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民族与宗教制度与政策是为清朝统治服务的。清人入关后，为了统治幅员辽阔的疆土，针对不同地区的民族与宗教状况，制定了清代的民族与宗教制度与政策。
首先，清代的统治民族是满洲人（即满族），是一个人数很少的少数民族。满族发祥于中国东北，入关之后成为全国的统治民族，以这样人数很少的民族统治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是具有相当难度的。满族是在东北地区女真人的基础上吸收蒙古人、汉人（以及其他民族成分）而逐渐形成的。满族的宗教像汉族一样，主要是多神教，有祖宗牌位，也信仰多神，什么都崇拜，信什么都可以，所以宗教信仰容易开放包容。
其次，清代对国内的各个民族地区的统治措施也极不相同。清代中央政府设置了理藩院，处理少数民族事务，主要处理内外蒙古、回族、维吾尔族以及藏族等民族的事务。在东北地区，通过满族旗民分治的办法统治东北各个民族。在内外蒙古与青海诸部，推行盟旗制度以管理广大蒙古族地区。在西藏，尊重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多尼。达赖和班禅受到清政府的册封、赏赐，他们得到很高的礼遇。清政府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地位，保持了藏族群众的稳定，六世班禅和七世达赖对清政府管理西藏发挥过积极作用。在新疆维吾尔族地区，实行伯克制，大小伯克有管理维吾尔族的权力，但是最高的伯克（阿齐木伯克）及其助手（伊什罕伯克）必须经过清中央政府的批准。
再次，清代实行开放的、宽容的民族宗教政策，即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清朝前期，能够区别对待各民族的宗教信仰，不要求各民族与它保持一致。清代尊重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对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族，对边疆少数民族，满族统治者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不干扰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不侮辱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
第四，清代对国内的任何民族、任何宗教都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针对不同的民族，清政府实行不同的民族宗教政策。在内外蒙古地区，推行分而治之并限制利用的政策，在宗教上为了政治统治目的而提倡信仰藏传佛教，一方面“众建以分其力”，另一方面“崇佛以制其生”，使广大蒙古族人民服从其统治；在新疆天山南北路，采取旗治与民治分而治之及限制新疆与内地人员交往的政策，在南疆实行伯克制，通过维吾尔族上层统治新疆各族穆斯林，尊重伊斯兰教；在西藏、青海地区，以藏传佛教为统治工具，在藏族及西北部分非穆斯林民族中大力倡导藏传佛教，三次出兵西藏，最后进驻拉萨，使西藏牢牢地控制在清政府手中；在西南地区诸省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废除元明以来的土司制度，剥夺土司首领的治民权，改变了西南地区土司首领夜郎自大、割据一方的局面，使中央政府直接统治西南少数民族，打通了西南水陆、陆路交通线，加速了西南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的步伐。
“清代的民族与宗教制度与政策利弊得失分析”
清代的民族、宗教政策与历朝历代相比，在一定意义上是不错的，是成功的。就维护祖国统一，团结蒙、藏、维等边疆民族而言，不但超过了汉唐盛世，也大大超过了元朝，对维护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清代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一项很好的政策，它对清代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成功有重要的作用。
清代也有一些民族与宗教政策是错误的。例如，满族统治者入关时，曾经实行强迫汉族同化的政策，清政府下令广大汉族民众穿满族服装、留满式发辫，激起广大汉族地区民众的反抗，社会多年安定不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