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工、科技方面，则包括军事、工业和科学技术等内容。在军事方面，他们除继续以洋枪洋炮装备陆军外，还创建了中国第一代近代化的海军舰队，包括北洋舰队、南洋舰队、广东舰队和福建舰队。其中以北洋舰队规模最大、装备最好，李鸿章与有功焉。工业方面则包括军用与民用两部分。军事工业主要有曾国藩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的金陵制造局，曾、李合办的江南制造局，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西安机器局、兰州机器局，刘坤一的广州火药局、金陵火药局，丁宝桢的山东机器局、四川机器局，刘秉璋的浙江机器局，刘铭传的台湾机器局。其中以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规模最大、设备最好。江南制造局除生产枪、炮、子弹、火药、机器、原钢外，还设有船厂，先后造出惠吉、操江、测海、威靖、海安、驭远、金瓯、保民等大小轮船十五艘，至1875年停止造船业务，专事修理。福州船政局则专事造船，自1866至1895的三十年间，先后制成万年清等大小轮船三十四艘。民用工业则包括工厂、矿山、铁路、航运等近代企业，较为著名的有李鸿章经办的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开平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沈葆桢的基隆煤矿，左宗棠的利国驿煤铁矿等。
就总体而言，对曾国藩集团和其他洋务派的思想与实践活动，应该一分为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不客观的。大致说来，应该肯定的方面约有三点。首先，其师夷长技的思想是正确的。这一思想虽不是他们的发明创造，但却由他们首先将之付诸实践，由书斋推向社会，不仅起到扩大宣传、启发后人的作用，也为中国的近代化事业提供了最初的经验教训。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就是“师夷长技”的历史，它的更迭、前进，不过是在广度和深度上的不断延伸。因而，其敢为人先的勇气是可敬的。同时，就其实践而言，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却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最初的基础，培养出中国第一代近代科学家、技术人才和管理人员，从而成为中国工业化的起点，讲近代化，讲科技史都必须从这里说起。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从客观上说，洋务运动虽不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开始，但却由此引来了西方机器生产。而机器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物，巨大生产力的象征，同封建生产关系归根到底是不相容的。因而，机器生产的引进，无异于在盘根错节的封建生产关系中打进一个楔子，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可乘之机。所以，中国资本主义紧随洋务运动之后而悄然兴起是不奇怪的，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
然而，这对洋务运动来说都是它的意外之物，都是次要的。对它来说，决定其命运的关键，还在于是否能够经受得住战争的考验，在抗击外来入侵的战争中建功立业，一展新式船炮的威力。也就是说，要在国人面前证明，他们在“师夷之长技”之后，能不能够折冲御侮，“制夷”之不断侵凌中国之势。李鸿章是曾国藩集团的后期首领、洋务运动的主干，北洋舰队则更是其船炮政策的象征。他们状况如何尤为世人所注目。但是，李鸿章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却为洋务运动和曾国藩集团的最后命运，作出了历史性的总结。政治上的腐败和军事上的不抵抗主义，不仅断送了北洋舰队，且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未有的严重危机。历史事实证明，他们救不了清王朝和封建地主阶级，也救不了中国。所以，历史不得不宣告他们的彻底失败，无情地将他们淘汰出局。这也是客观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这是因为，不管他们主观上是否具有反抗外国侵略的愿望，而客观上种种条件的制约，却使他们“师夷之长技”而不能“制夷”，只能制民。首先，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为不可为之事，极力维护反动卖国的清政府和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与世界的发展大势和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是尖锐对立的。同时，他们的外交路线使之畏敌如虎，一改昔日赖以立足的“敢战第一”的治军方针，从而导致军心瓦解，战斗力丧失，不能发挥武器装备的效力。再者，他们的新兴的军事工业充满着旧式衙门腐败之风，产品质次价昂，管理落后、混乱，又有严重的对外依赖性。所以，他们的军事装备无论完全购自国外，还是自己加工拼凑，都不可能达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水平，到头来也只能是个御外侮而不足、靖内乱而有余。因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虽然标榜求富求强，常年制炮造船，训练部队，甚至创建海军，都是让人看的，并不打算同外国开仗，不管洋人如何无礼相加、违约进犯，天津教案和中法战争的结局就足以说明这一点。这就不能不令人感到愤怒和惊奇。
然而，曾国藩集团如何向世人解释他们的这种矛盾做法呢？则美其名曰“隐图自强”。意思是，对洋人的侵略要隐忍退让，示人以弱，甚至以德报怨，使其难以察觉。而暗地里则发奋图强，待其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赶上洋人，再与之一决雌雄，争回主权，报一箭之仇。这种思想最完整的表达，是曾国藩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同幕僚的一次谈话。其《手书日记》载：“与幕府诸君畅谈，眉生言及[夷]务，余以为欲制[夷]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礼节之恭据上着眼。即内地民人处处媚[夷]，艳[夷]而鄙华、借[夷]而压华，虽极可恨可恶，而远识者尚不宜在此等着眼。吾辈着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长技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内地之民人人媚[夷]，吾固无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之也。”可以说，这是洋务运动的总纲领，也是洋务派对自己相互矛盾的言行的最好解释。曾国藩把它概括为“隐图自强”。而有人根据曾纪泽在国外发表的言论，将它称之为“先睡后醒论”。这些话貌似有理，然往最好处说，也不过是一厢情愿。这里且不说清朝统治者腐败如故，看不出一点克勤克俭、励精图治的迹象，即如西方列强紧紧盯着中国，也不容许这“东亚病夫”日益强壮、手握利器，由一块供其享用的肥肉变成牙尖爪利的雄狮。所以，尽管李鸿章开放旅顺军港供洋人参观，表示中国建立海军完全是供人看的，仅仅满足于你有我也有，并不打算与外国打仗，但西方列强仍不放心、不买账，一定要怂恿日本出面一试。结果，立使洋务派多年的经营化为乌有，现出清王朝纸老虎的原形。
这里有两个想不通和不允许。一是洋人想不通和不允许。既然你们根本不打算同外国打仗，花那么多钱搞海军干什么？不允许他们摆架子、装样子。一是中国人民想不通和不允许。中国屡受外侮，危在旦夕，最严重的问题是如何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既然你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还要供养你们？不允许他们尸位素餐、误国害民。于是，有志之士起而抗争，遂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之举，披荆斩棘，另寻新径，探索中国的富强之路。
§§§第二节 近代军阀的鼻祖
近代军阀政治作为一种制度，并非出于个人的好恶，它的产生固有一定的外部条件，但最主要的还是决定于它的内部因素，根源于它的军事体制和军营风气。而要弄清其来龙去脉，则必须从曾国藩军制改革和湘淮军的军营风气说起。
曾国藩改革军营体制，以募兵制取代世兵制，固然扫除了绿营风气，克服了“败不相救”的积弊，大大提高了湘军的战斗力；但同时却造成另一种军事体制和军营风气，使其兵为将有、权出私门，对内结成死党、对外力谋独立，由依附于八旗、绿营的官勇，变为地方督抚手中的家兵。综合起来，湘淮军大约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兵员自募，权归主将。鉴于唐末五代，各地藩镇拥兵自立、割据混战的教训，自宋以来，各代统治者皆采取种种措施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兵权落到带兵将领和地方督抚手里。曾被曾国藩弃之如敝履的绿营调遣之法，就是这类措施之一。清朝绿营兵规定，将领平时各住其府，有事授以兵符，事过交符回府；士兵平时分驻各地，有事临时抽调，事过各回汛地。这样，士兵与将领之间、士兵与士兵之间别无私情，只有奉命应征的上下级关系和同事关系，他们也就难以相互勾结，结为死党以营私利。故兵为朝廷之兵，将为朝廷之将，共同对朝廷负责，不能形成谋求某一派系、地域或家族私利的武装集团，带兵将领不能据为私有，兵权也就保证掌握在中央政府手里。曾国藩创建湘军，采取层层招募的办法，并规定一军之权概交统领，大帅不为遥制；一营之权概交营官，统领不为遥制。这样，弁兵的进退弃取皆由长官决定，各级军官便成为大帅的私属，士兵亦成为军官的私兵，军队的实权也就不再为清朝中央政府所有，而逐步落到统兵将帅手中。于是，兵为将有，将为帅有，层层辖制，结为死党，遂使湘军成为一个完全掌握在私人手中的武装集团。
二、军饷自筹。饷需供应是兵权的标志，军队由谁发饷，兵权就归谁所有。以往清朝的各级武装力量，八旗、绿营乃至附属于他们的官勇皆由中央政府供饷，一切费用出自国库，兵权也无疑为国家所有。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清政府国库空虚，旗、绿各营的饷需尚难以供应，那有财力为地方武装和各地团练发饷？所以，湘军虽号称“官军”，却从来吃不上国库供应的粮饷。最初几个月尚由湖南藩库供饷，然自曾国藩移驻衡州后，除少数款项由户部指拨和外省协济外，其所有饷需几乎全部自筹，事后逐年向清政府报销。清政府令其自行筹饷的最初动机，不过是为了临机解决军队供饷问题，减轻自己财政上的困难，不料供饷义务的推谢却导致军心的转移。当军队由国库供饷时，弁兵得到口粮和赏赐后，深感“皇恩”、“国恩”，心里想着如何报效“国家”和尽忠“皇上，’；而当弁兵的粮饷名为公费实则出自将帅的私恩时，他们感恩图报的对象，也就只能是湘军的统兵将帅和各级长官，而不是国家了。因而，湘军名为清王朝的官军，实际上却是统兵将帅的私产。
三、官职私相授受。湘军弁兵应募投军，无非为了为了升官、发财二事，而欲二者兼得，则莫如充任营官、统领，并进而谋得实缺。然而，一般弁兵若能为曾国藩卖命，得个候补官职或虚衔尚为不难，但若得到实际差任（如统领、分统、营官、哨官）或实缺（如占有军队固定编制的提督、总兵、副将、参将等实任官职），就全靠统兵将帅的私情，非心腹亲信不可了。因为湘军差任毋须朝廷任命，完全由各级头目自行选拔；补授实缺虽必须由朝廷批准，但亦主要决定于大帅的密奏保举。所以，这些人得到差任或实缺后，对主子感恩图报，誓死效忠。这样，他们名义上是朝廷命官，实则完全是统兵将帅的私党，所谓“国家名器”也就成为统兵将帅网罗党羽、笼络人心的工具。湘淮将领自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起，官至督、抚者达几十人，无一不是由曾国藩一手扶植，不是由他亲手保奏，就是由他间接保奏。他们本来就是通过同乡、同年、师生、兄弟等私人关系集结在一起的，而官职私授则又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这种私情私恩，遂逐步形成一个以曾国藩为首的谋求私利的军事政治集团。
四、各树一帜。由于曾国藩规定，各级军权概交主将，上级不为遥制，加之各军各营皆由以同乡、同学、师生、亲族等封建关系为组织纽带，遂使湘军内部派别林立，结帮拉伙，各军各营具有很大的相对独立性，而相互之间更是自相标榜，互不服气。这样，在湘军内部就形成一种各树一帜、力谋独立的风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湘军势力的发展，逐渐形成曾湘军、胡湘军、左湘军、江刘湘军四个派系，加上从湘军脱胎而出的李鸿章淮军，共成为曾国藩集团的五大派系（详见第三章第二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