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丝绸的故乡，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织丝并出口丝绸的国家。古代希腊人、罗马人称我国为“塞里斯”，意即“丝国”。
据传说，中国养蚕、缫丝、织绸是黄帝妻子嫘祖所创。实际上这是聚集了无数劳动人民的智慧，积累了多代人的实践经验才形成的，但传说表明了我国养蚕织绢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我们的祖先最初用野蚕所结的茧子织丝。古人把大批野蚕结茧看作是祥瑞的征兆。关于野蚕结茧的记载“史不绝书”。野蚕在树林里自生自灭，由于自然情况变化无常，每年野茧的产量很不稳定，有的年头能采得很多，有的年头要找几个都并非易事。我们的祖先为了使野蚕能够避免雨、雹、鸟、兽、虫、鼠等物的伤害，保证收获，把它取回家来饲养。于是，野蚕就逐渐被驯化成为家蚕。中国古代关于养蚕的传说特别多，诸如灭马西龙精、马头娘、菀窳妇人、寓氏公主、四陵氏始蚕等等。
蚕按进食来源分为：桑蚕、柞蚕、枫蚕、樗蚕、蓖麻蚕。按吐丝结茧时节可分为：春蚕、夏蚕、秋蚕。1600多年前，华夏先族还利用低温抑制蚕卵，使之延期孵化的低温催青剂制取生种的方法，一年养多批蚕。
我国古代有很多记载栽桑养蚕技术的书。如《蚕法》、《蚕书》、《种植藏果相蚕》、《记胜之书》、《秦观蚕书》、《豳风广义》、《广蚕桑说》、《蚕桑辑要》、《野蚕录》、《樗茧谱》等。这些书记下了我国历代劳动人民栽桑养蚕的丰富经验。
中国人民利用茧丝织出了巧夺天工的丝织品由来已久。在中国传统社会以男耕女织为基本定式的经济形态形成之后，就出现了“织女”崇拜。汉代画像石星像图中，已经有了织女的形象。西汉长安昆明池畔，也发现了“织女”石雕像。这位民间广为流传的“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的神女，其实是中国民间无数从事纺织、刺绣、缝纫等手工劳动妇女们的神化形象。世世代代的织妇“筋力日已疲，不息窗下机”，“红缕葳蕤紫茸软，蝶飞参差花宛转。一梭声尽重一梭，玉腕不停罗袖扌卷”。她们的辛勤劳作，不断推出无愧于历史的丝织珍品，“方员绮错，极妙穷奇，虫禽品兽，物有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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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灿若云霞的丝绸品种繁多、琳琅满目，不同品种有不同的结构，最有代表性的是锦、纱、罗绫、缎、绒、缂丝。
中国古代所说的锦，有时是泛指具有多种彩色和花纹的丝织物，但是更多的是指用联合组织和复杂组织织造的重经或重纬的多彩丝织物。这种重经或重纬的织物织起来难度比较大，是古代最贵重的织品。所以古代说：“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
这种织物有经起花和纬起花两种，也叫经锦和纬锦。经锦是用两组或两组以上的经线和一线纬线相交织。经线多是2色或3色，1色1根作为1副，如果需要更多的颜色，也可以使用牵色条的方法。纬线有明纬和夹纬，用夹纬把每幅中的表经和底经分隔开，用织物正面的经浮点显花。1959年在新疆民丰龙雅遗址发现的东汉“万年如意锦”使用绛、白、绛紫、淡蓝、油绿5色，通幅分成12个色条，就是汉代典型的经锦。纬锦是用2组或2组以上的纬线同一组经线交织。经线有交织经和夹经，用织物正面的纬浮点显花。1969年在新疆阿斯塔那出土的唐代锦袜，在大红色底上起各种禽鸟花朵和行云的图案，就属于此种锦。经锦和纬锦具有不同的织造效果。经锦的纬度比较低，只用一把梭子，生产效率比较高。纬锦织造费时，但是可以使用两把以上的梭子，容易变换色彩，丰富色彩的内容。六朝以前织造的，以经起花为主；隋唐以后织造的，以纬起花为主。
中国古代的纱，从组织来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同现在的冷布相似的平纹经密的织物，唐代以前叫方孔纱；一种是和罗同属于纱罗组织的，把经线分为地经和绞经互绞，但是密度比较小的织物。有二经相绞和三经相绞。南北朝以前都是素织的，从唐代起间有花织，使用提花设备机。我国的织纱技术在汉初已相当精湛。1972年在湖南马王堆发现的素纱单衣，薄如蝉翼，单线纤度为102～113旦。此衣身长160厘米，通袖长195厘米，而重量仅为48克。由此可知当时缫纺技术的进步水平。
罗纱组织纤经提花机的织物称为罗。中国古代的罗和现在的罗不同，多半用4根经线为一组织造的。两根绞经，两根地经，1∶1排列，隔一梭起绞一次，两两互绞；4根纬线是一个循环，每行都有纱孔。如果要提花，不用提花装置，另外加挂不定量的综桡。1982年在湖北江陵县马山砖瓦场一号楚墓，出土了大量精美丝织品。其中有一件春秋时期的单衣，用龙凤虎花纹绣罗制成，织造技术相当复杂。
绫是属于斜纹组织的织物。斜纹组织的特点是使织物的经纬浮点呈现连续斜向纹路。绫也有斜向的纹路，但是又和一般的斜纹不同，多呈现山形斜纹或正反斜纹。我国古书《释启》曰：“绫，凌也。其纹望之如凌之理也。”冰的纹理呈人形，具有摇曳的光泽，绫的特点正是这样。绫是丝织品家族的一大类。在唐朝初年，仅江南道所贡的绫就有水纹绫、方纹绫、鱼口绫、鸟眼绫、百编绫、方棱绫、吴绫、绯绫、花纹绫、十样花纹绫等10余种。中唐以后，吴越地区又生产出一种专供宫廷消费的最精细的高级新型丝织品缭绫。白居易在《缭绫》诗中说：“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其织工之精妙与色彩之奇丽跃然纸上。
缎属于缎纹组织。缎纹组织是在斜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没有明显的斜路。它的织造特点是织物的各个单独浮点比较远，并且被它两旁的经纬纱的长浮点遮蔽。不仅使整个幅面具有平滑光泽和强烈的立体感特色，而且可以防止出现底色混浊的现象，最适宜于织造多种复杂颜色的纹样。中国的这类织物大概是在宋代出现的。
绒是属于起毛组织的织物。中国古代的绒都是经起绒，把经线分做地经和绒经两部分：地经专织地子；绒经起绒。每织三四梭地子才起一梭绒经，并且把预先备下的篾丝或金属丝插入梭口，使绒经呈现凸起的圆圈，然后用刀割开，就可以形成丝绒。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载一种织物“斫线夹藏经面，织过数寸，即刮成丝光”，就是形容织绒的方法。中国织造起绒织物的历史非常久远。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一批汉初衣物中，有的就饰以起绒锦缘。明以后织造的绒，以福建漳洲的最著名。有漳绒、漳缎和天鹅绒几种。漳绒就是素绒，漳缎和天鹅绒是花绒。不过，漳绒是用提花装置在缎地上起花的，天鹅绒不用提花装置起花，也不是缎地。漳绒和漳缎的绒都是在织机上边织边割，天鹅绒是在下机后在素地上钩画花纹，再用刀在图案范围里开割。
绸是中国丝织物中出现最早的一个品种，属于平纹组织，由两根经纱和两根纬纱组成一个循环，各用一根交错织成。原来写做“纟由”，后来才改写成“绸”。最初都是素织，专用短断的废丝纺的纺丝作原料。宋以后，用精丝在平纹地上起本色花的，叫暗花绸，并且把所有的细薄的单色丝织物都叫做绸，而把用纺丝织的叫纺绸。
缂丝是历史上最古老的大花纹织物。唐以前叫织成，后来有人不同称呼：刻丝、克丝，刻丝作和刻色作。缂丝属于平纹组织，但是只有经线和一般的平纹织物相同，纬线并不完全相同，不是只用一把梭子通投到底，而是根据花纹的不同色彩，把有梭纬线分成几段的断纬，用若干小梭分织。俗说：“一过缂丝一寸金”，足以说明缂丝品的织造不易及珍贵。宋以后，随着中国绘画的进一步成熟，还发展成和画卷几乎没有分别的缂丝画。常常把许多非常精彩的绘画，完整无缺，不爽毫厘地织进去，成为中国驰名世界的工艺品。
丝织品光洁柔软，绚丽多彩。在古代社会，丝织品不仅成为统治者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而且还成为他们死后的殉葬品。历闯治者对种桑养蚕很重视。在殷代的甲骨文中已有蚕、桑、丝、帛等字，在一片骨甲上还刻有“用三头牛祭蚕神”的内容。越王勾践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复国方针中，也有“省赋敛，劝农桑”一条。诸葛亮任蜀国丞相时曾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望于锦”。由于种桑织丝对人民来说是一项重要的家庭副业，“田家收获，输官偿息外，未卒岁，室庐已空，其衣食全赖此”。对于国家来说，丝织业也是赋税的主要来源之一。汉武帝时期用赋税的方式从民间征收的绢帛达500万匹。以后的历朝历代都在此数额上有增无减。宋高宗每年仅在两浙地区征收和收购的丝绸，就达117万多匹。在中国历代的社会生产活动中，丝绸生产具有重要作用。由南到北，自东到西，“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处处倚蚕箔，家家下渔筌”，“机杼之声彼此相闻”。
丝绸是华夏民族对兄弟民族和援外输出的重要物资。早在商代，丝织物已成批地向外推销，《管子·轻重》说：“殷人之王立帛牢，服中马，以为民利，而天下死之”。《尚书·酒诰》也指出：“肇牵车牛，远服贾”。在汉代，丝织物由官方经营，大批西运。初期，汉王朝摄于匈奴的强大，奉行“和亲”政策，每年向匈奴单于赠送大批丝绸，以求边境之安定。后来，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使汉武帝认识到和中亚、西亚各国打交道，不仅在军事上极有意义，而且在经济上也会对汉朝产生很多效益，因为这些国家都很器重中国的财物，尤其是丝绸。于是他及其后来者致力于开辟东西交通，在军事上和外交上采取一系列活动，打开通向西域的道路。通向西域的道路在进入新疆后，分成三条线路，可以说是主要干线，此外还有一些次要的路线。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里希霍芒首先提出了“丝绸之路”这一名词，来称呼历史上横贯东西的这些路线。这个名词，生动形象地表现了这些路线上所进行的活动的主要内容。自从丝绸之路开辟以后，频繁来往于这条路线上，首先是中国与外国的使节、军队、官吏，其次是商队，再次就是传播或求法的各种宗教人士。这些路线在大规模航海之前，成为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各族之间友好交往的纽带。丝绸之路无论从内涵上还是从外延上看，都远远超过了其本意，成为一个不仅仅是丝绸传播，而且也是标志着东西文明相互交往的词语。
进入宋朝以后，各王朝除了通过丝绸之路与西边各族进行贸易外，还开有茶市、马市与各兄弟民族贸易，其中丝绸在双方贸易中占有很大比重。这样，不仅丰富了兄弟民族的生活，而且通过贸易往来，加强各族的联系，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隋唐以前，我国外销的丝绸主要是经陆路外运的。宋元以后，随着航海技术的日新月异，海上贸易空前发展。中国通过海道出口的商品仍以丝绸物为大宗。很多人将中国与亚非欧各国之间的海上航路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是名副其实的。郑和下西洋时，每到一国，就把所带“锦绮纱罗绫绢等物，赐请国王”。各国商民皆携带物品，“来易丝磁器等物”。丝织品的贸易沟通了亚欧大陆的交通，保持着汉代以来“丝绸之路”的光荣传统。丝绸在欧洲人的心目中代表着光辉灿烂的中国高度发展的文明。因为丝织品可谓一种综合工艺品，它涉及到印染技术、工艺美术等多种技能，可反映丝织者各方面的能力。《晋书·列文传·窦滔妻苏氏》记载这样一个故事：前秦苻坚当政时，秦州剌史窦滔“被徙流沙其妻苏蕙思之，“织锦为迥文旋图诗以赠滔，宛转循环，以读之，词甚凄惋”。后来，武则天见到这一“五采相宜，莹心辉目，纵广八寸，题诗二百余首，计人百余言，纵横反覆，皆为文章”的织锦迥文图样，曾著文赞美，叹其“才情之妙，超今迈古”。宋元间，僧起宋又刻意求深，从840字中读出诗3752首，明康万民继而又增读其诗到4206首，更可以说明织锦迥文的文思与技艺之神妙。
丝织业的发展促进和刺激了商业市集的繁荣。许多地方本来是荒凉小镇，随着丝织业的发展，使居民日增，自成市井。如南京“中跨中原，瓜连数省，五方辐凑，成园灌输……南北商贾争赴。”自明中叶以后，由于丝织业有了进一步发展，东南苏、杭、嘉湖等地成了丝织业中心，涌现出许多新兴的纺织业大市镇。杭州被称为“可以工巧，衣被天下”。盛产绢，“县民织者甚众，今直隶江西等省皆买之。”嘉兴濮院镇“万家烟火，民多织绸为生。”“机杼声轧轧相闻，日出锦帛千计”。丝织业蓬勃发展，各地相继推出负有盛名的异产名，如四川的蜀锦、江宁的宁绸、吴江的吴绫、湖州的湖绸、山西的潞绸、安徽的万寿绸、贵州的遵义绸等枚不胜举。它们或以本地丝为原料，或从别处贸来，这大大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城镇经济的繁荣。
丝绸是我国劳动人民一项光辉的发明创造。数千年来，丝绸为丰富人类的物质文化、美化人们的生活、加强兄弟民族之间的联系、促进各国的友好往来，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中国丝绸，就像一束永远艳丽的鲜花，在人类物质文化的宝库中吐露着芬芳，放射着异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