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网罗人才，曾、胡二人都曾做过大量了的工作。曾国藩自出山以来，尤其在担任两江总督之后，每到一地即布告远近，深入寻访，延揽当地人才。东征之始，发布檄文，内有一段关于求才的文字称：“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曾文正公文集》，第3卷，第2页。）北上剿捻，广布告示，其“寻访英贤”条则称：“淮徐一路，自古多英杰之士，山左中州亦为伟人所萃。”“本部堂久历行间，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察酌录用。”“如有荐举贤才者，除赏银外，酌予保奖。”（《曾文正公杂著》，第3卷，第38页。）抵任直隶总督之后，虽知“此间士风稍陋”，仍于专拟《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广为传布，借以“扶持名教”的同时，大力延访当地人才，酌分德、才、学三科，“令州县举报送省。其佳者以时接见，殷勤奖诱，庶冀渐挽薄俗，一宏雅道。”（《曾文正公书札》，第32卷，第25页。）至于平时同人谈话、通信，更是殷切探问其间有否可称之才，一旦发现，即千方百计地调到自己身边。他幕府中的不少人物，都是用这种方式罗致的。曾国藩直至暮年仍保持这种习惯。江苏巡抚何璟曾在其死后奏称，曾国藩回任江督后，“自谓稍即怠安，负疚滋重。公余无客不见，见必博访周咨，殷勤训励。于僚属之贤否，事理之源委，无不默识于心，人皆服其耄年进德之勤。其勉力在此，其致病亦在此。”（《曾文正公全集》，首卷，第42—43页。）
胡林翼“尤汲汲以讲拔人才为事。属吏一技之长，一行之善，随登荐牍，手书褒美，以宠异之。士有志节才名，潜伏不仕，千里招致，务尽其用。又密荐忠亮宏济之才十有六人”，其后“多任封疆与开藩者”，如阎敬铭、严树森、罗遵殿、刘其衔等。胡林翼尝言：“国之需才犹鱼之需水，乌之需林，人之需气，草木之需土，得之则生，不得则额死。”又说：“才者无求于天下，天下当自求之。”故其“所特荐十余人中，不尽相识也”。胡林翼为延揽人才，特于省城武昌“立宝善堂”，“以延贤俊之至者，察其才德，随宜任使。”（《胡文忠公遗集》，首卷，《胡文忠公行状），第14、15页。）咸丰八年他曾令心腹幕僚严树森“编列条目，征求事实，饬司、道、府各举所知。其有奇才异能必须度外汲引者，另作一格，均以公牍举荐。”胡林翼以此为“治鄂大事”（《胡文忠公遗集》，第59卷，第31页。），一抓到底，卓有成效。咸丰九年曾国藩途经黄州，在胡林翼处所见“《同官录》数册，胪列州县佐杂履历，注载详明，评骘精当，知为严树森手笔”，就是此时搞出来的。胡林翼手下一批咸丰九年奏调来鄂的人才，大约也是在这次大规模搜才行动中了解到的。
他们还认为，“人才随取才者之分量而生，亦视用人者之轻重而至。”（《胡文忠公遗集》，第59卷，第31页。）因而，他们努力加强自身修养，宽于待人，严于律己，日日如临渊履薄，以求得真才实学之士。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信中称：“弟于四月之杪承乏两江，本不足以有为。又值精力疲惫之后，大局溃坏之秋，深恐霣越治知己羞。所刻刻自惕者，不敢恶规谏之言，不敢怀偷安之念，不敢妒忌贤能，不敢排斥异己，庶几借此微诚，少补迂拙。”（《曾文正公书札》，第11卷，第40页。）同时，严戒任用私人，认为“阘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曾文正公家书》，咸丰八年四月初九日。）又在一篇批牍中称：“本部堂治事有年，左右信任之人湘乡同县者极少。刘抚部院相从三年，仅保过教官一次。近岁则幕僚近习并无湘乡人员。岂戚族乡党中无一可用之才？亦不欲示人以私狭也。”（《曾文正公批牍》，第6卷，第56页。）
胡林翼亦一扫昔日纨绔习气，“刻自砥砺，益务绳检其身，较其尺寸毫厘。而待人一秉大公，推诚相与，无粉饰周旋。”“与人言虚中翕受。言或未当，莞尔置之；苟有可行，必研穷其利害而竭尽其底蕴；即有抵牾，亦无芥蒂。事有不顺，愤怒作气，左右以一二语解之，即时消释，和颜下气，委己以从。与所常共事诸公，历六七年之久，披肝沥胆，无几微间隔。而遇事咨商，必务发掳胸臆而后已。其自视欿然常若有不足者。”“尝谓人曰：‘吾于当世贤者，可谓倾心以事矣，而人终乐从曾公。其至诚出于天性，感人深故也。’”又说：“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顾吾才智不足有为，贤者终不我应耳！”（《胡文忠公遗集》，首卷，《胡文忠行状》第15页。）
曾胡等人求才若渴，上当受骗的事也就在所难免。然终不堕好贤之志。据传，有人赴曾国藩湘军大营投效，且对曾国藩说，受欺不受欺，要看什么人，“若中堂之至诚盛德，人自不忍欺。”。曾国藩闻言大喜，“姑令督造炮船。未几，忽挟千金遁去。”曾国藩自知受骗，反复自语“人不忍欺”（《清朝野史大观》，第7卷，第140、141页。）四字。有人欲追捕之，曾国藩止之不许，渴求人才如故，心中仍不免留下一片阴影。一日，他对赵烈文说：“求才的非易事，其中区奥太多。”赵烈文说：“在诚耳！上以诚求，下以诚应，苟视国事如家事，人才不患不兴。区奥多，不过易上当耳！自古名君贤相，用人庶不上当？庸何伤？”曾国藩“首肯至再”（《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七月十八日。），更加坚定其求贤之志。他在与安徽巡抚李续宜论及求才问题时说：“冷淡之雅怀本不宜改。惟他处如火如汤，恐贤士皆去皖而适彼耳。”（《曾文正公书札》，第18卷，第38页。）“诸公之热虽不能真得贤士，而尚可罗网中才。皖省则并中才而无之，亦吾二人之耻也！”“程子告司马温公云：‘相公宁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贤之心自此而隳。’乞阁下味此二语，庶几悬格渐低，取士渐广。”（《曾文正公书札》，第18卷，第43页。）百受人欺而不隳好贤之心，恐怕也应算作曾国藩集团在用人问题上的一个信条。
在选才、求才问题上，曾胡等人不仅理论完备，且在实践中积累起丰富的经验。他们认为，在衡才标准的掌握上，不宜苛求。曾国藩称，“阅世已久，每见仁厚正大者，即苦无才识气力”（《曾文正公书札》，第23卷，第21页。），而“勇于事情者，皆有大欲存焉”（《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九月初四日。）。故“衡人但求一长可取，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才。苟于峣峣者过事苛求，则庸庸者反得幸全”（《曾文正公书札》，第23卷，第22页。）。又说：“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辞，初非当日预定之品。要以衡才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苛细，无因寸朽而弃连抱，无施数罟以失巨鳞。”（《曾文正公书札》，第8卷，第34页。）当赵烈文问及“王船山议论戛戛独造，破自古悠谬之谈，使得位乘时，其有康济之效”时，曾国藩断然指出：“殆不然。船山之说，信为宏深精至而嫌偏苛，使处用事，天下岂尚有可用之人？”“世人聪明才力不甚相悬，此暗则彼明，此长则彼短，在用人者审量其宜而已。山不能为大匠别生奇木，天亦不能为贤主更出异人。”赵烈文听罢，抢上去大声赞扬道：“大哉！宰相之言！”（《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应该说，曾国藩的话是很有见地的，赵烈文之言亦并非谀词。不过，这也并不是说，他们在用人问题上来者不拒，毫无顾忌。他们一致认为，有几种品德太差的人决不可用。曾国藩认为，“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曾文正公书札》，第12卷，第4页。）胡林翼称：“软熟者不可用，谄谀者不可用，胸无实际、大言欺人者不可用。”（《曾胡治兵语录》，第6页。）左宗棠认为，“人才唯好利、没干两种不可用”。曾国藩则进而补充说：“好利中尚有偏裨之才，唯没干者决当屏斥。”（《曾文正公书札》，第19卷，第2—3页。没干（没幹）大约是干没（乾没）之意，即侵吞公家或他人财物。）就是说，好利有才者尚可小用，贪污公款者决不可用。
总的来说，从用人实践上看，曾、胡、左等人都力求德与才的统一，使用德才兼备之人，单就个人而言，则又各有偏重。大约胡偏于才，曾偏于德，左则有时有些感情用事。例如严树森，经胡林翼一手提拔，至于高位，是其属僚中最受赏识和出力最大的人物，但在曾国藩眼里却庸不足称，他与赵烈文的一段对话就足可说明这一点。《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九月初四日载，师“又言：‘严本狠琐之才，经胡咏芝赏识后，俨然自托于清流。在豫抚任内，痛保朝中阔人，如倭艮峰等，古人明扬仄陋或不如此。’余闻之大噱，因问：‘此折据方宗诚自言其所作，信乎？’师曰：‘方宗诚见识止此而已，斯言殆信。’余又问：‘阎丹初（敬铭）视严何如？’师曰：‘阎之器品较严树森端方固矣，如前辞齐抚。齐抚极可为之官，严即断不能也。凡一督抚官去之若遗者，皆有过人处。’”而曾国藩本人则与之相反，长期以来一直被人认为有重德轻才的倾向。而在王錱的问题上，则不仅重德轻才之偏，更不免夹杂个人意气，故颇受人指责，自己也大遗后悔。这件事几乎众口一词，唯其本人不肯承认。例如，同治元年其胞弟曾国荃就曾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用人往往德有余而才不足”。曾国藩虽然口头上承认“诚不免有此弊，以后当留心惩改”，但曾国荃一指出具体人员，“疑”其所重用的李昭庆、穆其琛“为无用之才”，他便失口否认，称弟“所见差矣”（《曾文正公家书》，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迨及暮年，他终于认识到自己用人方面的弊端。同治十年在一篇日记中写道：“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当战争之世，苟无益于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曾文正公杂》，第4卷，第34页。）
然而，尽管曾国藩有知人之明，可谓俦辈中之佼佼者，但亦难免有用人失误之处，除上述王錱的例子外，还有一个李楚材。据曾国藩的好友欧阳兆熊称，降将李楚材身怀绝技，“试之皆验”，虽经其推荐，曾国藩仍弃而不用。“渠欲求荐至浙营，予谓‘不须作函，但云由曾营过，弃而不用，故此投效，必当收录。’恪靖果即令统四营，颇立战功。”（《水窗春呓》，第6页。）类似的事例可能还有有些。不过但若像左宗棠那样，直斥曾国藩“无知人之明”，凡曾国藩“所弃者无不重用”，甚至移咨“极低”曾国藩“用人之谬，词意亢厉，令人难堪”（《水窗春呓》，第7页。），亦不免有些言过其实。左宗棠信中是如何说的尚未查出，但仅从曾国藩的复函看，左的指责确实是很尖锐的。曾国藩在信中解释说，“来示谓鄙人喜综核而尚庸才，盖不尽然”，并举识拔程学启的例子以证之。称“今之碌碌隶敝部者，‘庸’则有之，‘尚’则未也。”（《曾文正公书札》，第22卷，第1、2页。）左宗棠因立营较晚，其所用将领多为曾胡选余之才，应该说是较为正常的情况。王錱固属曾国藩排之以去，而助左宗棠成其大功的主要将领蒋益澧、刘典，又何尝不是胡林翼弃而不用之才？此二人皆系罗泽南的学生与旧部，由罗带往湖北，又都是在其死后，因与李续宾不和而被胡林翼撤差的。左在用人问题上不责胡而斥曾，似有意气夹杂其间。由此得出曾国藩“喜综核而尚庸才”的结论，则显然有些偏颇，胡林翼就对此持有相反的看法。他认为，“曾公素有知人鉴，所识拔多贤俊”，专用曾国藩赞许之人。他“常从问士大夫贤否，闻曾公有一言之奖，辄百方罗致，推毂唯恐不尽力。或畀以军寄，致大用。”（《庸庵文编》，第4卷，第6页。）左宗棠为人争强好胜，不肯甘居人下，是显而易见的，亦不仅对曾国藩如此。其后借刘松山一事盛赞曾国藩的“知人之明”，也似乎有些借题发挥。大约三分出于真意，七分倒是为了同淮军争夺剿捻首功，同李鸿章闹意气。
其实，左宗棠用人亦未尝没有失误之处，吴士迈就是一个突出事例。吴士迈属于立志高亢而实无真正才能之人，曾经人荐之曾、胡，但皆未被录用。胡林翼在给阎敬铭的信中称，咸丰四年“知兵事不得脱身，向李次青苦求人才”。“次青举二人，一邢星槎，一吴退庵。退庵在岳州见，十日不发一言。弟运神力慧眼，决其必不可用（此言独夸，实有奇诀）。”（《胡林翼未刊往来函稿》，第8、9页。）曾国藩在给李元度的复信中则说：“阁下赞吴退庵之贤，证以胡宫保所称，似亦学问中人，非军旅中人也。俟相见再议。”（《曾文正公书札》，第12卷，第22页。）其时间应是咸丰十年秋，李元度初任徽宁池太道而尚未进驻徽州之时。此后不久曾国藩即与李元度闹翻，吴士迈之事亦就此作罢。左宗棠却信用此人，委为分统，终因个人的无能而又迁怒他人，发生杀朱德树以泄愤之事，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官司和全国舆论的大哗。最后虽因左宗棠的大力开脱而未受惩办，但也因此抑郁而死。不过，在王錱的问题上，他就显得比曾国藩高明，相比之下，就显得曾国藩有些求全责备，不能容忍出色人才的短处。据说，曾国藩后来曾对此事后悔莫及。徐珂称：“文正方困于江西，前后被重围，急召王赴援。王辞不往，以书报之曰：‘吾不复为公所属。’文正叹曰：‘有良将而不知用，吾之过也。’”（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册，第965页。）此外，在塔齐布的问题上，也表现出左宗棠的知人之明。咸丰四年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中称：“此君一候补都司，弟于稠众中首识拔之（伊至今不知从何来也），荐之石帅、涤公。未及两年，膺两君保荐，伊又有三次战功，遂擢至提督。”（《左文襄公书牍》，第2卷，第25页。石帅指时任湘抚的张亮基，字石卿。）
在人才的培养上，曾、胡都认为科举制度误人子弟，不能培养出真才实学之士。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六弟今年入泮固佳，万一不入，则当尽弃前功，一志从事于先辈大家之文。年过二十不算少矣，若再扶墙摩壁，役役于考卷截搭小题之中，将来时过而业仍不精，必有悔恨于失计者。不可不早图也。余当时实见不到此，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向使至今还未入泮，则数十年从事于钓渡映带之间，仍然一无所得，岂不靦颜也哉？此中误人终身多矣！”（《曾文正公家书》，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靦（tiǎn）同覥， 靦颜覥（tinǎ）颜。）胡林翼也说：“幼年精力半耗于八股及时俗应酬，是以学识太小，本领太低，力不如志，为可惜耳。”（《胡文忠公遗集》，第59卷，第8—9页。）这样，在他们从政从军，大量需要人才时，方觉人才缺乏，现有士人多不适于用。而要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必须自己动手，大量招引与培养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