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自幼便粗通弓马骑射，并以此而得中武举。后来通过父荫为都督指挥，从而开始了政治生涯。大部分人认为，由于吴三桂作为汉人，却与满清勾结，导致大顺政权及南明政权等汉人政权的覆亡，加上曾杀死永历帝等明朝皇帝与皇族、大臣等，后人视其为“汉奸”。
早年得志，纵情歌舞
吴三桂的幼年，正是明朝衰落，后金兴起，辽东边境战事频繁的时期。
因而从青年时期开始，吴三桂便随父征战各处，并以此而小有声誉。青年时期的征战生涯丰富了吴三桂的阅历，并锻炼了组织能力，而明清之际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也为吴三桂成年以后的军事、政治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吴三桂在政治舞台上的崭露头角和“擢居显职”，他的家族、亲戚都曾起过很大的作用。吴襄在辽东拥有一支精锐的家族亲军和足以养赡这支军队的大量的庄田。舅父祖大寿、祖大弼、祖大乐等都是明朝世守辽东的重要将领。祖氏三大将之下，有祖泽润、祖泽远、祖泽溥、祖泽洪、祖可法等“十余副参，又系昆弟”。作为这支势力核心集团的一个成员，吴三桂在登上仕途之初，便得到他们的全力扶持。他们或揄扬其才华“聪俊绝人”，将来必定“大成”；或称颂其品质“纯忠极孝”；或赞扬其战功“夷夏震慑”。正是在他们的赞助下，吴三桂才逐渐得到了驻守辽东的明朝高级官员的赏识。吴三桂也竭尽全力地结识并交结这些高级军政人士。太监高起潜总监宁锦军马，专以杀良冒功为能事，吴三桂却拜之为“义父”，方一藻、洪承畴先后经略辽东，吴三桂也先后“拜其门下”。由于吴三桂钻营有术，青云直上，不但在考核中被列为上等，而且在职务上也一再提升。就现存的一些明清档案史料来看，崇祯五年（1632）十二月时，吴三桂的职务只是游击，然而，不过三年，崇祯八年八月时，已擢至前锋右营副将。崇祯十二年七月，又由太监高起潜推荐而任团练总兵，驻守宁远。仅仅几年的时间，吴三桂便由一个普通的中下级军官超升至高级军职，成为明朝政府镇守辽东的一员重要将领。
吴三桂在关外时期虽然升迁极速，并被驻守辽东的明朝高级官员视为“智勇兼备之大将”，但是，通观吴三桂在关外时期的全部史料，并未见其对整个辽东战局建一奇策，立一殊功。与此相反，不少史料却直接或间接地记载了他纵兵淫掠，骚扰百姓，畏敌怯战，临阵脱逃的事实。在吴三桂担任高级军职以前，根据其父吴襄自述“臣每奉调，父子俱入行间”。如，崇祯四年救援大凌河之役，崇祯七年救授宣府、大同之役等，吴三桂当随父身历戎行。但大凌河之役时，吴三桂随父临阵脱逃，致使明军四万余人全部溃败，大凌河也因援绝而失陷于后金；宣府、大同之役时，吴三桂又随父畏敌逗留、骚扰地方。在吴三桂独当方面之任以后，这种情况依然没有变化。崇祯十四年夏，明朝政府为解锦州之围，以洪承畴为主帅，率师十三万，自宁远北上援锦。清军主帅皇太极侦知此事后，迅速调动兵力，围城打援，将援锦明军包围于松山。为了解除被动局面，洪承畴决定孤注一掷，率军突围。但是军事会议刚散，作为洪承畴所一向器重的将领，吴三桂便违反决定和另外一个大同总兵王朴一起率部提前遁逃。慌忙之间，竟连印信也被清军所缴获。受吴三桂、王朴的影响，其他四个总兵也各自夺路逃跑，致使清军乘势追杀，明军损失惨重。松锦战役的失败，为清军入关打通了道路。在这次战役中，吴三桂违背节制调度，率部遁逃，是导致此次惨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松锦战后，明朝政府在追究战败责任时，吴三桂被降三级驻守宁远，另一个和他一起逃跑的大同总兵王朴却被处死。
松锦战后，吴三桂虽然是以待罪的败军之将的身份驻守宁远，但是，此时明清之间政治、军事对峙形势的变化却使他在明清两个政权之间都较松锦战前更为重要。就明朝方面而言，松锦失陷后，宁远便成为阻挡清军入关的主要屏障。兼之以吴三桂在驻守宁远期间，搜集散亡，招募兵勇，所部军队又增至三、四万。1642年，清军进关。次年春，吴三桂凭借这支军队入卫京师，颇有斩获。就在这年秋天，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三城相继失守，独有吴三桂撄守宁远孤城，未使清军得手。这使明朝政府很自然地便把吴三桂视为东部边陲之保障，并在其入卫京师时给予武英殿赐宴之恩荣。就清朝方面而言，夺取宁远是其实现入关作战的前提。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意图，曾通过已经降清的吴三桂的亲戚故旧对吴三桂进行了频繁的劝降活动。信使往返，不绝于道。然而，一则由于明朝政权虽然摇摇欲坠，但仍对全国大部分地区实行着有效的统治；二则明清之间仇杀已久，所部将士仇满情绪尚很强烈；再则，吴三桂手中还掌握着一支战斗力相当强的军队。因此，吴三桂并没有立即决定投降清朝。但是，作为一个善于钻营的世家子弟，吴三桂既未表示出降清之意，也绝未作出毁书斩使的激烈行动，这就为他在日后时局剧烈变化时降清留下了一条后路。
吴氏是辽东世家，广有田产；吴三桂又早年得志，经常出入于高级官员的府第。明末士大夫豪华奢侈的生活方式和姬妾成群的腐朽习气，也给吴三桂以很深的影响。军旅之中，他不耐寂寞，“以风流自赏”，国难当头，他还把“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据一些史料记载，壬午之役吴三桂入卫京师时，曾以千金购得苏州名妓陈圆圆。这些记载，虽互有出入，但大多是吴三桂同时代人所作，在反映吴三桂早年纵情于歌舞声色方面基本上是符合史实的。
献关降清，晋爵平西王
明清在关外对峙时期，吴三桂作为一个明朝将领，虽然参加过一些战斗，但是败多于胜，过大于功。然而，出人意外的是，在明末清初政治形势急剧变化的时刻，他却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屡行投机，左右逢源，一跃而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新星”。
首先，明朝政府对吴三桂表示了特别的重视。到崇祯十七年（1644）初，在经过与李自成起义军的长期战斗之后，明军主力损失殆尽。此时，李自成起义军又师出西安，北渡黄河，很短时间内，连下临汾、太原、真定、宣府、大同，矛头所向，直指北京。面临覆亡命运的明朝便把赌注押在了关外拥有重兵的吴三桂身上。不少朝臣如王永吉、吴麟征等先后上疏，要求撤宁远之师以入卫京城。在这种舆论的推动下，崇祯皇帝先是于二月间召见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询问吴三桂的兵力情况并将吴襄提升为中军府都督，而后，又于三月五日将吴三桂加封为平西伯，飞檄急调其入卫京师。一时之间，朝野舆论几乎一致把吴三桂看成是挽救明皇朝的唯一救星了。
在吴三桂接到撤离宁远的诏书之前，由于去秋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三城的失守，宁远早已是处于清军包围下的一座孤城。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吴三桂已有弃守宁远之意。因而，在北京发出撤兵通知后，不过十天，吴三桂便已将宁远兵民五十万众撤至山海关。接着，又自山海关率师进京，二十日抵达永平。但是，就在此时，北京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腐朽透顶的明皇朝未待吴三桂率师至京便已于三月十九日被李自成起义军推翻了。明朝的灭亡使吴三桂失去倚靠，为了寻找新的主人，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吴三桂便在各种政治势力间进行投机活动。
永平和北京之间相距数百里，吴三桂于三月二十三日抵达蓟州时始得知李自成进京和崇祯皇帝吊死的消息。不久，在京的绝大多数明朝官员投降李自成的消息也纷纷传来。面对敌我悬殊的军事、政治形势，为了保住自己的特权地位，吴三桂最初决定投降李自成，恰在此时，李自成派来的招降人员李甲、陈乙也到达吴三桂军中，吴三桂遂“决意归李”，率领所部继续西进，并且还于所过途中，大张告示，宣称进京“朝见新主”。几天以后，李自成在致左良玉等人的檄文中也声称：“唐通、吴三桂、左光先等知天命有在，回面革心”。可见，在李自成进京之初，吴三桂确曾投降过李自成。
吴三桂之“决意降李”，并非是其立场的转变，而是在敌我形势悬殊下的投机之举。他希望自己的投降至少可以保证已有的特权和在京家小财产的安全，也许还抱有充当新王朝的佐命功臣的幻想。但是，农民军进京以后的革命措施使得吴三桂的这些幻想成了泡影。就在吴三桂刚刚决定投降李自成并向北京派出约降使者不久，从三月二十五日开始，农民军领导人刘宗敏、李过等便开始了对俘获的明朝在京官员进行拷夹、追赃等行动，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也在被拷夹之列。这一行动，触犯了官僚地主阶级的切身利益，诋毁、攻击农民军的流言蜚语开始像瘟疫一样从北京传往外地。吴襄也私下致书吴三桂，要他“亟来救父”。两三天后，这些消息和吴襄私函一起到达了正在西进的吴三桂军中。这对吴三桂的降李活动来说不啻是当头一棒。带有戏剧性的是，就在吴三桂得知其父被拷夹的同时或稍早些时候，李自成也注意到吴三桂对巩固自己政权的重要性，指示刘宗敏释放吴襄并命吴襄写信，劝告吴三桂投降。同时，又派出了降将唐通、降官王则尧、张若麒、左懋泰等人携带吴襄手书和大批银两直至吴三桂军中，进一步劝其投降。
从时间上来说，这批招降人员到达吴三桂军中的时间仅比吴襄致吴三桂的私函晚到一两日（约在三月二十九日左右），而两封信的内容却截然相反，这不能不使吴三桂认为李自成的招降不过是一场骗局，是想诱己进京再行消灭。因此他立即停止西进，率部重返山海关。在致父吴襄的复信中表示与李自成的决裂。促使吴三桂降而复叛的还有一个陈圆圆被掳的问题。明末清初的不少史书都记载，甲申之变时，陈圆圆在北京被李自成的重要将领刘宗敏所占有，吴三桂得知后，盛怒之下叛李降清。这些记载，把对一个女人的争夺作为吴三桂叛李降清的主要原因，显然是失之片面的。但是，这一事件的确触发了吴三桂的感情。明末，封建士大夫不惜重金购置美妾已成为一种风气。陈圆圆既是吴三桂以千金之资所购得，而他本人又是拥兵数万的封疆大吏，在自己的这一特殊财产受到侵犯之时，他在感情上无论如何是不能与之合作的。因此，否认或是忽视陈圆圆被刘宗敏所掳掠这一事件对吴三桂举兵反李的作用，也是失之于片面的。
在政治上和李自成相决裂使得吴三桂处于腹背受敌的局面。山海关之西，李自成重兵近在咫尺，一场恶战迫在眉睫。山海关之东，又有日益逼近的宿敌强大的清兵。降李的道路既已堵塞，为图本身生存之计，吴三桂被迫把目光转向了雄踞东北的清朝政权。
就当时形势而论，吴三桂投向清朝虽然是势所必然，但是将这一设想付诸实行仍然有许多现实的困难。首先，几十年来，明清两个政权一直处于严重的军事争战状态，不独那些战败降清的军政要员如洪承畴、祖大寿等为士林所不齿，就是那些主张停战议和的大员如杨嗣昌、陈新甲等也为此饱受唾骂，现在自己却要去步这些人的后尘，会不会因此而给李自成政权制造一个动员各阶层人士讨伐自己的口实？其次，由于两个政权长期仇杀，自己军队中的仇满情绪也是相当强烈的，此刻，自己在政治上倒向清朝，会不会引起部队的哗变？还有，皇太极在世时，曾对自己多次劝降，却都被拒绝，当此穷蹙无路的情况下贸然求救，清朝会不会答应，会不会烧香引鬼而使自己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为此，吴三桂先在三月底和李自成决裂之后制造了他和清兵联合入犯的假军情，以试探包括李自成政权在内的各阶层的反应，其后，又到处散发传单，大造复辟舆论，宣扬“周命未改，汉德可思”，“试看赤县之归心，仍是朱家之正统”，并煽动在京的士绅官僚为崇祯帝服丧。
在他确知前者并未引起各界人士的恶感而后者却得到了大部分亡明官僚士绅甚至部分儒生的同情或支持后，四月初十左右，吴三桂才开始了他的联清击李计划的实施。
吴三桂致多尔衮的第一封求援信，表现了他最初对联清击李这一重大问题的基本立场。在此信中，吴三桂屡称明朝为“我国”、“我朝”，称清朝为“北朝”。也就是说，吴三桂是以明朝臣子的身份向清朝求援，请兵之目的是“灭流寇”，并使明朝得以“中兴”，而不是让清入主中原。在消灭农民起义军之后，将以“子女玉帛”和部分土地作为对清朝出兵的酬谢和报答。在清军进关路线问题上，吴三桂要求清兵“直入中协、西协”，而他本人却“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即是说，只允许清兵从喜峰口、龙井关、墙子岭、密云等处进入明境。这些地方，既是以往历次清兵进入内地之旧路，又是目前李自成大军驻扎之处。按照这一规定，不但可以保护自身安全，防止清军乘机行其假途灭虢之计，而且还可以促使清军与李自成主力进行火并，他自己可坐收渔翁之利。这就是吴三桂最初实行的联清击李的政策。因为当时山海关形势虽然紧张，但李自成大军尚未东行，吴三桂尚未到达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对清仍心存疑惧。很快，就在吴三桂派出的使者携带书信刚刚出发时，李、吴军事对峙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吴三桂于四月初连败降将唐通、白广恩之后，李自成开始注意到山海关方面局势的严重性，便对吴三桂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四月初六日，李自成增派万人东援并运大炮出城，两天以后，又“发数万骑东行”。这些消息，当在十日前后传至山海关。李自成大军东来，山海关将作为主要战场。这样，清军即使从中协、西协等处入境也解救不了吴三桂即将覆亡的命运。在形势的逼迫下，吴三桂被迫改变初衷，由不许清兵自山海关进关转而迫切要求其自山海关进兵，以与即将到来的农民军作正面的交锋。据《沈馆录》卷七载：吴三桂使者转达了他的紧急请求：“贼锋东指，列郡瓦解，唯山海关独存，而兵弱力单，势难抵挡。今闻大王业已出兵，若及此时促兵来救，当开山海关门以迎大王。大王一入关门，则北京指日可定，愿速进兵”。清军主帅多尔衮接受了他的请兵，“即遣学士詹霸、来衮往锦州，谕汉军赍红衣炮，向山海关进发”。次日，多尔衮所率的全部军队也转向山海关进发。这说明，在清兵入关路线问题上，由于李、吴军事对峙形势的变化，吴三桂临时改变了决定，而这临时作出的新决定，是由使者代为口头转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