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美国“网络安全”的两面性使美国在内政外交中进退自如。美国言必称安全，执笔者将制定《战略》的目的归结为确保“网络安全”，美国统摄网络事务的“网络沙皇”职务是首席“网络安全”协调官，似乎美国在网络空间里一直是受害者，仅仅追求“自卫自保”而已。“9·11事件”以后，美国把“国土安全”设立为国家优先目标，美国国内通过《爱国者法》、《电信法》等法律严惩以网络手段破坏社会秩序、危害国土安全的公民，甚至发明了“食肉动物系统”随时监视全体美国人的网络行为。实际上，“安全”从来都是相对的，美国战略里的“网络安全”仅仅意味着美国自身的安全，却很可能意味着其他国家的危险。为了谋求自身所谓“安全”，美国或明或暗支持他国民众以“自由”之名，通过互联网组织串联批评政府、破坏秩序乃至暴力革命，《战略》公开声称将以资助尖端科技的方式为那些受到限制的人提供突破封锁的工具。这种“安全与自由”的辩证法，可以从美国前副国务卿格拉斯曼的话中得到理解：“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不仅能够减少威胁，还可推动追求社会正义的事业，人民一旦获得自由，往往要求他们的政府做出负责任的、公正的选择。”从中可见，“公民自由——政府负责——美国安全”这一“政治正确”的逻辑实际上是一套诡辩说辞，他国公民采用何种手段求得自由、对美国意味着“安全”的行为对他国是否带来危险，从来不在美国的考虑范围之内。
（4）美国已经完成了实施其网络战略的政治动员和社会动员。已如前述，美国业已建立起治理互联网的庞大体系，体系中的所有官方机构和私营部门彼此联系又各司其职。如果说2009年发布的《网络政策评估报告》完成了治理网络的静态结构建制，那么这份《战略》就为结构中的每一个主体指明了具体的行动策略，使这架庞大的机器能够更加协调有效地运转。七个选项名为针对国际社会提出的优先政策，实际上是美国各界的重要着力点，经济部门、国土安全部门、立法司法部门、军事部门、外交部门以及私营企业都能够在“优先政策选项”中对号入座，找到自己的努力方向。从这个意义上，美国的网络战略，是战略家与战术家的强互动合谋，是政治家与技术专家的零距离合作。美国已经全面完成了对其官方机构的政治动员和对私营部门的社会动员，在业已建立起“举国体制”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建立起通过互联网实现其战略利益的“举国机制”。
总之，美国的网络战略是以国家为主体、由以白宫为首的美国政府领导、协调各方资源配置的综合性战略。在这个网络战略中，美国整合国际国内强大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技术各方面力量，单方面制定并强力推行占据道义制高点的网络空间游戏规则，其重要目的之一便是充分利用网络空间“自由开放、人人可及”的特性，扫除通过网络在全世界推行美国思想认识和价值判断的法律和技术障碍，赋予别国公民按美国希望的方式思想和行动的能力，重构民族心态和社会共识，瓦解执政基础和统治阶层斗志，最终获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结果。——实现这一战略意图的急先锋是美国负责对外政策的美国国务院，下面即研究美国国务院近年来怎样不折不扣而又创造性地执行国家网络战略，及其以未来为指向的用意深远的政策措施。
三、美国国务院力推“互联网自由”理念、机构、政策、项目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发布式上发表讲话，指出，这项战略基本概括了美国所追求的目标，其核心就是确保互联网的开放、安全和自由，战略首次阐明了需要贯穿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原则——如包括互联网自由在内的基本自由，美国国务院将一如既往地致力于推动互联网自由，通过耐心的、持续的和创造性的外交，围绕未来网络空间的愿景建立全球共识，以确保其有利于而不是阻碍全世界人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诉求。希拉里表示，国务院将把七个政策重点作为新的外交政策必要措施，实行这些措施并继续发挥领导作用，力争把网络空间事务贯穿到各类项目之中，从与其他国家合作打击犯罪，经济外交，对全世界妇女和女童的支持，到资助可以帮助全球“人权与民主活动人士”突破政府技术封锁、安全有效上网的尖端科技项目。从这段讲话中至少可以得到两个认识，一是希拉里力推的“互联网自由”策略在美国国家网络战略中处于从属地位，二是美国国家网络战略的形成也得益于美国国务院在推动互联网自由方面长期以来“身先士卒”的积极探索和经验积累，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国务院的实践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十分警惕。
执掌国务院的希拉里·克林顿曾经野心勃勃地与奥巴马竞争民主党2008年总统大选提名，2008年6月7日，希拉里承认党内初选失利，宣布正式退出总统竞选，同年12月1日，奥巴马提名希拉里担任统摄对外政策和对外事务的国务卿。国务院虽然级别上只是美国联邦政府15个部之一，但它作为美国建国初期仅有的“三大部”之一（其他两个是战争部和财政部），一直是美国所有政府部门中最有权势的机构之一。特别是美国通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机会把触角伸向全世界以后，所有利益牵涉的国家都成了美国的“后花园”，国务院的职责更是无所不包，从倡导结盟到组织对抗，从扶植政权到颠覆政权，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建立和维护有利于美国的国际秩序，其手段除了利益交换、军事威慑，便是输出民主价值观（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一战威尔逊总统时期）。希拉里的两位前任奥尔布赖特和赖斯都是利用互联网进行民主价值观输出的积极提倡者，奥尔布赖特曾言：“有了互联网，对付中国就有了办法”；赖斯认为，增强美国在一国的存在，互联网是一种低成本且有效的运作方式。但无论是奥尔布赖特还是赖斯，在推进“互联网自由”的热情和力度方面根本无法和希拉里相提并论。希拉里担任国务卿后，以其多年积累的深厚政治资源和鲜明高调的个性立场，实际影响力甚至超过副总统拜登，成为美国政治体制中仅次于奥巴马的“二号人物”，在希拉里的对外政策方略中，互联网居于核心位置。如果说，奥巴马政府确立的美国网络战略及其体系支撑，为美国各方力量提供了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力量之源，那么，希拉里在这一战略的支撑和庇护下，利用网络大展拳脚，希拉里治下的美国国务院，成为推行美国网络战略的标兵模范，更成为不断刺探政策边界和他国底线、创造性利用网络改变世界的急先锋。
1.希拉里的两次“互联网自由”演讲
美国国务院利用互联网开展外交活动由来已久，但使互联网真正成为美国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优先手段的里程碑事件，则非希拉里的两次“互联网自由”演讲莫属。
2010年1月21日，希拉里在美国新闻博物馆发表《关于互联网自由的讲话》，这一讲话被称为“关于互联网自由的奠基性讲话”，“建立起了美国在促进互联网时代言论自由的领袖地位”。这一讲话在时间点上的选择饶有意味，8天前，谷歌公司宣布不再按照中国政府要求审查“谷歌中国”网站上的搜索结果。希拉里的讲话与谷歌的声明一样，都把中国政府作为预设的敌对目标，宣示美国反抗“专制国家网络压迫”的决心。讲话声称，互联网自由不仅关系到信息自由，最终关系到我们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以及我们将会生活于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它关系到我们生活的地球是有一个互联网、一个全球社会以及一个造福并联系全人类的知识共同体，还是支离破碎、获取信息和机遇取决于居住地点和心血来潮的审查者。希拉里指出，信息自由和美国的国家价值观紧密相连，“连接自由”和《世界人权宣言》奠基性的四项自由——言论表达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一样，“天然地”是四项自由的必然内含，是“普世价值”，人们在现实中应享有的人权在开放的网络空间里同样应当享有，政府不应阻止人们与互联网、与网站或与彼此连接。为突破他国政府对互联网信息的封锁，希拉里强调，美国正在并将继续致力于投入必要的外交、经济和技术资源。外交上，与40多个国家展开对话帮助声音被扼杀的人；经济上为世界各国的团体和组织提供资金开发新工具，以避开政治审查、自由表达观点；技术上，与实业界、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合作，确立发挥互联网技术威力的长期努力，使小笔创新投资带来长期回报。希拉里进而对互联网高技术公司喊话：“信息审查不应被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公司以任何形式接受。我们敦促美国公司主动采取措施，质疑外国政府对于审查和监视的要求。”希拉里最后将世界的“切实进步”寄希望于高科技和“年轻人”，宣称“让我们并肩前进倡导这些自由，为了应当得到我们所能给予的每一个机会的年轻人”。通观讲话，希拉里描绘了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互联网自由“乌托邦”，论证了“连接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并宣示了美国已经、正在和将要采取的行动，为世界各地从事“公民社会运动”乃至暴力活动的异见者打气。
时隔一年，美国在经历突尼斯和埃及民主运动激励、“维基解密”事件打击之后，2011年2月5日，希拉里在华盛顿大学又一次发表有关互联网自由的演讲。希拉里高度评价脸谱、推特在推动突尼斯、埃及等国社会动荡、政权更迭中扮演的角色，公开承认在与美国对立的国家中“我们的外交人员与维权人士、新闻记者和公民密切合作，共同抵制专制政府的恶行”。希拉里矢口否认互联网在社会动荡中推波助澜的关键作用，转而将抗议行动归咎于“人们对生活中的政治与经济条件极度不满”。在把冲破中东政府的信息控制的行为定义为“正义”的同时，却把同样的冲破美国信息控制的“维基解密”事件定义为“犯罪”。希拉里通过对“自由与安全”、“透明度与机密性”、“言论自由与宽容”的界定，逻辑混乱地把所有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行为全部定性为“错误的”甚至“犯罪”。希拉里指出，有的国家试图在互联网上把经济交流、政治讨论、宗教表达、社会互动等不同类别的活动隔离开来，这种“隔离策略”很难长期维持，不只是因为人类智慧会找到绕过和穿越的办法，还因为互联网只有一个，无法分成经济上、社会上和政治上的互联网，要维持这种“隔离”需付出道德代价、政治代价和经济代价，这些代价包括一个国家的教育体系、政治稳定性、社会流动性和经济增长潜力，势必成为一个抑制增长和发展的“绞索”。希拉里进而指出，美国不允许这样的隔离屏障存在，通过组织由国家、企业、公民社会和数字活动人士构成的全球联盟，通过美国国务院开发的阿拉伯语、波斯语、汉语、俄语等语种的推特简讯，通过世界各国美国大使馆对受压制人士提供的技术帮助，各国民众能够有效突破封锁。希拉里承认，为推动外交与技术相结合，对“第一线人员”提供“直接支持”，3年里美国国务院共发放超过2000万美元的竞争性赠款支持对抗互联网压制的技术研发人员和活动人士群体，2011年还将追加2500万美元赠款，通过风险投资方式支持综合开发技术、工具和培训，特别是根据人们越来越多使用移动终端上网的新趋势调整相关技术。希拉里提出一项重要建制性措施，即在国务院设立网络事务协调官办公室，协调官由克里斯托弗·佩恩特担任。通篇讲话令人印象深刻的，既有希拉里逻辑混乱、自我论证的“双重标准”，又有希拉里毫不掩饰、霸气外露的通过互联网推销美国式价值观进而改变世界政治版图的勃勃野心，美国占据国际规则和道义舆论的制高点，一方面对中国政府施加巨大压力，一方面组织实施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行动，其图谋用心，可谓明目张胆、昭然若揭。
2.推动互联网自由的理论基础：公共外交与“巧实力”
美国政府这种直接与他国民众打交道，将对外战略目标的实现寄希望于他国民众的认识基础和行为模式，在西方有一个专有名词指代——“公共外交”。外交本意是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其主体首先是一国政府。1965年，美国外交战略学家埃德蒙德·古里恩首次提出成型的“公共外交”概念，他认为公共外交“旨在通过引导公众的态度来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施加影响，它包括了超越传统外交的诸多国际关系领域：政府对其他国家舆论的开发，一国私人利益集团与另一国的互动，外交使者与国外记者的联络等。公共外交的中心是信息和观点的流通。”二战结束至今，美国通过学术交流、研究资助、新闻培训、对外广播、网络交流等多种形式广泛影响外国公民，开展了非常扎实、卓有成效的公共外交，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至“颜色革命”某种程度上都是公共外交助力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