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3)

说起他们的杀俘杀降，则更令人发指，不仅人数众多，动辄逾万，且手段极为残忍。屠戮战俘与降卒，在湘淮军中相当普遍，曾国藩力主此策，罗泽南、曾国荃、李鸿章、左宗棠、刘锦棠都直接间接的干过此事。咸丰十一年，曾国荃将围攻安庆期间陆续投降的太平军降卒一万多人，全部杀死。同治二年，李鸿章将献城而降的苏州太平军兵将杀逐殆尽。同治十年，左宗棠杀金积堡已经出降的回军首从近百人。同治十二年，左宗棠又在肃州乘夜放火屠城，杀降回军民近七千人。原城中军民，除一千一百名汉民和九百余名回族老弱妇孺外，无一幸免。他们不仅将其中的有些人，如金积堡回军首领马化龙父子亲属十三人、肃州回军首领马文录及出城迎降父老九人，凌迟处死，还剖取活人心肝生祭战死将领。如左宗棠以马八条生祭刘松山，罗泽南以被俘太平军战士生祭彭三元、李杏春，都是这样干的。罗泽南甚至竟鼓励湘军弁兵，生吃太平军战俘的血肉心肝。曾国藩对罗泽南的做法，不仅不加以制止，还在奏折中大肆张扬炫耀，真不知天下有羞耻事。他对曾国荃、李鸿章的杀降一事，实际上也抱有支持与鼓励的态度。曾国荃杀俘之后，因畏于阴骘果报之说，致函曾国藩表示悔意。曾国藩对之严加批评，称圣人在世也会这样做，既已行之更无反悔之理。他初闻李鸿章收复苏州，曾为四万降卒的处置绕室彷徨，及闻杀降之后，才如释重负，寝食复安。其心其意，不言自明。

以上三事对曾国藩集团的整个杀人事业来说，虽属小菜一碟，但因其不是在战场上，不是面临着强大的敌对武装力量，使人愈感无此必要，且为近代法律所不许。而他们却偏要这么干，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从这里，使人愈加看清封建地主阶级的野蛮性和残忍性，儒家文化，尤其理学阴暗和糟粕的一面。不容讳言，所有这一切，都是通过曾国藩集团的所作所为暴露出来的。当然，他们于战争之外的野蛮暴行还不止于此，譬如他们在九江、安庆，特别在天京的烧、杀、淫、掠，都是旷古罕见的，都应归于此类。惟点到即止，就不再详谈了。

至于曾国藩集团同传统文化总体上的关系，除上述继承的一面，即体现文化对人的制约作用外，还通过他们的实践，体现出文化对政治、对社会的反作用，以及人对文化的反作用。这就是说，曾国藩集团在本质上是一群来自地主阶级中下层的书生，如果将他们的经历看作一种文化现象，人们就会从中发现两个有趣的问题。一方面他们表现为儒家学说，尤其程朱理学的忠实履践者，自立志、诚意开始，一步步走完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全过程。他们的事业借程朱理学之力获得成功，而他们的思想行为也受到儒家学说，尤其程朱理学的制约，既体现其精华的一面，又体现其糟粕的一面。所以，从学术的角度看，将其名之为理学经世派还是有道理的。一方面这个集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也向人们演示了一个由精神到物质的辩证的转化过程。起初，直到太平天国革命爆发，曾国藩冒死上疏之时，他们除了书生的血诚之外，几乎一无所有。当他们发现清政府并不能保护其身家性命时，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一改旧习，穿起乡勇号服，借承办团练之机奋起自救。他们由思想而组织，由组织而军队，由军队而政权，不仅为清王朝撑起半壁江山，使其摇而不坠，危而复安，还使日暮途穷的传统文化回光返照。直到今天，仍有人将这段史实，作为论证儒家文化万古常青的根据。

常言道，书生造反，三年不成。曾国藩集团以书生治兵竟成如此大功，曾使不少人为之欢欣鼓舞，喜闻乐道，颂扬之声至今不绝。既颂扬其心目中的这些英雄，更颂扬程朱理学、儒家文化。曾国藩亦借题发挥，将他们成功的根本原因归之于理学。他在《湘乡昭忠祠记》中说：“东南数省莫不有湘军之旌旗，中外皆叹异焉！”“一县之人征伐遍于十八行省，近古未尝有也！”“然而，前者覆亡，后者继往，蹈百死而不辞，困厄无所遇而不悔者何哉？岂皆迫于生事逐风尘而不返与？亦由前此死义数君子者为之倡，忠诚所感，气机鼓动，而不能自己也。”又说：“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州而勘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与？亦岂始事时所及料哉！”他在《罗忠节公神道碑铭》中则讲得更为具体，不仅将其一生的勋业归功于理学，且将其思想行为的某些出色表现，都与其从军前的学术观点、治学特点联系起来。他说，罗泽南“以诸生提兵破贼，屡建大勋，朝野钦仰，而不知其平生志事，裕于学者久矣。公之学，其大者以为天地万物本吾一体，量不周于六合，泽不被于匹夫，亏辱莫大焉。”又说，罗泽南教馆多年，授徒甚众，“讲论濂洛关闽之绪，瘏口焦思，大畅厥旨。”“湘中书生多拯大难、立勋名，大率公弟子也。”还说，罗泽南“在军四载，论数省安危，皆视为一家骨肉之事，与其所注《西铭》之指相符。其临阵审固乃发，亦本主静、察几之说。而行军好相度山川脉络，又其讲求舆图之效。君子是以知公之功，所蓄积者夙也，非天幸也。”（《曾文正公文集》，第4卷，第18—19页，20—21页，第22页。）

所谓“无本者竭，有本者昌”就是曾国藩在这篇铭文中提出的。不过，曾国藩是指自明代以来理学与心学之争、乾嘉以来的汉学与宋学之争。罗泽南的《小学韵语》、《姚江学辨》就是宗尚程朱理学，贬抑汉学、心学，辨治学之本末正误的。曾国藩以“大江”喻程朱理学，以车辙“积潦”喻与之对立的其他学派，但并未涉及太平天国。其“洛闽之术，近世所捐，姚江事业，或迈前贤。公慎其趋，既辨其诡，仍立丰功，一雪斯耻。大本内植，伟绩外充，兹谓豪杰，百世可宗”（《曾文正公文集》，第4卷，第23页。）的铭文，即可说明这一点。

曾国藩集团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卫道士，为什么又能成为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带头人呢？这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性质，一是这个集团的自身特点。

提到传统文化，人们立刻就会想到保守、封闭等等。其实，这只是它的一个侧面，而就其自身来说，还有与之对立的另一方面。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数千年所创造的文化。它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是一个完整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体系。这个思想文化体系，是经过长期的发展和不断演变，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逐步形成的，曾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发挥过伟大的推动作用，显示出极大的优越性。其历史功绩是不容抹煞的，其光辉、精华的一面也是不应忽略的。只是到了近代，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腐败以至终结，越来越暴露出它的弱点，再也不能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其在意思形态领域中的领导地位，不可避免地为新的思想文化体系所取代。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尽管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漫长的，有时会出现某些反复，但这一总的历史趋势却是无法改变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所以，要想在中华大地重新树立起它的独尊地位，接续儒家文化中断八十多年的道统，恐怕是不大可能的。即有偶尔成功，也是脆弱的和短命的。犹如昙花之一现，赖于黑夜而畏于光明，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不过，新儒学派高张其帜的现实意义，亦并非表明他们真的具有光复旧业的信心，而不过为了固守小得可怜的一点阵地，硬硬地挺在那里，拒不承认“五四”运动后中国政治的巨大变化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地位。

作为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学说，发源于殷周之交，创立于春秋时代，于西汉中期取得独尊地位，曾在历史上几经兴衰，出现过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仅能够吸收其他学派的长处而不断强化和完善自己，而且能够吸取外来文化之长以救自身之短。理学就是吸收道家与佛教的一些思想及做法，经过不断发展而形成的。与孔学相比，其民本主义虽明显削弱了，但却强化了等级观念和哲学思想，不仅更加适应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经济要求，同时也提高了对各种宗教的抵抗能力。由此可见，儒家文化既有保守性也有进取性，既有封闭性，也有开放性。试想，如果它始终固步自封，一成不变，不能及时吸取新的营养和不断调整自身，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和新的要求，它岂能屡衰屡兴，长期在意识形态领域保持领导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即使到了近代，儒家文化虽已老态龙钟，步履维艰，然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体系这一千年未遇的对手，亦仍能提出自己的对策：“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保持自身文化体系不变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某些长处，诸如船坚炮利之类，以与之对抗。

曾国藩集团之所以能够接受这一思想并付诸实践，则既有内因也有外因。从客观上说，自鸦片战争以来，由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而引起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个阶级、阶层及政治集团所面临的最大的政治课题。太平天国革命及其两个施政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就是农民阶级提出的救国方案。曾国藩集团虽然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但对这个问题却不能不作出回答，否则，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将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就主观而言，他们也具有这样的条件。因为他们不仅是一些具有真才实学的学者，而且是颇有政治远见的政治家；他们虽号称理学经世派，然赖以建功立业的却并非理学，而是经世济用之学，即当时的政治学。这样，他们既以天下为己任，封建社会“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十年六月二十七日。）自居，就不能不对这一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头等政治问题加以认真研究，并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实际上，这也不只是曾国藩集团，几乎所有从传统文化走向师夷长技的地主阶级思想家和政治家，包括林则徐、魏源、龚自珍以及张之洞、袁世凯等，都是经由经世济用之学这座桥梁来实现的。

再者，曾国藩集团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多借洋器之重、洋人之力，取得成效、尝到了甜头，从而增强了师夷之长的信心。曾国藩靠湘军起家，更以水师见长。他坚持非洋炮不用、船炮不齐不出，终于建成当时国内技术装备最好的炮船船队。而握有这一战争中的利器，是湘军最后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然湘军水师船小体轻，行使缓慢，只适于内河作战，难以在海上巡行。所以，曾国藩早在咸丰末年，即对太平天国的战争稳操胜券之际，就开始筹划建立外海轮船水师，即近代海军的问题。其后兴办军事工业、引进外国科学技术、派遣赴美留学生等活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一中心进行的。左宗棠和李鸿章则不仅在战争中靠洋枪队的火力支援取胜，苏州、常州的城墙都是戈登的大炮轰塌的，且其后兴办军事工业的最初人才、物力资源，例如分别并入江南制造局和迁址改建为金陵制造局的两个苏州炮局、主持福州船政局的日意格等人，也是从洋枪队和阿思本舰队那里弄来的。李鸿章一到上海就开始购置洋枪，用以装备淮军。洋枪队撤销，即其中的洋人撤走后，原来的全套人马，包括洋炮队都落入李鸿章手中，从而使淮军成为当时武器装备最好的部队。其后剿捻，它亦主要靠火力上的优势。安庆内军械所、金陵制造局、江南制造局等军工厂初期，也主要是生产枪炮子弹，供应剿捻前线的湘淮军使用，与国防建设毫不相干。所以，他们从内战走向洋务运动这条路，是很自然的。

不过，曾国藩集团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打破儒家文化，而是为了巩固清朝的封建统治。在他们看来，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的封建思想文化体系并没有什么不好，只是缺少西方以船坚炮利为特征的科学技术。所以，他们引进西方文化大致以此为限，决不会将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思想体系，诸如共和制度与自由、平等、博爱等，也一起引进来。而对近代中国来说，这正是不该缺少而又恰恰缺少的东西，导致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根本所在。然而，曾国藩集团及其他洋务派人物却极力回避这一要害问题，选择了一条舍本逐末、避重就轻的道路，这就不能不最后归于失败。而追究其思想文化方面的根源，则不能不说是同他们对传统文化的错误认识有关，正可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曾国藩集团的洋务事业分为外交与军、工、科技两部分，共同组成其解救民族危机的政治方案。面对起义农民与外国侵略者这两个敌人，曾国藩集团主张分清轻重缓急而采取不同对策。然而，他们却将阶级与集团的私利置于中华民族的根本的与长远的利益之上，视起义农民为头号敌人，外国侵略者为次要敌人；将剿灭农民起义当作至急至重的问题首先解决，将外国入侵的问题放在从轻从缓的位置上慢慢解决。所以，他们对农民起义坚决镇压，毫无妥协的余地；而对外国侵略者的进攻则步步妥协，忍辱退让。在内战期间，他们联合外国侵略者来镇压农民起义军，美其名曰“借夷助剿”。而内战结束后，他们面对外国武装侵略和战争威胁，作为非主流派的左宗棠等人，尚能坚决反击，并曾为中华民族立下大功；而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主流派，则一贯主张妥协退让，从未进行过认真抵抗。及至八国联军进攻中国，他们竟公然向敌人投降，甚至不惜与中央政府公开分裂，美其名曰“东南互保”，连样子也不想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