带来的痛苦与悲哀，战争的阴影变淡了一些。
母亲任阿妙，出生在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小镇以风光秀丽闻名遐迩。老百姓可是穷的穷富的富，有两极分化的趋势。一般的农户年年月月面向黄土背朝天，春播秋收，四周炊烟袅袅，剡溪涓涓东流。“任”姓，是镇上最穷的一族，贫雇农为多数，我的外公任忠根是个樵夫，以卖柴为生。
母亲是外公的独生女儿。小时候还坐在船头跟着外公到奉化县城去卖过柴。可惜好景不长，母亲七岁丧父，同年5月就坐着一顶蓝布小轿到我奶奶家当了童养媳。
童养媳，就是幼年或少年的女孩被送到婆家去还未正式完婚的小媳妇。童养媳的年龄可以比其丈夫小或者大，一般都是丧失了父母的孤儿。这种童养媳的婚姻习俗在奉化一带很普遍。我的母亲任阿妙比我父亲小八岁。
年幼的我对上海滩有着浓厚的兴趣。让我铭记一生的事情有许多：不上学的时候，可以坐父亲崭新的黑色600号摩托车去穿越大街小巷；清晨和傍晚有店里的小徒弟背着我去上学或回家，一路上闲趣多多；长年累月，里我奶奶总是用沙发布的零头替我缝制小花衫，花衫做好后，我心里总是甜滋滋的，一定要穿着等爸爸回家看一眼，哪怕等到深夜，坐在小板凳上打瞌睡，也不肯上床。还有那夜晚白茫茫的马路，整齐的发着蓝光的街灯，此起彼伏的在我看来如仙乐一般的叫卖声，特别是那几句“桂花赤豆汤——椒盐热白果——五香茶叶蛋——洋葱面，小馄饨——”叫得真好听！偶尔买点来吃一下，那味道永远也忘不掉！因为我们家住的是街面房子，夏天搭张帆布床就在马路边乘凉，所以这些叫卖声听起来更加美妙而真切！
还有那狗尾巴草，也是我至今难以忘记的。我家马路对面是旧上海的跑狗场，听大人们说解放前是各种各样狗赛跑的地方。有钱人买了狗的号码来进行赌博。跑狗场我没有进去过，里面怎么样我不得而知，但十分喜爱它黑色的篱笆墙。因为那一排排长长的黑色竹篱笆缝隙中会钻出数不清的翠绿色的狗尾巴草，便是我幼年所见的最美的花草之一。
另一种就是白玉兰，上海街头的阿婆和穷苦小妹妹用小提篮提着卖。据说那是种“玉堂富贵”花，白得似玉，幽香沁人心脾，使人陶醉。小时候，我总是要把难得的几个零钱去买两朵，挂在胸前，一香就是一天。
少年时期生活在农村里的我，梦中常常见到那风中摇曳的狗尾巴草和阿婆小手提篮中飘香的白玉兰，于是我又想起那繁华的上海，与我血脉相连的出生之地。
【二】苦乐童年
由于战争、多子、生意清淡，我父母在上海滩的日子过得很拮据。我在上海读了一年小学之后，就随奶奶去了浙江奉化溪口镇和湖山村，一去就是八个年头。
说是跟奶奶去过日子，其实是寄居在我的伯父毛宝安家中。伯父是个文质彬彬的农民，解放初农村土地改革后，打倒了地主恶霸，穷苦农民翻了身。伯父是湖山村村长兼农民剧团团长，中农成分。他也是多子、劳碌，却很有智慧，为人处事十分聪明，日子还过得去。
一到乡下，伯父就板起脸对我说：“金凤，今后我叫你凤儿，来乡下读书要用心呀。溪口学堂里的学生很欺生的，知道吗？”
奶奶也跟着说：“你父母花了这么多的钱，让你到溪口来读书，你可不能留级呀！我的乖凤儿。”
我应声说道：“奶奶，阿伯，你们放心好了。我是上海来的学生，难道比不过几个乡下人吗？他们是农民的孩子呀。”
阿伯向我笑笑，奶奶也向我笑笑。
那时，我穿着从上海带来的各式裙衫，好像洋娃娃一样，穿梭在溪口镇上的土学生之中。
后来又搬到湖山村老家去住了几年。那是离镇上五里路外的小自然村。与溪口隔上一条剡溪。小村庄依山面水，周围是茂密的翠绿色竹林，人称竹林深处有人家，这里是我毛家祖祖辈辈的发祥之地——真正的老家。
母亲在上海不放心，来信道：“凤儿，湖山村是个山野地方，你住得惯吗？要多多小心，特别是后门山上的野兽和田畈里的蛇！”
我想：这些有什么可怕的，上海的脚踏车、黄包车、汽车我都不怕，还怕这些不成？
也就是这湖山村，给我留下了难以排解的痛苦和永远难忘的快乐。这是我心里一道永难磨灭的风景线！
湖山村又称上周家。居住着众多的周姓族人，毛姓是外来迁徙户，我们的上代太公是由岩头石门来的，故村子里姓毛的只有我家一户。周家祠堂里设有小学部，我背着书包，穿过田埂去上学。教室安在祠堂两侧楼上的厢房内。总共有两位教师，十来个学生。两位教师一男一女，他们本是一对年轻的夫妻。男的姓童为校长，女的姓董为教员，一切就是那样的简单。
女教师眉清目秀，说话和善，举止颇为文雅。上课时，她对我很感兴趣，总是金凤前金凤后的。她问道：“毛金凤，侬是上海人，是哦？会做作文吗？会做算术吗？”
“董老师，我是上海人，在上海粹光小学读过一年书，在溪口镇读过大半年书。我会写小作文，算术做不来。”我一老一实地回答了这位启蒙教师的提问。
以后她对我很好，很体贴爱护我。她经常对我说：“金凤呀，你的作文写得不错，那你就多做作文，多看些课外书籍，要多吃些杂粮，才能使文章生动耐读；你不会做算术题，我会慢慢教你的，不要着急。”老师的教导如雷贯耳，我渐渐地听懂了其中的含义了。
学校里很平静，四个年级十来个学生混坐在一间教室里，大大小小的不分彼此，都十分友好融洽。上课、下课由值日生看着钟摇铃。每个学生五天读书，一天帮老师做饭。当看到两位老师吃得津津有味时，我们都笑了，乐了，这才背起书包飞也似的跑回炊烟四起的村落里去了。我穿着花布裙子跟在大孩子后面快跑，上气不接下气的，心里想：这才是一所快乐的学校！在这样的学校里读书，每一天都非常有意义！我们个个都是老师的弟子，又是老师的饭师傅，有趣！
星期天要帮伯父家去放牛、赶水（牛拉水车灌水）、砍柴、割菜、搭网捕鱼、打猪草什么的……生活得丰富多彩、多滋多味自不必说，然而有时也会觉得十分的惊恐和惶惑。
放牛三部曲，是我自己发明的，真可谓上海小姐放牛的经验之谈呀！
头几次放牛回家，牛肚子瘪瘪的。回家时我牵着牛绳走得有气无力的。
伯父厉声问道：“凤儿，你贪玩去了吗？牛肚子怎么这样瘪？说老实话！”
我轻声地答道：“是的，我将牛绳系在一棵大树下，下河滩摸鱼虾去了。”
“那鱼虾呢？给我看看！”伯父追问不放。
“摸了几只小鱼小虾，我丢掉了。”我低着头喃喃地说着，不敢抬头看他。
过了几天，我放牛回家，牛肚子还是瘪瘪的。伯父又厉声地问了我一次。我向伯父坦白了实情：我家养的是头公牛，在田野里放牧时，与一头母牛嬉戏起来，后来母牛跑了，公牛发野性奔跑追赶，我吓坏了。还是邻家伯伯告诉我，牛发性时不要追赶，等它平静下来之后再牵回家。就这样牛肚子没有吃饱。
听完我的讲述后，伯父眼眶里转着泪水，拉过我抱在怀里，轻声地说：“凤儿乖，以后牛发性时，你千万不要去拉牛绳，只有等它平静下来时，才能去牵牛绳。这次牛没吃饱不要紧的，去喂点干稻草吧。”
过了些时，我放牛回家，牛肚子鼓鼓的。伯父眯缝着眼睛笑着说：“你放牛快要毕业了，这回你是怎么放的呢？”
我撒娇地说：“这回嘛，得道了。我在牛绳头上系一个木楔子，挺大的桩子。在有水草的地方打桩，牛就围转吃草，等它快吃完时，我就换个地方再打桩，一直这样做的啊。”
天宇之下，蓝天白云，清溪如镜，远山青青，近山碧绿，牛在水草肥美的山坡上吃草。这幅美景永远镶嵌在我的脑海中……“聪明的阿妹，你算是有些长进了。”伯伯和善地称赞着我。
我在湖山村小学读了三年。初小毕业后，我基本上像个农民的孩子，我又回到溪口镇读了两年高小。
溪口小学的要求自然要高得多，加之班主任张老师是个军人转业的，非常凶，从来没有见他笑过。湖山村到溪口镇五里地，每天来回要走十里路。春暖花开的时节走走倒也十分开心，倘若遇上狂风暴雨、飞雪结冰的日子就会变得很惨。我们湖山村一行四个小朋友到溪口去读高小，两男两女，两个男的是一对兄弟，两个女的便是我和周阿姣。四个同窗天天提着饭盒，背着沉甸甸的书包去上学，从不迟到早退，往往比镇里的同学到校要早。只待东方露出晨曦，我们四个乡下小孩就在摩诃殿小学操场上开始扫地了，四周还不时传来鸟鹊的欢叫声，有时见到长尾巴的松鼠蹿出来觅食。
当然，四个人饭盒里所带的菜是保密的，特别是我，从不敢揭开盖子给别人看到。那兄弟俩有父母有外婆的照顾，盒子里的农家菜总是足足的，还有油水。周阿姣有父母有嫂子，家庭经济宽余，小菜也总是比较好。我呢？伯父家经济差，子女多，再则是个寄养的，小菜基本上是最差的，长年累月总是一点干饭外加一两个咸萝卜头。有时奶奶偷偷地给我塞进一只生鸡蛋，到学校食堂里蒸了吃。
对于这些，我倒是有心理准备的，寄人篱下的意义我还是有点懂的。只要能吃饱，管它好的差的，吃完了盒子一盖就看不见了，又跳跳蹦蹦起来。我想总比我母亲做童养媳的时候好得多，只是脸色差一点瘦一点罢了。
奶奶常问我：“凤，你可吃得饱？”
我说：“吃得饱，奶奶。”
少年时期的韧性，驱动着我的行为。
在乡下，农民祈求风调雨顺，祈求好收成，我们四个同窗呢，祈求的是阳光明媚的好天气。因为天晴我们就好走路，好过一次只够一个人通行的细而长的剡溪小柴桥。雨水大时，桥往往被淹没，或被冲垮，我们只好去撑渡船过河了。狂风暴雨时，渡船被吹刮走了，竹子长篙也顺水流走了，我们只能在溪滩边搔头挠耳，不知所措了。涉水吧，溪水太深会淹死的；游水吧，水性不好游不过去还是死，怎么办？在惊天霹雳，狂风暴雨中，在树木庄稼的随风呼啸声中，在沉沉的黑色夜幕将临之际，我们胆战心惊，束手无策。也罢，只有回溪口去，去求求溪口镇上的同学借住一宿。
小分队撤退了，在无力与大自然抗争的情况之下。
剡溪呀剡溪，我们喜爱你清澈见底的模样。也恐惧你在狂风大作阴霾密布中急流险滩的模样。
溪口镇上的同学很好，他们的父母会给我们安排一间空房，二领草席，外加几碗白米稀粥和咸笋。吃饱了，我们就疲倦地睡下，四个小小的读书郎一直睡到第二天东方露出了鱼肚白……路在我们的脚下，我们一步步地走，一天天地长大。
1953年夏天，我们终于熬到了小学毕业。戴着红领巾，唱着毕业歌，在武岭头照了两张毕业照，我就离开了故乡的母校——溪口小学。
七年多的乡下人生活，让我养成了一种性格。或者说是一种习惯吧：万事不求人，求自己。这么小的年纪离开父母多年，去过我完全不熟悉的生活，许多事是难以想象的。我还有上海小姑娘的娇气吗？恐怕没有了。8年中，在我奶奶和伯父、伯母的照顾之下，我由一个上海“洋囡囡”变成了一个土里土气的奉化乡下人了。
1953年夏天，天气异常炎热，父亲卖掉了家中唯一能降温防暑的电风扇变成路费，把我从溪口老家接回了上海。家里依旧开小店，弟妹成群，生活很困难。因为我要读初中了，父母不得不这样安排。
“凤儿，你想读什么中学呢？我过去没有读多少书，我要让你读书，把我想读而没有读过的书统统读一遍。”母亲看着我，眼睛透着慈爱又坚毅的目光，她的滴滴泪花是在对我表示歉意。
我灵机一动，随口说道：“妈妈，我懂你的心，我在乡下没有吃苦，我会好好地去读书，报答您的恩情。妈妈，我会到马路上去看招生布告的，随便选一所中学读读就可以了。”
显然，我跟母亲说话是很客气的，毕竟这么些年的分离产生了一种生疏和距离。
父亲静静地坐在一旁听着，脸上显露出的是一种宽厚、憨实、沉着和坚毅的神情。
在父母的支持下，我毅然选择了淮海中路上条件较好并且教学质量较高的全日制中学——上海市私立光华中学。
三年初中，三年高中，一路飙升，没什么大事可叙。六年中我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没有给父母带来过任何麻烦。
当然，这六年也不是无事可述的。初一进校时很不习惯。因为我从乡下来，头发短，脸色黄，衣服土，乡音重，所以好多同学都叫我“乡下人”。
那些穿着洋裙，甩着长辫子，讲着一口柔软的上海话的小姑娘们，见到我好像在看稀奇一般。我常常偷听到：“哪里来的乡下小姑娘呢，真有趣！她还读淮海路上洋气的光华中学呢！”
我的心里时常在打鼓，我是溪口小学来的人，我是久经修炼的书生，又是货真价实的上海人，上海的小学我也曾读过，难道会败在你们几个“花蝴蝶”的手下吗？乡下人要考一个第一名给你们看看的。
说志气，有点坚强；说友谊，不太够朋友。
我很爱我的中学，我从内心里喜欢她。
少先队组织很神气。因为我是个老队员，1949年便戴了鲜红的红领巾。在乡下当过中队长和大队长，有些光荣的历史。中学大队辅导员一样地器重我，年年让我当初中部的大队委员，臂上佩戴着三条红杠标志，自然是十分的神气。
篮球场是我的乐园。我的血液在篮球场上沸腾，我的心灵在篮球场上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