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样完美的发展忽然峰回路转，翻起了漫天口水与文字的谩骂。首先身为《大公报》主编洪深，因为爱惜张爱玲的才情，特意写了文章，给予张爱玲专门为《太太万岁》所写的题记，充分表示了赞美和肯定。然而“左派”哪肯放掉这样大显身手的机会。一个署名胡坷的在12月12日的《时代日报》上大肆谩骂，直接进行了人身攻击，称张爱玲是“敌伪时期的行尸走肉”，以其作品为“歇斯底里的绝叫”，显然这个胡坷是有来头的，由他的带领，各报刊纷纷响应，登出了评论文章，批评《太太万岁》的低级趣味。
洪深沉默了整个月后，实在承受不住压力，也提笔自己打自己嘴巴地写了《恕我不愿领受这番盛情》发表在自己主编的《大公报》上，先自我开脱，后将《太太万岁》批得一无是处。
中国有句话说“墙倒众人推”，当初张爱玲风光时，不知道多少人阿谀奉承，追在后面，妄想沾些光彩。如今张爱玲“倒了”，就恨不得更狠命地踩上一脚，算是对自己曾经的卑微泄恨了。想来，人还真是现实而奇怪的动物。
不过张爱玲还是幸运的，身边有着真诚正直的朋友，如炎樱、苏青，如桑弧、柯灵、如龚之方等。当时由于桑弧敢于和张爱玲合作，大报小报纷纷猜测他们有男女之情，多亏那时桑弧没有家庭，否则一个平和的家庭就因为笔者的不负责任而破碎了。
龚之方初次听了，便大笑着说：“这真是冤枉了桑弧！”不过笑归笑，他马上又觉得两个人男才女貌，年龄适当，是很理想的一对佳偶，便想着给张爱玲说媒。
张爱玲静静地听，似乎并不意外。她望着窗外流动的人群，脸上慢慢涌出凄苦之色，缓缓摇头，似乎不确定，便再摇头，赶走心底那丝牵绊，桑弧是难得的好人，但并不是跟好人在一起就可以得到幸福，张爱玲转身看着龚之方，第三次摇头，很肯定地拒绝了这个提议。就此了结了大家揣测不已的“不了情”。
1953年，桑弧任上海电影制品厂导演。编导影片十余部，在圈中口碑一直很好，几十年来桑弧对自己和张爱玲的往事一直讳莫如深。1995年，桑弧撰写长篇回忆文章《回顾我的从影道路》，分四期在《当代电影》上开始连载，虽然避不开张爱玲三个字，却着墨很少，一带而过。而关于《哀乐中年》，更是连她的名字也没提。
张爱玲后来在香港结识的好友宋淇曾说，《哀乐中年》有张爱玲的笔触，“张爱玲的TOUCH，桑弧写不出来，没有那个灵气，我问过张爱玲，她说你不要提，你不要提，她大概和桑弧有相当的感情，帮桑弧的忙”。
1990年，美国的一位教授也发表文章称：“《哀乐中年》的剧本虽是桑弧的构思，却由张爱玲执笔。”由此，台北《联合报》副刊连载《哀乐中年》剧本时，署名为张爱玲。
张爱玲对感情向来低调，而桑弧亦是如此。他们的关系扑朔迷离，像清晨雨雾的一株白莲，看不清却带着醉人的香。陈子善教授曾经说过：“像桑弧这一代的知识分子，解放后往往要否定旧我，否定从前，跟上时代的步伐，他与张爱玲合作的几部影片都是以描写小资产阶级生活为主题，加上张爱玲一些特殊的背景，他自然不愿意多讲什么，这些年来，张爱玲的名气和影响越来越大，桑弧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艺术家，他可能又产生了新的顾虑，更不愿意谈以前的往事了。”
张爱玲是风雪中的红梅，带着艳丽的红，嘲笑风雪的苍白。不想命运戏弄，一个胡兰成将她扯进雪絮里，一团团迷乱了她的心，她的眼。她本做好甘愿自嘲的姿态，可惜风雪无情，她一片痴恋遭遇尴尬，换来倾城的悲绝与“汉奸”的头衔。
桑弧于2004年9月1日在上海病逝，享年88岁。而戏剧化的是，同日晚，导演石峻新排的话剧《太太万岁》正在剧院演出，石峻致辞提醒大家，九年前的今天，当年电影《太太万岁》的编剧张爱玲辞世，今天演出也是对她的纪念。（1995年9月8日，张爱玲的尸体被发现于美国洛杉矶公寓里，法医检测，死于一个星期前。）
相隔九年，桑弧和张爱玲竟然死于同一天，是缘分吗？还是真如《不了情》的牵挂，演绎命中注定的牵连，让灵魂飘荡进天堂，寻找张爱玲的身影，他是否能说出压抑60年的心里话？而张爱玲是否亦能说出心里的苦涩与艰辛。
人的心就是调色板，装载着各种各样的色彩。洒脱干净的人经常清洗，会清洁如新，但太多人慵懒得无暇理会，染料堆积满了就是干枯，凝结，再也承受不了新的色调。桑弧于张爱玲是否就是这新的色调，而胡兰成是不是就是那干枯的丑陋的留痕？
心凉如水
在这个动荡的时期里，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在人生长路上，艰辛前行。黄逸梵一世漂泊，身为母亲，却极少跟儿女在一起；张廷重沉迷鸦片，碌碌无为，醉生梦死；弟弟子静生性柔弱胆小，没人关爱；而张爱玲，颠簸流离，没有家，没有真正的归处；甚至一无所出的继母孙用蕃，他们中究竟谁是快乐的，谁是幸福的呢？
翻看历史的书章，那些被万人唾弃的人，哪一个生前不是婢佣围绕，锦衣玉食，享尽了人生繁华。而所谓清廉之人，追求太多脱离现实的东西而备受磨难，死后仅留下后人瞻仰的足迹。还记着《宰相刘罗锅》吗？和砷死的时候跟刘墉说，他一生并未白活，该享的福都享了，该施的威也施了，而刘墉呢，两袖清风，受尽苦楚，值得吗？人生不多短短数载，所为何来？
名利面前，一个要名，一个要利。而名利是什么？佛说，那是虚幻。但为何明明是虚幻，人们还要去追求？佛，轻轻叹息，只说了一个“贪”字。前者贪，众人都明了，就是为了享福，而后者的贪心不是世俗中的贪心，是狂妄的贪，试图改变人性中根深蒂固的丑陋，试图扭转日益败坏的社会风气。
世俗中人，只要甘心做个俗人，便可多得到一些安稳。然而若是一脚踏在天堂，一脚踩在凡尘，那真真切切是最痛苦的事情了，因为世态何等现实与残忍，就像一把把尖锐的刀，割扯得你没有反驳的言语和叹息。所以这样的贪叫人心生敬仰却遥不可及，而《士兵突击》中伍六一拒绝当司务长，离开部队，靠一条腿来走人生之路的举动却叫人感动而温暖。很多时候不是豪言壮志才能叫人振奋，细微之处总有真谛，只有认真地铺好每一砖，每一瓦，才能盖起高楼大厦，只有认真走好自己人生的每一步，才能走长，走稳。正如书中所说“一堆的想法，不如一点的行动”，你爱一个人却总在伤害，那就不叫爱了。
黄逸梵回来了，子静特意从扬州赶了回来。现在父亲张廷重的家已经大不如前了，从洋房花园搬进了一个三室一厅的公寓里。子静也随着大表姐到中央银行扬州分行工作，丢弃了官宦公子的头衔。
在公寓里，子静被张廷重和继母孙用蕃剥削掉最后一分钱后，才得到允许，可以去看分离多年的母亲。他兴冲冲转身走了，没有注意到张廷重阴沉的笑。子静生性优柔寡断，这回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工作无疑是跟张爱玲一样，要摆脱他了，可他不是张爱玲，他就是自己手里攥紧了的钱袋子，想溜？没门！
他的笑叫人心凉，而子静的天真纯良又叫人悲怜。毫无疑问，张子静一生是极其悲苦的。除了年幼时候的快乐过外就再也没有幸福过。从小缺少母爱，姐姐张爱玲又那么遥不可及，父亲和继母像防敌人一样防着他，却睁大眼睛盯着他手中的钱，他逃，他躲，可最终还是乖乖地回到原点，他就是空中跌跌撞撞的风筝，而牵扯的线在父亲手里。心飘零到密不透风的黑暗里，到老到死，都没出来呼吸过。
冰心曾经在诗里说过：“自然的风雨来了，鸟儿躲进它们的巢里；人间的风雨来了，我躲进妈妈的怀里。”子静一直渴盼着，希望能跟母亲黄逸梵和姐姐同住到一起，感觉一下人世间的亲情和家的滋味，然而命运总是不给他这个机会，是残忍，但更多的似乎却是担心。他毕竟不是张爱玲，他是墙角处柔弱的青苔，承受不了得到又失去的悲苦。而张爱玲在磨难中已经长成耐得住风寒，历得了霜雪的红梅。所以她比张子静更能把握住自己的人生。
1948年，黄逸梵再次出国，这次等待她的是客死异乡的命运。黄逸梵去之前跟张爱玲长谈过，并建议她回香港大学复读，也找个由头离开这里。所谓一山难容二虎，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中还存在着腥风血雨，更大的风暴在后面，上海太乱，并不是长久容身之地。
张爱玲亦明白，蜷缩在长沙发上，望着窗外那轮明月。都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相聚的日子都是苦短的，分手在即，道声珍重真的好简单，可珍重背后那漫长的牵挂和思念，可是这轮明月所能承载的？
在命运的洪流里，不得不肯定，她比子静幸运得多。虽然跟母亲相守的日子屈指可数，但毕竟相守过，每一段都化成珍贵的记忆，藏于心间。有限的聚守，无限的凄苦，她好像命中注定要独自生活，无缘跟“爱”走到一起。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张爱玲亲眼看到解放军走进了上海滩，四周都是毛泽东的画像，四处都是锣鼓喧天，大喊着“毛主席万岁！”万岁？是多少岁？像毛主席那样伟岸的人，万岁还是可以的，而如自己这般渺小的人还是短命点好。望着窗前的一点艳红，张爱玲的笑，飘荡在风里。
无可厚非，张爱玲笔下的世界是荒凉的，可她未必是那里之人。她有本事用笔将其巨细靡遗地画出来，就早已明了这与真实世界的不同。在这方面她是智者，不会一头栽进去，就像夏卡尔不会用头撞进自己的画里！
张爱玲就是昂立在风中的青梅，聪明的，热情的，只是她的热情与常人有所不同，当别人费尽心力，拼死也要在人生长路下留有什么的时候，她在微笑地嘲讽。她所在乎的不过是风扫过枝叶的洒脱，喜欢的不过是雨打过碧波的涟漪，在细微处寻找乐趣和热情。所以生活在张爱玲笔下栩栩如生，散发醉人的香，让人无法不为之神往。不过，张爱玲的热情，很快就耗尽了，所以她才说出成名要趁早的话来，不是为了别的，是因为她知道成名那一点点的乐趣，只够在幼稚的年纪赏玩，一下就过期，就热闹不起来了。
好的创作者，确实抚慰了无数辛苦与寂寞的人，但对创作者自己来说，这只是“刚好如此”而已。如同云载不住水的重量，放肆将其抛弃，就成了雨的涟漪，给饥渴的万物带去滋润。
好的创作者，通常是被创作的欲望所驱迫，才不得不创作的，其他人因此而受惠，那是运好命好，不是创作者好意。当然也有创作者，是被赚钱的欲望所驱迫，张爱玲是后者亦是前者，她对人世的同情，对万物的空透，已然等值地换取到了珍贵的作品和金钱。
三十年代，曾在上海暗中掌控戏剧队伍的夏衍重返上海。他先在军管会出任文管会副主席，接管上海市的文化工作。那时上海的十多家小报都已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自动停刊了，有些小报的老板和文人，也相继离沪赴港。上海一时之间变成了一个没有小报的城市。
6月间，夏衍就去找龚之方，要他和唐大郎组织一个“能力较强、素质较好的小报班子”。夏衍向龚之方说，新中国并不是不能容许上海小报的存在，但不能再像新中国成立前的小报，专是捕风捉影，登些耸人听闻、迎合读者低级趣味的文章。“要端正小报的风气，提供读者有益的、多样化的趣味性内容。”
龚之方听了很受鼓舞，立刻答应下来。一个月之后，《亦报》创刊，龚之方任社长，唐大郎任总编辑。当时还有一家小报创刊，叫《大报》，是夏衍命原来的《世界晨报》改组的，陈蝶衣、陈之华、姚苏凤等人都加入《大报》工作。
这两张小报，果然一扫过去上海小报的庸俗下流，面目一新。一些著名的作家如丰子恺、周作人等人，都相继在小报露面了。龚方之和唐大郎又去向张爱玲约稿，请她写一部长篇小说连载。她虽然答应了，不过坚持要用一个笔名。
后来，龚之方推测，张爱玲决定用笔名，大概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以前《连环套》边写边登，水平不一，招致批评，她怕重蹈覆辙；其二是，胡兰成之事在她心里仍有隐忧，她对“新中国”还采观望态度，认为暂避风头较为稳妥。
小心驶得万年船，人性中本来就有这种本质。就算张爱玲再洒脱，再不惧凡尘，被人凭空侮辱也未见真能轻轻一笑。红梅耐寒，并不见得就喜欢风的洗礼，在幽静的冬季里，迎着雪，展着枝，在白色世界演绎红的艳丽才是追寻的方向，张爱玲就是这般纯粹的女子。
于是，她便以“梁京”这个笔名在《亦报》连载《十八春》，全文共十八章，二十五万字。1951年11月由《亦报》出版单行本。这是张爱玲真正完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故事的背景在上海和南京，时间则从新中国成立之前十八年写起，结尾时已是解放初期，背景也移到了沈阳。几位青年男女经过重重感情波折，最后都投身到“革命的熔炉”去寻找个人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