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他呢？也早觉察到了她那种大胆的目光，但他却在尽力显得根本没有注意到她。他已经明确地感触到，这个无拘无束甚至带点“野气”的姑娘，很想和自己说些什么；而他，也很想找点什么话和她说一说，哪怕是一句两句也行，可他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是，尽管这样，杨小林却也禁不住要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向白玛打量打量。
她，说不上多好看，可又不知道是什么地方那样动人，她的睫毛很长，长得出奇；有一副红黑红黑的脸；，头上，有几十根又细又长的辫子一直拖到背后，在齐腰的地方用小绳绑在一起。他奇怪地想：要是合成两条，像女战士那样，从耳根吊到胸脯上不是要更好看些吗？她穿得不怎么讲究：像长袍一样的皮坎肩，有几处已经露出了羊毛；上身那件宽袖白布衫已经旧得发灰了，而且扣子也已经掉光，所以，她那干干净净的脖颈完全露着，并挂了两串大珠子，系在腰间的花道围裙可真漂亮，就像孔雀尾巴；还有那双腥红靴子
陈彪对这一切都没有兴趣，他喝完了第三碗酥油茶，用手背抹抹嘴，一开口就带股不耐烦的劲：
“喂喂！郝凤岐，你叫老乡指指路吧，看从哪里上雀儿山。可不能再磨蹭了！”
这支打前站的小队伍，已经在松林里走迷了好半天。
战士们本想在这暖和的帐篷里多歇一歇，尤其是杨小林，他虽觉得有些憋的难受，可也真想多歇一会再走，不过班长既说了话，也就只好背起卡宾枪，提起铁锹预备动身。当他最后向白玛看一看的时候，发现她脸上有些不安的神色。
罗桑也站起来了：
“你们要过山吗？”
“不！不是过，我们要到山上去！
“到山上去？做什么，要到山顶上架棚子住吗？”
“我们下山修路！”
“修很宽很宽的路，要跑汽车呢！”赵维学热心地解释着，“汽车，见过没有？嘀！嘀！嘀！”他还摆出一个开车的架势来。
罗桑和白玛非常惊奇，一个挨一个打量着每个战士，好像这半天并没有看清他们，现在才来重新判断这究竟是些什么人。
在罗桑看来，这些人简直是想上到月亮上去。想在这座山——雀儿山上修路，那是可能的吗？不是他不想这里有条路，不光是他，牧场上，山庄上，所有的人谁都不止一次地梦想过：忽然有那么一天，从云缝里掉下来一个神人，长得比山还要高，他抡开一把大斧，把雀儿山一劈两半，闪出一条又宽又平的大道，人们骑着马，赶着牛群，唱着歌，从这里过来过去。但是，不知多少年，人们也只能把梦想留给后代，这座山，仍旧是飞不过，也绕不开！
“修吧！快修吧！越快越好！”白玛抢先答话了，她把嗓门压得那样低，但这话，却又几乎是喊出来的。
罗桑不以为然地把手一摆：“不行！那怎能行呢？你们知道；山上住着什么样的神怪！”
他见女儿又想多嘴，愤怒地斜了她一眼，接着说：“不错！这座山我翻过不知多少次，每一回，只要一到山根，我就不住嘴地念经；可是它就没有哪一回是叫我安安稳稳过来的。昨天，从那边来，就有一条牦牛摔到沟里去了。你们知道，牦牛的四只脚，机灵得就像猴子，可是，……好吧！走，横竖你们是要自己上去看一看的。”
话虽这样说，但谁都瞧得出，他的心，正充满愉快，充满热望，他振奋得嘴都有些发抖了。他一只手抓住杨小林，一只手抓住郝凤岐就往外走。
沿海子绕过去，又穿过一片草地，爬上一个小山嘴，一阵冷风把大家扑得摇摇摆摆。罗桑站住脚，他慎重地把头一摆：
看！那里！
雀儿山，这就是雀儿山！
山当腰，清清楚楚画出一道线，好像是谁用刀把它上下切成了两半，不用说，这准是工程师们常常提到的“雪线”了。
雪线以下，是黑糊糊的松林；雪线以上，就是寸草不生的风化石，像一堆堆烧乏的煤焦。阴沟——说不清有多么深的阴沟，被积雪填平了；这雪，又说不清有多少年没有化开过，要是谁从那里掉进去，可就别想再爬出来。云雾，像烂棉花一样，缠绕在山腰，离奇古怪的山峰，刺透云层，直插上去，看来，从那里只要一抬手，很容易就能摸到蓝天！
战士们带着很大的兴趣，望着，谈论着。
进军西南，过秦岭的时候，杨小林曾经说过：“我敢打赌，天下再没有比秦岭高的山了！”可现在想起来，那不过是一个小土包。他忽然变得快活起来，对着山峰，以他少有的一种调皮的口气说道：
“好！找你半天，你在这儿呢！”
说着，还把右臂一挥，仿佛要一下子把这座大山推倒。
二
如果骑上一只鹰从高空往下看：线路；就像一条长带子，从草地上牵过来，弯弯曲曲盘上雀儿山，又弯弯曲曲盘下去，由峡谷伸向远方。线路上，成千上万忙碌的人们，就像蠕动着的蚂蚁。不过，老鹰想要飞得高过这座山那就太难了。
现在，战士们已经理会到，为什么一提起雀儿山，罗桑的脸色就变了。它真像一个有生命的怪物，也许它是在维护自己的“威严”吧！总之，它尽力给人们为难。
花岗岩硬得像铁，战士们咬着下嘴唇，把镢头抡过肩膀，狠命打下去，可是钢钎只能在石头上跳动一下，凭你使出天大的力气一天也难打进1公尺，有时候用力不巧，像手电筒那么粗的钢钎竟会拦腰折断。而那些原始冻土，也并不比花岗岩好对付，没旁的法子，只有用十字镐硬“锛”，磨秃了镐头震裂了手，还是一锛一道白印，土块溅起来把脸都打出血了。还有，天晴得好好的，忽然不知从哪里卷来一阵暴风，黑云就压到头顶上来，一转眼，大雪已经盖满了山野，雪还没停却又变成了冰雹：开头，像糖花生米那么大，一会就像棋子，再一会就像鸭蛋。战士们只好把铁簸箕或箩筐顶到头上。自己出的气，在眉毛上胡子上结成一层霜。可是谁也想不到，骤然间又会露出大太阳，立时就晒得人只想一盆冷水顺头往下浇；强烈的光线，从雪地上反射起来，刺得人不敢睁眼。更伤脑筋的，是雪线以上空气不够使，还没有抡几锤，嗓子眼里就冒火，喘气都喘不赢。在山上，做一顿饭得要4个钟点，可不是吗！先不说13箩筐的雪才能化一锅水，就是水烧得咯哒咯哒地翻滚，把指头伸进去一点也不觉烫；如果这时候你着急把米倒进去，那一辈子也煮不熟这锅饭了。身体不怎么好的人，整天觉得头昏脑胀，平白无故就会流鼻血。心脏不健康的人，坐着不动每分钟要跳九十多次、一百多次，甚至有个别人一到山顶就躺倒了；可只要一下山，马上就又能吃又能跳。
这一切，在刚上山的那几天，谁都非常吃惊，并且以坐立不安的心情在等待着，以为雀儿山还会使出什么“花招”来。可日子一长，也就习惯了。
不管怎么样吧，只要在工程蓝图上，路线从这座山上画过去了，那就没说的，修过去！
不过，有些人也确实是被吓住了，他们不管是在做工、吃饭，甚至睡觉的时候，也掩盖不住那种担忧、愁闷的神气，仿佛脚下这座大山随时都可能倒塌、崩裂。
郝凤岐就是这样。
在山下的时候，他曾经向师政治部出版的油印小报上投过一篇稿（郝凤岐能写文章，始终是被战士们引以为本连骄傲的）。那篇稿子照例很快便登出来了。教导员看见非常喜欢，所以在动员大会上他还特意让郝凤歧当着全营的面把自己的文章大声念了一遍。确实，他写得是不坏，不仅在字里行间充分表明了征服雀儿山的信心，而且，那些简短有力的文句也足以振奋人心。当他归列的时候，周围一对对的眼睛都冲他望着，一双双的手都冲他使劲拍着，直到散会好久，他仍然非常激动。说实在的，那时候他是牢牢靠靠打定了主意要“狠”干一场，要干出个样子来，似乎他已经立下了什么“名声在外”的战功，决心要保持所得到的荣誉。可是，上山的头一天他就感觉到，雀儿山比他原先所想像的还要厉害一百倍、一千倍。不过，起先他还是十分警惕，常常暗中警告和开导自己：就是硬“撑”也要撑过去。反正，不在这座山上摆弄出一条路来谁也别想下山。但，当他望着前面像海浪似的一层紧挨一层的雪山，当他想到远在几千里以外的公路终点——拉萨时，他便明白地意识到：像这种折磨人的日子，可不是一天两天，一月两月，甚至也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够熬过去的。从此，就再也看不到他在念文章时那种神气劲，也看不到他在当“通司”时的那种快活劲，特别是一遇到对脾味的人——比方团部供给处的郑会计，他也就不免怨天怨地。结果，郑会计总是以极为同情的口吻对他说：“可不是，人家是部队，我们也是部队，可人家住的什么地方？我们住的什么地方？真是走了倒霉字！”郝凤岐也觉得这话未免过份些，一个从来不上工地没有吃过任何苦头的会计，是没有资格这样说的；但他又觉得这话倒挺解气。
现在，同志们都把两只脚插到泥里去，抡着镐头挖冻土，郝凤岐却在一块干地方东摸西抓，好像忙得不可开交。明摆着，他不愿意让冻土把手震得流血，他不愿意让土沫子溅到领口里，在脊背上化成冰水，他不愿意让滥泥糊湿鞋子，到晚上冻得和脚粘在一起脱都脱不掉。
照理，陈彪是班长，他应当出面说一说，可是只要一开工，他就脱掉皮袄，低着头吭哧吭哧地干，至于班里的每个人在做什么，就像和他根本不相干；倒是杨小林看不过眼，气冲冲地说：
“老郝，你也到这里来挖行不行？”
赵维学跟着就对腔说：
“过来吧！又不是叫你在哪儿，削梨皮！
郝凤岐没吱声，他恶狠狠一脚踢开地下那把圆锹，走过去。也不知是没留神还是地太滑，刚走两步，就着着实实摔了一个“屁股蹲”。
这才引出陈彪一句话来：
“注点意！要从这儿摔下去可够呛的！
赵维学又打趣说：
“没关系，老郝，你要从这儿往沟底下摔，在半虚空还来得及抽袋烟！”
这话把大伙逗得哄哄乱笑起来。
但，郝凤岐却一点也没笑，他坐在冰滑的地上，红着脸，半真半假地说：
“怕什么？我才不怕呢！摔就摔，摔下去倒省事啦。伤了休息，死了干净，反正也是……”
他一扭头，见政治委员正走过来，猛然把话一煞，好像把没有说完的咽到肚里去了。不过，这显然已经晚了。
余洪，走到郝风岐跟前，他比他要低一截子，可现在郝凤岐觉得自己那样矮小，可怜，他立刻产生了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余洪却微笑着，歪着脑袋，直看着郝凤岐的眼睛，不慌不忙说：
“我看你最好还是不要往下摔，干么要那样呢？又没有人给你这项任务，是吧？”
郝凤岐瞅着自己的脚没吱声。他还在等着更难听的话，可是余洪已经把他丢在一边了。
余洪开始在注意路基，并且，用脚东踩西踩，似乎他埋进过这里什么东西，随后，他抬头问战士们：
“你们连长呢？”
“在三排工地！”
“去，就说我请他。”
七连长来了。他那宽大的脸上，汗和土星子和成了泥，鼻孔里塞着两个纸卷，披着棉衣，提着一把十字镐，脚脖上，用细绳绑着裤腿，除了那顶军帽以外，就活像他在家种山地时候那副模样。
佘洪没说话，点了点头，算是给七连长还礼，就势拉过他手里那把镐头，在路基上刨起来。
七连长怔住了，战士们也摸不着头脑；填得好好的路基，他干么要给挖开呢？
余洪一股劲地挖。他的右臂，蹩蹩扭扭地向外拐着，看样子很不得力（这是一颗美国达姆弹给他留下的纪念）。不一会就在路基上刨了一个大坑，他把镐头一扔，双手扠在腰间，问七连长：
“你看，这底下是什么？”
七连长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
余洪又扭头问战士们：
“你们说呢，这底下是什么？”
“是雪……！”
“还有冻土！”
“对呀！那你们为什么还要把它填到下边去呢？啊？不错，现在填进去路基倒挺结实，重坦克开上去都架得住！到夏天呢，雪也化了，土也开了，路面上还是干干的，可底下早已经成了稀泥，这路，就会成了一条大橡皮，先不说汽车，就是骑匹马从这里过，连马肚子也要陷下去！”
他来回走动了几步，忽然又把口气缓和下来说：
“是啊！大家是够受的，可你们也知道我们是在干什么。我们不是在家里呆着太闷，才要到山尖上来开开心。这条路，不是为了装璜西藏地图，这是一条实打实的公路，我们修1000公里，要为1000公里负责；修1公尺，要为1公尺负责，不能留下一点外伤，也不能留下一点内疾。”
“知道了，我们马上就挖出来！”七连长严肃地说。
“好吧，那就动手吧！”
余洪，常常就这样突然在工地上出现，像从前突然出现在前沿阵地上一样。而且，不对头的事情偏偏又都让他碰到了，碰上谁就把谁“克”得一楞一楞的。也许，有人会觉得他太爱挑鼻子挑眼了，不过，全团却没有一个人因为挨了他的训，从此便害怕他，或者在背地里说他的“二话”。战士们谈论他总是说：“你别看我们政委不会说人一句好话，他的话，就像辣椒酱，乍吃是有点呛不住，可你慢慢嚼吧！越嚼越香，越嚼越有味！”甚至还有人说：“我已经弄惯了，3天不听他骂几句就只觉得短了点什么！”
所以，虽说他们被褒贬了一顿，虽说填好路基要全部返工，可是大家干得似乎更带劲了，有人早已又唱开了河南梆子。
不过，这情形也并没有使余洪感到愉快，当他向二营走去的时候，忽然生起自己的气来：当然喽，指责人是容易的，发号施令更简单。难道在火线上战士们就只是需要听你这一套硬梆梆的教训吗？难道他们就只需要看你指手划脚吗？不！他们更希望听听你有什么打算，更希望看到你指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可是眼前，老实说，谁心里有个底呢？全团人差不多都在啃“冻土”，照每天工效推算，得要整整九个月才能完工，如果不许可填冻土，那就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去。但现在离通车期限却只有三个来月了，就算没有期限吧，谁又愿意让这条路晚通车一天呢？拉萨的人盼望这条通向祖国内地的路，放电影时，发电机一响，好些人就吵着说是汽车到了。同时，谁都知道，帝国主义在我们边疆外头也一点不比我们松劲。
但，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啊！我们比“齐天大圣”都要难多了，他只要护送唐僧从西藏走一趟，而我们，是要在多少层雪山上劈开路，是要在多少条冰河上架起桥！
想到这些，余洪不由得就在心里埋怨起来：早不调晚不调，偏偏在这种紧要三关的时候，一个命令把团长——他的老搭当给提到高级步兵学校去了。要是有他在该多好啊！不过，他立时觉出这种牢骚太可笑：这支部队又不是修完了路就解散！
他挺挺腰，用大衣裹紧身子，迎着冷风继续向前走去。
辛惠每天斜挎着一个帆布包在各工段串来串去，不管到哪个连队，战士们老远就迎着嚷道：“看护长，你好啊！”
她有着匀称丰满的身材，有着一对水汪汪的眼睛，和足以使许多女护士羡慕的双眼皮。她那略微发黄的头发剪得刚能盖住耳根，嘴角和下巴都稍稍向上翘着一点，因此，无论什么时候都在流露着一丝亲切的微笑；也许她觉得这正是自己很大的缺陷，所以她平时总尽力要显得严肃一些。
上山不久，辛惠就发觉了一个十分可怕的敌人——感冒，所以，近几天她老是缠着各连连长和指导员们，不厌其烦地左说右讲，要求他们把预防感冒列为当前一项重要工作。现在，趁七连长独自留在帐篷里，她便坐在对面，向他重复着已经讲过几遍的一些话：
“山上这种气候很容易感冒，太容易了，哪怕是一点不谨慎都不行。据我了解各连都有很多人常常发烧，听说你也常流鼻血，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