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妻仙逝两周年祭
江城子 苏轼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见应不识，尘满面，鬓有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日，明月夜，短松岗。
今年秋的一天，我去莱州走亲戚，回来时，夜幕已经降临，月朗星稀，一路车窗外的景物依稀可见。车到城西烈士陵园的时候，向北望，只看密密麻麻的松柏蘸着月光清晰地画出了一带山冈的轮廓。看到这情景，于我心有戚戚焉：我想到了苏东坡悼念亡妻的那首著名的《江城子》，“料得年年肠断日，明月夜，短松岗”，是的，我的亡妻此刻正躺在这“明月夜，短松岗”下的骨灰堂里。
爱妻徐云英，陪伴我走过了42个坎坎坷坷的春秋后，于2007年9月21日突然离我而去。当时与家人商量，把她的遗骨暂存在殡仪馆骨灰堂里，待我百年之后再结伴回潍坊老家。于是她就静静地躺在那里等待着结伴回乡的日子，不觉她已一个人在那里躺了两年有余。前不久她两周年忌日那天，刚去给她祭奠了一番，没想到在那个明月夜就又与她擦肩而过。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这才两年，她突然离去的情景更是难以忘怀。她离去不久，我就想写一篇悼念她的文章，但每每刚提起笔就又停笔，断断续续文章始终没有写成。我理解苏轼何以“十年生死两茫茫”之后才写那首《江城子》了，也知道巴金老人为什么6年之后才写成那篇《怀念萧珊》。
下面是我那篇未写完的文章。
每到寒暑假，我和老伴徐云英都要到北京儿子家照看放了假的孙女，今年暑期在那里住了50多天，9月1日刚回来。一回到家，老伴照例要打扫两天卫生。旅途的劳顿，再加这两天的劳作，把她累得不轻。到了8日那天，她自己觉得不那么累了，就坐公交车去“佳乐家”买回了大虾、肉馅，准备包饺子吃。
临去北京前，新结识的朋友梁经理就约我聚一聚。这天又来电话，说他把我的书《知暖集》从头到尾读完了，很想和我谈谈读后的感想和意见。我应约去了他朋友开的饭店，及至谈完书吃完饭，已是晚上9点多了。回到家，见没开灯，以为是老伴早睡了。我喊了声“人呢”，无人应，开灯一看，她不在。见茶几上有张纸条：谭伟来车把我接到夏邱去了，你自己好好照顾自己！
谭伟是外甥，在滨州开车接送学生，乘双休日和他姐姐谭琪来莱州夏邱镇看他爸妈，姊妹俩一商议，就到平度来接我俩到夏邱住几天。一看我没在家，就要他们的大姨去。我老伴说，才从北京回来，还没歇过来，不想去。俩外甥硬叫去，说到那里继续歇。老伴多日没见她三妹妹了，她四妹、六妹也都在夏邱，想她们了，就拿上从北京带回来的礼物，留下纸条，去了。
第二天姊妹们在她三妹妹家聚了一下，两个外甥开着车到莱州湾虎头崖去买回好多蟹子、虾虎、蛤蜊，中午好一顿吃。下午俩外甥回滨州了，临走，说，大姨你多住些日子，反正你回去也没有事，在这里陪我妈多耍几天！第二天，老伴和她三妹妹商议，咱在这里闲着也是闲着，何不到五妹妹家去帮她摘花生？五妹秀珍家住燕窝蒋家村，那地方是花生产地，这时节正是收花生的时候。花生刨出来运到家，堆满天井，要人工把花生果摘下来，很费工夫。星期一，这天是9月10日，姊妹俩就坐车去了。到那里傍晌天，吃了午饭，他们姊妹仨就坐在院子里，边摘花生，边说说笑笑，老姊妹们难得一聚，干活还在其次，主要是说说话。说的也无关国事天下事，净说些家长里短。突然，老伴对她三妹说：
“我有两套还没穿过的西服，挺肥大的，等我走时你给我穿上一套！”
两个妹妹愕然又觉好笑，三妹秀芝动容地说：“大姐你胡说些什么？咱姊妹们都有病，二姐更是早早走了，就你没有病。要走，得俺几个先走，你给俺穿衣裳！”
要说身体状况，老伴云英说不上怎么健康，可也没发现什么病。她这人有个特点，能挨，能抗，些许毛病，不爱上医院，这就发现不了她有什么病。
她们说笑了一顿，也就把这让人丧气的话题放下又说别的了。我一点不迷信，可至今不明白老伴好好的，何以突然说出这样的话来，莫非她有了什么不祥的预感，说出了这样的谶语？
又说笑着摘了一会儿花生，老伴突然觉得肚子疼，疼得坐不住倒在地上了。两个妹妹大惊，赶忙从外边叫来五妹夫，找来车，就近送到莱州医院去了。
那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在家，自己弄了个菜，坐在厅里的沙发上，边看电视边喝小酒，十分悠闲自在，全然不知云英已经一脚踏进了鬼门关，正在死亡线上痛苦地挣扎。
就在我一杯酒落肚，《新闻联播》快要播完的时候，突然电话铃响起。他们怕我着急，说大姐得了胆结石病，已送莱州医院，正在检查，还没住上院。我大吃一惊，天这么晚了送医院，肯定病不轻。他们问我是在莱州还是回平度住院，我当然想把她接来平度。在平度方便，再说医院里有我的好几个学生，总能好办点。我没犹豫，当即打了120，叫了救护车，跟上医生，一路飞奔来到莱州人民医院。路经夏邱时，我叫上我六连襟和我一块去。路上我的心情还很平静，跟我六连襟开玩笑说：“也该住住院了，她年轻时候住了那么些院，自打好了后，到现在40多年了，再没住回儿院，也该她住一住了。国家设那么多医院不能光叫人家住，咱也得住住。”
到莱州医院一看，已住下院，不必再折腾了，就叫救护车空车回去了。我找医生问到底得的什么病，医生说，胰腺炎是定了，是什么型的胰腺炎，得明天做个CT才能确定。
胰腺炎？不就是一种炎症吗？胃炎、肠炎、阑尾炎，肚子里的炎症多了，不都是些并无大碍的病吗？云英年轻时得过大脑炎，连脑子里的炎症都治好了，何况这是肚子里的？我心里一直没拿当回事。夜间，她在病床上疼得打滚儿，我这陪床的一刻不得安宁，但我心里不急，还认为疼是一种“保护性的反应”。疼，不一定是重病；不疼的病反而会要人命。我安慰着她，叫她坚持住，说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这一宿，我六连襟李振东和我在医院里陪护病人。我们当地叫妻妹夫为“连襟”，俗称“割不断”，是很近的亲戚，而且我和我连襟们关系特别好。尽管这样，云英成宿在病床上折腾，一会儿要拉，一会儿要尿，衣不蔽体，一个妹夫总说有些不方便，我叫他自己找地方休息去了，我来照顾老伴。振东一宿过来看好几次，也是一夜不得安宁。
第二天，云英的4个妹妹和妹夫还有外甥女和外甥女婿都来了。云英病没有减轻，大家都很着急。他们说，给在北京的儿子文杰打电话吧！我说，别打，他工作很忙，别耽搁他的时间！
上午，做了CT，结果不能立时出来。中午，他们见我累得厉害，怕把我累倒了，就叫我回去休息，白天女的守着，晚上叫四妹夫、六妹夫在这里。我也实在累“草鸡”了，就回了平度。到了下午，打电话问情况，说还不见好转。到傍晚，我越想越坐不住：两个妹夫，夜间怎么能贴身照顾？想到这里，我立刻去了车站，还好，有班6：20发莱州的车。一路上我的心情仍很轻松，还觉没有大事。
晚上七八点到了莱州医院，两个连襟和我说，听医生的话的意思，大姐的病不轻，怕是胰腺癌。我心里想：不会的，听说不久前病逝的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是胰腺癌要了命，咱草头百姓怎么会得大人物得的病？再说，医生明明说是“炎”嘛，怎么会成了“癌”？
这一夜仍然是我和振东在医院里，云英仍然是疼得满床折腾。我心里有些沉重了，但我的无知仍给我带来并不太坏的心情，还在坚持我的“疼并不要紧”的怪论。她疼得那样，我当然心如刀绞，恨不能替她疼一会儿让她歇歇，或把她的疼分一半给我，让她疼得轻些。但这都是不可能的，那就让她自己疼吧，谁叫她得病了呢！只要不是要命的病，疼从总体上来说，还并不要紧。我抓着她的手，使劲掐她，想分散她的疼点，并和她说，挨过去就好了，好了咱回家包饺子吃，你不是才买了那么多大虾、肉馅吗？
第二天，12日上午，一位姓刘的主任领着医生，带着CT片子来到病房，一会儿看病人，一会儿看片子，七言八语，讨论着，商量着。他们把我撵到一边，我听不清也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只见他们个个脸色凝重，表情严肃。
他们出了病房，我追上那位刘主任（当时我还不知他姓刘，也不知道他是主任，只觉得他是个头儿），问他情况，他边走边说：“一会儿让李主任告诉你。”我愈发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
又过了好一会儿，护士叫我到主任办公室去。办公室里只有一位医生，刚才查房时这医生也在，不用说这就是李主任了。李主任问我是病者的老伴不是，我说是。他表情郑重地对我说，你老伴得的是“急性出血性胰腺炎”。
我一听还是“炎”而不是“癌”，就像一个犯了死罪的人听到宣判是“死缓”而不是“死刑立即执行”一样，心里一阵轻松。
医生继续说，这是一种重病，死亡率很高。在以前是无可救药的病，现在医疗条件好了，能保住少量病人，大部分保不住。
我犹如遭到雷击一般，这才知道天塌地陷般的危机已降临到头上，心里像着了火似的急。但还有希望，主任不是说“能保住少量”吗？说不定她正在那少数之列。
我马上给儿子文杰打了电话，“你快来！晚了就见不到你妈了！”说这话时，我的泪水打湿了手机。
儿子儿媳知信后，马上从网上查这种病，知道了病得厉害，就打算把他妈转到北京去治，并立即与协和医院进行联系。
我和亲戚商议，想去北京。大家都说，人家得了大病，北京没有熟人，都去北京，咱北京有人，为什么不去？
我把这意思跟李明宽主任说了。李主任说，你们要转院，我们不反对，我们也不愿意治疗这样的危重病人。但必须说明，这种病是不宜转院的，北京那么远，更不行。你们非要转，建议往青岛或潍坊转。
潍坊是我老家，医院里也有老同学，就打算往潍坊转。潍坊人民医院毕竟是地级医院，总比在这县级医院保险些。
就在我要去找救护车的时候，刘主任和李主任又找我，他们对我说，根据病情，即便往潍坊转，也转不去。刘主任举出1例，说他们市某银行的一个副行长才37岁，去年得这种病住在他们医院，非要往外转不行，结果死在路上。我意识到了他们的高尚医德和为病人着想的好心，表示了感谢。就在这时，儿子从北京打来电话，说他咨询了协和医院的医生，医生说，不用说从山东往这转，就是北京郊区通州、昌平也转不进来。我扣上手机，就对两位主任说，不转了，就在这里治。他们说，为了我老伴，他们专门做了会诊研究，一致认为应该立即手术，开刀清除胰腺坏死部分和渗出物，这样还有一线希望，否则，人很快就完了。就等我转还是不转一句话了。这时已是上午11点，一听我说不转了，主任马上叫来值班医生，通知手术室，着手手术准备。
当时，只有我和她五妹妹在这里，同病房陪护病人的、护士、医生一起动手，先把她脱得一丝不挂，又把她抬到平板车上，推进了手术室。一辈子用衣服遮蔽着的那点羞耻，到这时全然不顾了。
12点，云英被送进了手术室，我和随后赶来的亲戚们焦急地等在手术室外，那天“秋老虎”正发威，人人热得汗淋淋的，但都全然不顾，心像悬在半空中一样。
下午3点半，主刀的李主任出来了。他把我叫了去，和我说，胰脏破裂，肚子里已满是渗出物，胆又有结石，已经清除了腹腔，切除了胆囊。因她人胖，腹壁特厚，手术做得很艰难，等等。凡做手术，都讲究个成功与否，我对他说的细节，听不大懂，也不是太关心，我关心的是“成功”这二字。我问他是否成功，他回答得含糊其辞，我心顿生疑虑，不觉为妻捏了一把汗。但又一想，他刚出手术室就把我找了去，对我说的这些话，明显带有表功的意思。有了功该不该表，姑且不论，有功可表，这是透露给我的一个信息。功是什么，不就是手术成功吗？念及此，我心稍慰。我又想到这么多年以来医院里的一条“潜规则”，要动手术，是要给主刀医生送红包的，据说一个大款做手术，不光主刀医生，管麻醉的、管输血的、管仪器的，连往医生手里递刀子剪子的护士，通通都“意思”了一下，而我，什么“意思”也没有。动这样大的一个手术，缺了手术过程中的这个重要而又关键的步骤，行吗？我又想到，是不是这位好心的主任怕我因缺了步骤而担心手术质量特为叫我意识到他并没“偷工减料”？抑或是他在提醒我做些后续工作以补赏过失？
我赶忙对他说，“今晚上我儿子就回来了，叫他好好感谢感谢你！”我也给他了一个暗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