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统治疆域辽阔的国家，清代统治者一面在怀柔边疆藩属，压迫中原；一面在羁縻中原知识分子来减轻抵抗；还有一面是压迫中原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这样三个方面的用心，可谓是很周到的。清代统治者施行的统制政策有：
首先，满洲人尽力拉拢蒙古人，共同统治汉人。满洲人是入关前先征讨、招抚、安定了漠南蒙古，后入关定鼎中原。清朝皇帝对于蒙古和西藏，采取特别怀柔的政策。尤其是对蒙古人，更是刻意拉拢，清朝皇室与蒙古王公贵族互通婚姻，对蒙古王公贵族有一系列的保护政策，优待他们像亲兄弟一样。满洲人要想统治中原，唯恐自己的力量不够，需要拉上蒙古人帮忙。清朝皇帝对蒙古贵族多封贝子、贝勒、亲王之类，成为满洲的亲族。但禁止蒙古人和汉人通商。清代的社会是满洲人第一，蒙古人第二，再下才轮到汉人。对边疆民族地区，采取因俗而治，分而治之，众建而分其势的政策进行统治。清朝皇帝特别信奉喇嘛教，想借宗教来羁縻、统治蒙古和西藏地区，把蒙藏地区的藏传佛教分为四大部分，达赖喇嘛主前藏，班禅主后藏，哲布尊丹巴主喀尔喀蒙古，章嘉胡土克图主内蒙古。四大活佛有崇高的地位，又各有领地，互不统属，形成了四大喇嘛分主教权的局面。宗教在满洲人运用下，也成为一种法术了。为了管理边疆事务，特设理藩院。
理藩院。理藩院是清朝统治蒙古、新疆回部及西藏等少数民族的最高权力机构。属于中央一级的机构，清统治者通过理藩院实施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加强与他们的联系，体现了清政府“以蒙古为长城”的打算和安排。理藩院管理院务的是满洲人，下面有蒙古人，不用汉人，采取满蒙混合的用人办法进行管理。理藩院根据《大清律》《蒙古则例》《回部则例》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理藩院对清政府的统治发挥了积极作用，加强了民族之间的团结，有力地维护了中国的统一。
其次，对汉人知识分子奉行又拉又打的政策。满洲人进入中原，面对汉族高度发展的文化，为了统治的需要，很快选择了儒学，特别是程朱理学作为巩固统治、维系人心的官方正统思想。他们的一切政策，是用满洲部族来控制汉人。满洲人进入中原，汉人当然要反抗，反抗的领导者就是知识分子。满洲人于是承袭了中原的科举考试制度，开科取士，表示开放政权，让中原读书人依然有得官做，准许汉人参加政治，并准许做政府里最高的官。但实际上却有另外一套办法防制汉人。比如每一个衙门满汉夹用，外省督抚，多用满人，少用汉人等。满洲人最高明的政策，是存心压迫中原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以此来瓦解、分化中原社会的抵抗力。经过康熙帝、雍正帝统治后，中原无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还不断有十分可怕的文字狱。这些种种压迫，汉人知识分子都是承受者，都无法逃避和违抗。
文字狱。顾名思义是以文字作品定罪的案件。对一切文字著述，只要清代统治者认为触犯了君权，或有碍于自己的统治，必置之重典，兴起大狱，往往一案株连数百人，打击对象主要是汉人知识分子阶层，许多汉人知识分子和普通的下层民众成为专制制度的牺牲品。清代的文字狱始于康熙时期，发生在康熙二年（1663年）的《明史》案中，是清代统治者制造的最早的一起文字狱大案。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文字狱最为猖獗和残酷的时期，乾隆朝达到高峰，文字狱案件多达一百余起。龚自珍谓之“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知识分子为避祸不敢研究现实问题，钻进故书堆，考据训诂求生存，无谓现实一大堆。文字狱政策，是清代统治者为控制思想、巩固统治而实行的文化专制高压政策，极大地扼杀了知识界和全社会的活力和创造性。清代是中国文字狱发展的顶峰。
再次，对普通的下层民众实行讨好政策，这主要体现在经济政策上。
清代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宣布，以康熙五十年为准，“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康熙五十年，当时全国人丁共二千四百六十二万口，征收丁银三百三十五万余两，成为人丁与丁银的常额，以后新增人丁永不加赋。雍正二年（1724年），实行摊丁入地制度，将丁银均摊地粮之内，即只收田租，不再收人丁税。将丁银总额，即康熙五十年丁银额，平均摊入地亩或田赋征收。摊丁入地制度最终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人丁、地亩双重征税标准，把税收归并为单一的土地税，简化了税收的原则和手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役不均的严重状况。国家对人口的人身控制大大缓解，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摊丁入地是清代最主要的经济制度。
清代统治者把摊丁入地制度夸许为仁政。实际上，这一制度的规定并不算是仁政。从中国历史上讲，唐代两税制度早把丁税摊入地租，后来日久之后，还要农民服差役，或者出免役钱。王安石变法时制定了免役钱，后来民众又要当差了。明代提出一条鞭法，再把之前的差役归入地租征收。满洲人进入中原，田赋额照明万历年间的则例征收，差役按照一条鞭法的规定已经摊在田租里征收，而清朝政府还是照样要征差役。雍正时，再来一次地丁合一。雍正时的摊丁入地制度和唐代两税法时相比，差役是每朝改革一次赋役征收制度就增加一次差役钱，所谓役上加役，税上加税，不断累加，最后都折成钱加到田赋里征收了。雍正时的摊丁入地制度还是按照中国历史的惰性在演进，它征收的赋税比明万历年间的旧额还高（因为又加了一次差役钱），这哪里算得上仁政？这一办法，很快就失去了讨好民众的作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人口税加进地税，人口将来愈增，容易形成人民对国家的不负责任。直到民国，中国一般民众除非有田地房屋，否则对国家就像不要负什么责任似的，这也实在算不得好制度。
“清代的统制政策利弊得失分析”
清代统治者为了统治疆域辽阔的国家，殚精竭虑，夙夜忧虑，费尽心思，采取文武轮用、剿抚并施、恩威并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和方法，针对不同的情况、不同的环境，制定不同的方针、政策，区别对待，对症下药，意在维护满洲贵族的利益，巩固疆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清代的统制政策，只需要有服服帖帖的官，不许有正正大大的人。造成了政治上的奴性、平庸、敷衍、腐败和没精神。表现在政治和社会上，死气沉沉，毫无生气，“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就是清代社会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