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培养人才的途径，胡、左、江、李等人与曾国藩大体相似，通常是发现人才即将其调至自己身边，或任幕僚，或者充属员，经过一个时期的观察和历练，或予以奏保，加以重用。曾国藩集团中隶属这四个系统而又位至三品以上大员者，其绝大多数是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如阎敬铭、严树森、庄受棋、栗燿曾做过胡林翼的幕僚，杨昌浚、刘典、周开锡曾做过左宗棠的幕僚，丁日昌、周馥、徐文达、薛允升、刘郇膏、蒯德标、李元华、王凯泰、王大经皆曾充任李鸿章的幕僚，刘长佑曾任江忠源的幕僚，刘坤一、江忠义、李明惠又做过刘长佑的幕僚。至于由主帅身边的属员而升任高位的例子，则有严树森、刘齐衔、陶模等人。严树森原为湖北首府首县江夏县知县，刘齐衔原为汉阳府知府，陶模原为甘肃首府首县皋兰县知县。但胡、左、江、李等人培养人才的具体做法如何，尚不得其详。现仅将曾国藩培养人才的办法，略述如下。
曾国藩认为，天下大事约有兵事、饷事、吏事、文事四端，实则文武两途。其人才的培养也可分为武将、文臣两种办法。曾国藩力主以文士带兵，且战争年代须才甚巨，而文人又多不习战。故有来营投效者，首先注重的是选拔统兵之才。即界于两可之间者，亦不妨一试，李元度、李榕、邓辅纶、罗萱等人大约都属此类。湘军的一等大将，如塔齐布、罗泽南、王錱、杨载福、彭玉麟、李续宾、李续宜、鲍超、多隆阿等，皆所谓“天缘遇之”，主要是从实战中锻炼出来，识拔、举荐以及最初在长沙的严格训练是有的，很难说得上培养。曾国藩真正下工夫培养过的人员，主要是李鸿章、曾国荃及前面提到的李元度、李榕、邓辅纶、罗萱等人，而对于一般将领的培养，亦可谓在在用心。其具体办法主要是通过书信、批札、言谈、身教等方式进行。同治五年十月曾国藩离开军营之前，在总结自己统兵十余年来的长短得失时说：“臣昔于诸将来谒，无不立时接见，谆谆训诲，上劝忠勤以报国，下戒骚扰以保民。别后则寄书告诫，颇有师弟督课之象。其于银、米、子药搬运远近，亦必计算时日，妥为代谋，从不逛以虚语。各将士谅臣苦衷，颇有家人父子之情。此臣昔日之微长也。”（《曾文正公书札》，第25卷，第13页。）现已面世的书札、批札、家书、日记之中，保存了大量这类文字，足证明曾国藩此言不虚。如在何应祺（时任职营务处，奉派赴太湖城外，助李榕代统吉字营）的禀帖上批道：“据陈各条颇为切中机要。”“目下本部万人，自宜亟定统带。该令既有所见，仰就现在诸营官中开折密保、当面呈递。”又说：“该令返躬察己，长短自知。果不爱钱，又能推贤让能、忍气任怨、待人以诚、爱才如命，则良将良吏一身可兼，何业之不成哉！但期勉践斯言，持之以静，贞之以恒，实所厚望。”（《曾文正公批札》，第2卷，第11—12页。）在给李榕的信中还说：“何镜海若能克勤小物四字上用功，应日有长进。望阁下虚己待之，方不隔膜。”（《曾文正公书札》，第9卷，第16页。）至于家书中对曾国荃的训诫、教诲，更是连篇累牍，枚不胜举。下面再举两个曾国藩对湘军以外的将领寄书批评、鼓励，望其成立的例子。一个是在淮军将领刘铭传禀帖上的批语，一个是在僧格林沁旧部陈国瑞禀帖上的批语。
同治五年因曾国藩剿捻一再受挫，刘铭传遂献防河之策，并自认其难。曾国藩在其禀帖上的批道：“防守沙河之策，从前无以此议相告者，贵军门创建之，本部堂主持之。凡发一谋、举一事，必有风波折磨，必有浮议摇撼。从前水师之设，创议于江忠烈公，安庆之围创议于胡文忠公。其后本部办水师，一败于靖江，再败于湖口，将弁皆愿去水而就陆，坚忍维持而后再振。安庆未合围之际，祁门危急，黄、德糜烂，群议撤安庆之围援彼二处，坚忍力争而后有济。至金陵百里之城，孤军合围，群议恐蹈和、张之覆辙，即本部堂亦不以为然。厥后坚忍支撑，竟以地道成功。可见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能有志竟成。办捻之法，马队既不得力，防河亦属善策，但须以坚忍持之。假如初次不能办成，或办成之后一处疏防，贼仍窜过沙河以北，开、归、陈、徐之民必其不能屏蔽，中外必讥其既不能战又不能守。无论何等风波、何等浮议，本部堂当一力承担，不与建议者相干！即有咎豫兵不应株守一隅者，亦当一力承担，不与豫抚院相干。此本部堂之贵乎坚忍也。游击虽劳而易见功效、易收名誉，防河虽劳而功不甚显、名亦稍减，统劲旅者不屑为之。且汛地太长，其中必有极难之处。贵军门当为其无名者、为其极难者。又况僚属之中未必人人谅其苦衷、识其远谋，难保不有一二违言。贵军门当勤勤恳恳，譬如自家私事一般，求人相助、央人竭力。久之，人人皆将鉴其诚而服其智。迨至防务办成，则又让他军接防而自带铭军游击，人必更钦其量也。此贵军门之贵乎坚忍也。若甫受磨折或闻浮言，即意沮而思变计，则掘井不及泉而止者，改掘数井亦不见泉矣。愿与贵军门共勉之。”①
在给陈国瑞的禀批中，于军情军务各项交待处理意见之后接着写道：“前闰五月初间连接该镇二禀：一件言自嘉祥解围回至济宁，勇丁与刘军门部下械斗；一件言陈振邦招勇未到，不能迅速拔营。本部堂所以未遽批答者，因心中有千言万语欲与该镇说明，又恐该镇不好听逆耳之言，是以迟迟未发。兹该镇禀商饷银、军械等事，急欲立功报国而恐诸事掣肘，其志亦可悯可敬，特将本部堂平日所闻之言与玉成该镇之意，层层熟商而警告之。本部堂在安庆、金陵时，但闻人言该镇劣迹甚多，此次经过淮扬、清江、凤阳，处处留心察访，大约毁该镇者十之七，誉该镇者十之三。其毁者则谓该镇忘恩负义。黄镇开榜于该镇有收养之恩，袁帅欲拿该镇正法，黄镇夫妇极力营救，得保一命。该镇不以为德，反以为仇。又谓该镇性好私斗。在临淮与袁帅部将屡开明仗，在寿州与李世忠部下开明仗，杀死朱、杜二提督。旋在正阳关捆缚李显安，抢盐数万包。在汜水时，因与米船口角小争，特至湖西调队二千，与米商开明仗。知县叩头苦求，始肯罢兵。又谓该镇骚扰百性，凌虐州县，往往可苛派州县代办军装、号衣等件。在泗州殴辱知州，潘（藩）司张光第同在一处，躲避床下，旋即告病。在高邮勒索水脚，所部闹至内署抢掠，合署眷属跳墙逃避，知州叩头请罪乃息。又谓该镇吸食鸦片，喜怒无常，左右拂意，动辄处死，并有因一麻饼杀厨子之事。藐视各路将帅，信口讥评，每每梗令不听调度，动称‘我将造反’。郭宝昌之告变，事非无因。本年四月曹南之败，与郭宝昌同一不救主帅，同罪异罚，凡此皆言该镇之劣迹者也。《曾文正公批版》，第3卷，第65—66页。其誉者则谓该镇骁勇绝伦，清江白莲池、蒙城之役，皆能以少胜众，临阵决谋多中机宜。又谓该镇至性过人，闻人谈古来忠臣孝子，倾听不倦。常喜亲近名儒，讲诵《孟子》。又谓该镇素不好色，亦不甚贪财，常有出世修行、弃官为僧之志。凡此皆言该镇之长处者也。誉该镇者如漕督吴帅、河南苏藩司宝应、王编修凯泰、山阳丁封君宴、灵璧张编修锡嵘，皆不妄言之君子。毁该镇者其人尤多，亦皆不妄言之君子，今不复悉举其名。本部堂细察群言，怜该镇本有可为名将之质而为习俗所坏，若再不猛省，将来身败名裂而不自觉。今为该镇痛下针砭，告戒三事：一曰不扰民，二曰不私斗，三曰不梗令。凡设官所以养民，用兵所以卫民。官吏不爱民是民蠹也，兵将不爱民是民贼也。近日州县多与带兵官不睦，州县虽未必皆贤，然带兵者既欲爱民，不得不兼爱州县。若苛派州县供应柴草夫马，则州县摊派各乡村而百姓受害矣。百姓被兵勇欺压诉于州县，州县转诉于军营，若带兵者轻视州县而不为民申冤，则百姓又受害矣。本部堂统兵十年，深知爱民之道必先顾惜州县。就一家比之，皇上譬如父母，带兵大员譬如管事之子，百姓譬如幼孩，州县譬如乳抱幼孩之仆媪。若日日鞭挞仆媪，何以保幼孩，何以慰父母乎！闻该镇亦无仇视斯民之心，但素好苛派州县，州县转而派民。又好凌虐弁兵，弁兵转而虐民，焉得不怨声载道！自今以后当痛戒之。昔杨素百战百胜官至宰相，朱温百战百胜位至天子，然二人皆惨杀军士、残害百姓，千古骂之，如猪如犬。关帝、岳王争城夺地之功甚少，然二人皆忠主爱民，千古敬之，如天如神。愿该镇以此为法，以彼为戒，念念不忘百姓，必有鬼神佑助。此不扰民之说也。至于私相斗争，乃匹夫之小忿，岂有大将而屑为之？本部堂二年以前，即闻该镇有性好私斗之名。此名一出人人皆怀疑而预防之。闰五月十九日之事，铭字营先破长沟，已居圩内。该镇之队后入圩内，因抢夺洋枪口角争闹。铭营杀伤部卒甚多，刘军门喝之而不能止，固由仓猝气忿所致，亦由该镇平日好斗之名有以召之耳。闻该镇好读《孟子》养气之章，须知孟子之养气，行有不慊则馁；曾子之大勇，自反不缩则惴。缩者直也，慊者足也，惴则不壮，馁则不强，盖必理直而后气壮，必理足而后自强。长沟起衅之时，其初则该镇理曲，其后则铭营太甚。该镇若再图私斗以泄此忿，则祸在一身而患在大局；若图立大功、成大名雪此耻，则弱在一时而强在千秋。昔韩信受胯下之辱，厥后功成身贵，召辱己者官之，是豪杰之举动也。郭汾阳之祖坟被人发掘，引咎自责而不追究，是名臣之度量也。该镇受软禁之辱，远不如胯下及掘坟之甚，宜效韩公郭公之所为，坦然置之，不特不报复铭营，且约束部下，以后永远不与他营私斗，能忍小忿乃成大勋。此戒私斗之说也。国家定制，以兵权付之封疆将帅，而提督概归其节制，相沿二百余年矣。封疆将帅虽未必皆贤，然文武咸敬而尊之，所以尊朝命也。该镇好攻人短讥批各路将帅，亦有伤于大体。当此寇乱未平，全仗统兵大员心存敬畏。上则畏君，下则畏民，中则畏尊长、畏清议，庶几世乱而纪纲不乱。今该镇虐使其下，气凌其上，一似此心毫无畏惮者，殆非载福之道。凡贫家之子，自恃其竭力养亲而不知敬畏，则孔子比之于犬马。乱世之臣，自恃其打仗立功不知敬畏，则陷于大戾而不知。嗣后该镇奉檄征调，务须恪恭听命。凡添募勇丁、支应粮饬，均须禀命而行，不可擅自专主，渐渐养成名将之气量，挽回旧日之恶名。此不梗令之说也。以上三者，该镇如能细心领会，则俟军务稍松前来禀见，本部堂于睹面时更当谆切言之，务令有益于该镇，有益于时局。玉成一名将，亦本部堂之一功也。若该镇不能细心领会，亦有数事当勒令遵从者：第一条，八千勇数必须大裁，极多不准过三千人。免致杂收游勇，饥溃生变。第二条，该军与淮勇及英、康等军，一年之内不准同札一处。第三条．该镇官衔宜去‘钦差’字样，各省协饷均归河南粮台转发，不准别立门户，独树一帜。仰该镇逐条禀复，以凭详晰具奏。至于所述毁誉之言，孰真孰伪亦仰该镇逐条禀复。其毁言之伪者尽可剖辨，真者亦可承认。大丈夫光明磊落，何所容其遮掩！其誉言之真者守之而加勉，伪者辞之而不居，保天生谋勇兼优之本质，改后来傲虐自是之恶习。于该镇有厚望焉！”（《曾文正公批牍》，第3卷，第23—28页。）
这两段批语，一个是望强者更强、优者更优，一个是望品行顽劣的悍将向好的方面转变，内容虽有不同，但都表现出曾国藩培育将领、望其成才的苦心。陈国瑞出身游民，少年时代投入太平军，被清军将领黄开榜所俘，收为义子，渐称悍勇。后属吴棠，转隶僧格林沁。同治四年僧格林沁在曹州覆军丧命，陈国瑞带伤逃脱，所部伤亡严重，战斗力大为降低。曾国藩挂帅北征，奉命整顿僧王残部，陈国瑞也在审查之列，是曹州败后唯一未受惩处的将领。惟其骄纵恶习难改，又在长沟向淮军刘铭传部挑衅。不料，盐枭出身的刘铭传也是一位桀骜难驯的人物，不仅将其一战生俘，极尽冻饿凌辱，还将其数千亲兵全数杀光。对于这样一个怙恶不悛的家伙，曾国藩并没有简单地予以惩罚，而是进行了一番调查研究。他除得自传闻外，还从被俘捻军了解到陈国瑞悍勇善战的情况。他在给李昭庆的信中说：“又据称，（捻军）所以怯陈国瑞者，以其夜间极善劫营，又打仗耐久，不肯收队。湘淮各军枪炮远胜于陈，但不肯恋战，收队太快云云。”（《曾文正公书札》，第30卷，第41页。）所以，当陈国瑞向曾国藩告状时，他决心死马当作活马医，苦口婆心，作一长批，冀收“玉成名将”之功。最后虽然失败，但也由此可窥曾国藩育将之一斑。
在曾国藩心目中，从总体素质上看，淮军将领不如湘军将领，尤不见塔、罗、彭、杨之才，连李续宜那样的人物也见不到。即使最受其欣赏的程学启、刘秉璋、刘铭传等人，也未感到有什么特别出色。不过，曾国藩认为，将领出色者少，只要有志气就可以培养成才。而上述数人，皆属有志之人。所以，曾国藩对淮军将领，尤其在刘铭传身上，还是花费不少苦心。在曾国藩的《批牍》中，有不少是对刘铭传禀帖的批语，几乎篇篇充满鞭策、鼓励之意，语重心长，寄望殷切。刘铭传桀骜不驯，与陈国瑞有相似之处，只是程度稍减。经过曾国藩的一番调理，情形大有改观，终成淮军第一勇将，剿捻第一功臣。
不过，在带兵将领的培养上，曾国藩虽然花费很大心血，取得很大成功，但在有的人身上却遭到失败，或没有完全成功。他在李元度身上费心最多，寄望最切，失败也最惨，可谓最不成功的事例。他如李孟群、李榕、罗萱等也未能如其初愿。李孟群于咸丰四年奏调入营，为湘军元老之一，也是阵容强大的丁未同年中从军最早的人。迨及曾国藩长沙整军后再出作战，最初的一批湘军营官，就只余下塔、罗、彭、杨、李五人。他先带水师，后改陆师，终因不善带兵而覆军丧命。其战死时为安徽布政使署理巡抚。罗萱系曾国藩好友罗汝怀之子，其兄罗逢元亦在曾国荃属下充任军官。他曾长期在曾国藩身边作秘书，助其处理军务。后奉派办理营务，外出带兵，先后在建昌、抚州、瑞州等地作战，时出时入，终未成为著名大将。李榕是曾国藩道光二十三年充任四川乡试正考官时取中的学生，在他身上花费的工夫，似与李鸿章差不多。当时在他看来，二人的情况也旗鼓相当。只是后来李鸿章在上海发迹，而李榕带兵至多不过两江督标六营三千人，且战功平平。甚至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是曾经带兵作战的湘军将领。李元度与上述李、李、罗三人，皆属“带兵非其所长”之类，曾国藩虽则费尽心血，也没有将他们培养成出色将领，其后做出“一流人才乃机缘遇之，非人力所能强求”的论断，可能同这些经历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