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菲
平静的产房
那天我一接班，就听说玲在生孩子呢。我赶到楼上的产房，我的另外两个同学也在。孩子刚出来，脐绕颈，窒息，正在抢救。
我见孩子被放在桌子上一块白包皮上，是个女婴，儿科王主任正用两根指头给她做胸外心脏复苏。她苍白、瘦小，无声无息。
玲还躺在产床上，挺平静，我感到这个孩子对她似乎可有可无。对怀胎十月，对阵痛过后的死婴，玲表现得无所谓。是无所谓，与那种坚强不太一样。我们几个同学也很平静，是职业习惯？是未做母亲的少女身份？反正那个紧闭双目的女婴，没有给产房造成多么紧张的气氛。助产士继续忙着婴儿娩出后的一切程序，比如等待胎盘降落，缝合伤口等；我的两个同学可能在玲生产时，从旁相助，此时她们则围在女婴跟前；儿科王主任依然尝试着起死回生。但那个女婴实在太小，我们的力量不知如何使出。大家都明白，孩子在出生的那一刻就直接进了天堂，玲的孕育只是完成了某种意义。
产房里宽松的气氛的另外一个结果，是让我完全忘记了当时的季节，不过我还是记住了那是一个黄昏，夜晚未来到之前。每个人的安静也许与那个时辰有关。我尤其记住了那天我长发披肩，耳朵上夹着一对新买的鲜红欲滴的耳坠，在1985年的某小城，算是很新潮。双耳上飞荡着的这两点红，令我走在静悄悄的产房里感觉突兀，心底里不免就有一种羞怯。但其中的一只耳坠后来莫名地丢失了，是第二天早晨才发现的。它的丢失与玲“丢失的女婴”无法相比。奇怪20年过去了，这个微小的细节我依然牢牢记着。
玲其实是有点背景故事的。她还不到晚婚年龄，没有生育指标，怀孕后就被降了一级工资，又嫁了一个大家不看好的青工，所以她的怀孕、生产都有些不那么“光明”。1985年，在一个各项政策都很严密的大厂，这一切非常自然。那个死婴事件，在职工医院里，竟然连一丝涟漪都没激起。医务人员是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对每天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生老病死见怪不怪，具有职业性的平静。但是，我的情感不久终于还是显露了一次。
玲的孩子没了，估计她当时连看都没看一眼，触摸也无，但是她还是在遮蔽严实的家里坐月子了。我们去看她时，她正坐在床上，一个人。我突然感到她的寂寞，一种广大的幽深的寂寞。我忘了给她带的是什么礼物，肯定与婴孩无关。我知道床上除了一床摊开的被子、坐着的玲，没有其他，但是我的眼睛老想寻找什么。就在这时，我就同情起玲来。玲的“坐月子”显得滑稽、悲哀。但是玲仍然一脸无所谓，那个提早而来的孩子似乎本就是个错误，就像她，本不该过早地怀孕结婚，也算是个错误吧。错了，改掉，死婴是块橡皮，从形式上涂抹掉曾经写在白纸上的字迹。
玲坐月子的事很快就在我们几个同学中淡忘了。大家仍然上着各自的班，或快乐或忧伤地挥霍着诱人的青春时光。玲生孩子的时候，我还不到20岁呢。我心里坚定地想，我要在8个同学中最后一个出嫁，最后一个生孩子。
大概是两年后吧，玲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儿，很健康。这次可不是计划外生育，没被罚。堂堂正正的。我为玲高兴。这个男孩去年就上大学了。比我的孩子要大好多，我家孩子今年才小学毕业。
掌上的纹路
20世纪80年代后期，社会上刚开始流行一本看手相的书。我从他处借来看了一遍，便大概知道手掌上几条大的纹路，如生命线、智慧线、感情线、命运线等，也约略知道这些纹路的某些细微变化预示着什么。
科里有个女病人，她平时就和护士们惯熟，有一次，她也趴在护办室的桌子上伸出右手让我们看。我清楚地记得她生命线中部有一处明显的断裂口。当时，她只是普通的消化系统疾病，好像是结肠炎之类，除接受一些常规的治疗外，生活并没什么大碍。但那个明显的缺口我是看到了，而且看明白了，不过她的身份毕竟是一个病人，我也并没往心里放。要知道，病人在大部分医护人员眼里真的就只是个病人，职业惯性上的对病人的“另眼相看”、“轻视”是根深蒂固的。她虽然就是厂里的职工，平时也和大家打过一些交道，但当她成为一个病人后，尤其是患了某种绵绵缠缠的疾病后，她在大家的心目中就失去了新鲜，也因此不再关注。所以她的右手也只是有点凑趣地伸到几个护士的手中间，也许只是很短的一点时间，或许说“我的呢”，“你看我的怎么样”，终究是不气粗。我非常怀疑，当时的那几个护士根本就没看出或没看懂她生命线上的那个缺口。可是，没说话的我却记住了。而且记得这么久，甚至一生。不过，说实话，依她当时普通的病情看，我也没多大惊诧，充其量只是一瞬间的迷茫罢了。看手相，毕竟带点玩的意思，难说有什么科学根据。专业一点，从那个缺口所处的位置，可以大致测出是人一生中的哪个年龄段。这些我没细研究，就是凭敏锐的感觉也没想到她的生命会很快结束，而且就是因为此时的疾病，就在这个职工医院，就是在我们这些熟悉的医护人员手里。
后来这个女病人就出院了，可过不久又来了，还是那种绵缠的结肠炎，常规治疗一些时日后，终不见好转，最后就确诊为结肠癌。人有点消瘦，还可以到处走动。家属和医护人员都瞒着病情。但后来她的疼痛加剧了，人就完全躺在床上。我进去做治疗时，发现她日益加剧的瘦。最后的时日，两只深陷的眼睛异常大，呈现一种“脱形”。临床上见多了脱形的病人，我有职业的判断力，一般久耗的病人，在生命结束前的一些时日，都会出现这种脱形。这对于我这个护士来说，没什么恐惧，也没什么很特别的感觉。我唯一发怵的，就是在她最后的日子里，不得不给她几小时注射一次杜冷丁。那种髋骨突显、皮包骨的状态，使我每次下针都犹豫不决。一是臀部因注射频繁早已遍布硬结，二是我怕碰到神经。人活到那个份上，早已没了任何表情，除了锥心的痛，连话都懒得说了。
有时我从口罩的上方探过一束目光，在她脸上迅疾地一扫。我感到疾病对生命的巨大征服。她曾是一个非常热情健谈的人，见到每一个医护人员，都要主动热情地打招呼，但随着病情的加重，她就变得缄默起来，神情也显得冷峻。我倒是看到她丈夫对她那种无条件的关照、体贴，一个体格健壮的人对付一个形销骨立的女人实在是绰绰有余。同时，我也能感到她在丈夫面前小女孩般的撒娇、依赖。但是，我一次都没见过她的眼泪，包括任何哀伤的语词。她肯定流过眼泪，而且不少，但她从没在医护人员面前掉过一滴。我相信被判死刑的病人，他们比任何时候都强烈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他们的眼泪，他们对生的留恋，对死的恐惧，可能都属非常私密的范畴。他们知道大限之日不远，在外人眼中，却要表现得无比冷漠、高傲。
这个时候，我忽然就想起她曾经趴在护办室的桌子上，伸出纤细的右手笑嘻嘻地给我们看。那个明显的缺口，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不久，她就去世了。也就四十多岁的样子。
再以后，遇到类似的枯竭的病人，我就特别想翻过他（她）的手掌心来看。但我终究是一个也没看。好像有点不好意思，但好像又不是。
所畏惧的
见识过解剖人体，大型手术，死亡，伤残等等生命中灰暗的东西。但实话实说，我比别人还怕这些。即使见到打架也赶紧逃开，不敢多看一眼，倒不是也怕被人打了，而是怕打架的人受了伤，比如捂着流血的脑袋，比如躺在那里捂着肚子嗷嗷地打着滚。还有更恐怖的，有时坐在车上听到有人说：“看，车头都被撞扁了，地上还有血迹呢！”随即就有许多人凑到窗口向外望。我则是低了脑袋，拼命忍着不断涌入脑海的恐怖想象，等待大家的好奇心过去。但是在医院上班，你就不能躲掉你不想碰到的事情。
护办室挨着手术室，有时遇到外伤病人清创，那人就不停地喊叫。喊叫对他本人来说，肯定是一种释放疼痛、恐惧的武器，但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血腥刺激。我从心底里怕，怕得莫名其妙。如果受伤者是个男人，那男人的喊叫就更恐怖。我非常清楚手术台上的医生正仔细地给他清洁整理创口，尽可能使他的身体向规矩完美靠拢。可是我仍然被他的喊叫攫住，被一张巨大的无形的疼痛的网罩住，连空气都在紧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