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从电视上看到一些东欧国家歌舞团来我国演出，他们跳的那些民间舞，基本上就是我们当年跳的那些，只不过人家更舞台化、更艺术罢了。记得有两人互相以一手贴在对方后腰，另一手向斜上方高举，跳着转圈圈的一种；有许多人拉手围成一个圆圈，跳着向前使圈缩小，再跳着后退使圈变大的一种，当时我不怀好意地给这种舞起了个名字叫“热胀冷缩舞”。还有别的，大概共有五六种，轮换着跳。没有乐器伴奏，都是一齐唱着跳。共有五六首舞曲，跳什么舞唱什么曲是一定的。到现在我还会哼那几支曲子。
看苏联电影
说起学习苏联，凡是从上世纪50年代过来的人，都还不会忘记那时的一些情景。当时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胸前都有个小牌牌儿，有点像团徽，比团徽小点，那是“中苏友好协会”会徽，人人未经过任何仪式，集体自动成了会员，都戴上了那牌儿。那时潍坊市的中苏友协总部在胡家牌坊街一个有广场有礼堂的大院里，那正是我考学当考场的地方。当时有个话儿叫“一党二团三工会儿，中苏友协没有事儿”。别看“没有事儿”，它的普及性、活动的经常性并不次，上面说的人人跳舞，大概就是中苏友协倡导的。除了跳舞，还有大看苏联电影、大唱苏联歌曲。
那舞，咱中国人跳着别扭；苏联电影，大家却都爱看。十月革命后，由于列宁的提倡，苏联的电影事业发展得早，发展得快，艺术水平相当高。而当时中国人还没来得及拍出足够数量的影片，西方国家的影片又不往国内介绍，所以还把电影当新鲜儿的中国人就看了大量的苏联片子，学生当然看的更多。除到电影院看，学校自己购置有16mm的放映机，有专职的放映员，到了星期六晚上就在操场上挂起银幕放起来，只要不回家，就准时去看电影，而看的片子十有八部是苏联影片。
到现在还有印象的有《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苏联功勋演员史楚金塑造的列宁既形似又神似，十分成功。到现在片中的台词“面包会有的，粮食会有的”还活跃在人们的语言中。另外印象深刻的是《夏伯阳》、《青年近卫军》、《乡村女教师》、《区委书记》等。苏联的优秀影片《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两个人的车站》、《办公室的故事》、《雁南飞》等等是以后看的，上初中时还没有这些好影片。苏联根据俄罗斯名著拍的片子，当时好像只看过《复活》、《底层》，像《苦难的历程》、《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等等那时还没有，倒是根据莎士比亚名剧拍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根据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作品拍的《牛虻》在那时上映过，尤其是《牛虻》，可说是轰动一时。
唱苏联歌曲
苏联歌曲的影响面并不小于苏联电影。当时差不多人人都会唱几支苏联歌，即便五音不那么全的人，嘴里也在哼哼着那些旋律。苏联歌的风格有点像中国歌却又不同于中国歌，旋律开张明丽，韵味绵软而悠扬，又仿佛蒙着一层略带忧郁的薄雾，既明快又略有点儿苍凉。那风格极能触动青年学生的心弦。那很合口味的曲调，再加上轻松优美的歌词，所以大家都喜欢，都爱唱。像《喀秋莎》、《红莓花儿开》、《小路》、《山楂树》、《共青团之歌》等等，是大家唱的最多的几首。以后流行起来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当时似乎还没流行开。
当时我们唱的苏联歌，大部分是根据苏联诗人伊萨柯夫斯基的诗作谱成的。于是，我们几个同学爱屋及乌地喜欢上了伊萨柯夫斯基的诗，我到书店买了本《伊萨柯夫斯基诗选》读起来。那洗练清新的语言，那浓浓的抒情味，深深地吸引着我，可说是爱不释手。我对新诗的爱好，就是以读伊萨柯夫斯基为起点的。为更好地理解他的诗，我连他的《论写诗的技巧》也买了来读。
读苏俄文学作品
初中时读苏俄文学作品成了风气，往往是谁借到了一本苏联或俄罗斯小说读着好，还没读完，就有人约好读完了去还书时跟着去借，有时一本书后面会排一长串人。一本特好的书往往在一个班里转一学期也出不了班。一本书几个同学读完了，很自然地就会形成不拘形式的讨论会，或就人物或就情节随时随地地讨论起来，有时还会争论得脸红脖子粗的。
当时看的苏俄小说，大都至今还有印象，因为那些书写得太棒了。我十分崇拜俄罗斯这个民族，崇拜她能异峰突起的勃发力，崇敬她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十九世纪之前，俄罗斯几乎没有什么文学可言，进入19世纪出了个普希金之后，突然俄罗斯的天空群星璀璨，一下子蜂拥出果戈理、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等等一大批作家，而且都是世界级大作家。尔后苏联时期又出现了肖洛霍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法捷耶夫等等，同样是世界一流的大作家。他们为人类留下了不朽的精神财富，使全人类世世代代歆享不尽。
我们当时虽然不像现在的中学生那么紧张，可我们毕竟是学生，课得上，作业得作，集体活动得参加，拿出可以看小说的时间不是很多，读书的时间全凭“挤”和“偷”。所谓“挤”，譬如挤午睡，我曾用3个午睡时间读完了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所谓“偷”，一是晚上吹熄灯哨后偷偷跑出来到路灯底下读，二是课堂上用课本掩着小说，把课内当成课外阅读时间了。有时读得入了迷，老师走到跟前了，还未察觉，少不得要把书“没收”了去。好歹把书要回后，又故态复萌，在课堂上偷偷接着前面的继续读。
尽管又是挤又是偷的，但读书时间还是有限，觉着读的苏俄作品不老少，实际上并不是太多。果戈理的两部代表作《死魂灵》、《钦差大臣》算是读了，普希金的也就只读了他的《上尉的女儿》、《叶甫盖尼·奥涅金》和一些抒情诗，其他的就没读。3个托尔斯泰，只读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和中篇小说《哈吉·穆拉特》，《安娜·卡列妮娜》、《战争与和平》和阿·尼·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明知道是名著，可部头太大，没敢读。3个奥斯特洛夫斯基，也就只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肖洛霍夫只读了他的《被开垦的处女地》，《静静的顿河》也只看了看电影知道了大体情节就算了。高尔基，有那么些名著，就只认真读了一下《母亲》和《底层》。
一些不朽的伟大作品没读，倒是一些二三流乃至末流的苏联作品读了一些，时间用得有点可惜。像《三个穿灰大衣的人》、《大学生》、《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茹尔宾一家》等等虽算不上是一流作品，却也不错，读了也就读了；像《卓娅和舒拉》、《古丽娅的道路》、《海鸥》，意思好，但浅薄，读读也可以；而如《金星英雄》这种********内容一般写作技巧又很低劣之作，却花去了我一个暑假的时间，实在疼人。当时母校规定，寒暑假准许学生多借几本书，这一年暑假我把巴巴耶夫的《金星英雄》上中下3大册借到手，在家看起来。好歹读完了，没读出怎么好来，若不从“开卷有益”的角度说，可说是白浪费了时间。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这上面了，也是许多名著未读的一个原因。
当时读得最有味、我们几个同学议论最多的，倒还不是《日日夜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而是阿札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和微拉·凯特玲斯卡娅的《勇敢》。前者写苏德战争开始后为支援前线在西伯利亚修输油管道的故事，后者写青年人在远东建共青城的故事，两部作品都洋溢着一股青春的话力，写作技巧也属上乘，很招我们那个年龄段的人喜欢。
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诗”好些人不喜欢，我却喜欢上了。短诗《开会迷》不用说读了，他的长诗《好！》、《列宁》我也读得津津有味。我喜欢“楼梯诗”的跌宕起伏，喜欢那种诗所表达的激情。由于读马雅可夫斯基喜欢上了这种诗歌形式，以后贺敬之用这种形式写出的《放声歌唱》等“中国楼梯”我也爱爬。
“曙光社”
数学上有“合并同类项”这个概念，我们的生活中也有这个概念。时间一久，志趣相同的同学就慢慢“合并”到一起了。爱好美术的参加了美术小组，爱好音乐的，没有什么小组可参加，却老有那么几个人凑在一起或唱歌或弄乐器。我们几个人经常在一起读书，随时随地地讨论读过的书，渐渐地就成了一个小团体。这小团体的边缘并不清晰，成员不是很固定，有的同学时而是时而不是，有的似是似不是，核心是齐国恩、葛伟堂和我3个人。
忘了是谁提议的了，“我们何不出个刊物？”于是我们仨就出了本手抄的小刊物。“发刊辞”好像是我写的，齐国恩写的是个小说《铁路上的死尸》，较长，第一期先刊出一部分，后边再连载，葛好像写的是一篇散文，我是一篇关于一本书的评论文章，还有我们写的诗歌等等。同时参加了美术小组的我担任了“美编”，画了封面和插图。刊物编好了，就缺个刊名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统一起意见来，最后我们决定去请语文老师起名并题写刊名。几位老师议论了一下，可能是受封面画上有初升太阳的启发，一位老师说；“就叫‘曙光’吧！”由最长于书法的一位老师在封面上提写了两个正楷字。当时我们3人对刊名和那两个正楷字都不是很满意，但也只好这样了。
那时，我们渐渐有一些现代文学史知识了，知道了有“创造社”、“太阳社”等等文学社团，于是原先没有名字的我们这个小团体就有了“曙光社”的名堂，我好像还荣任了“社长”，齐、葛分任了正副“总编”。整个过程我们自己知道是小孩子“过家家”，却又一本正经地去做。刊物只出了两期，“创刊号”紧跟着就是“终刊号”。出这刊物又得撰稿，又得编辑，又得抄写，太费时间。主要是凭兴趣观点干这件事，一旦兴趣得到了满足，也就渐渐淡下来，于是就停刊了。办这小刊物虽然是闹着玩的事，却对我有着长远的影响。1994年我内退后应朋友之邀，到北京参与了建设部为迎接199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举行而办的大型画报《中华锦绣》的创刊和编辑，担任了编辑部主任的角色，这显然与在初中时编那两期《曙光》有种内在的联系。可惜“曙光”微露之后，接下来就只是晚霞一抹了。
追悼会上的笑声
在我上初中的那几年里，中苏还没度完“蜜月”，远未到交恶的时候，那时的斯大林不光苏联人如赫鲁晓夫者称之为“父亲”，连咱中国人也把他当成“老的”。初中时我还没读那本《联共（布）党史》，对斯大林缺乏理性上的认识，只以那幅身着戎装怀抱扎蝴蝶结的小女孩儿的画儿做建立对斯大林感情的基础，这基础未免有点过于单薄。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逝世了，噩耗传来，人们震悼不已。3月8日，在潍坊体育场举行大型的追悼会。当时的体育场在东关南门外，遇有大型的活动都在那里举行，我曾作为运动会团体操表演者的一分子，在那个场子里随着我校教体育的巩显斌老师特别洪亮的口令做过广播体操。斯大林追悼会也在这里举行，满满的一体育场，大概有几万人。参加的有社会各界，好像主要是几个中学的学生。
我们以比做广播操稍密的队列站在那里。追悼会开始了，主席台上发出了“默哀3分钟”、“默哀起——”的口令。那时人太死板，3分钟就3分钟，不会偷工减料，时间一长，难免出事。果然，离我不太远的地方突然“嘣”的发出一声巨大的屁响，在人们都在垂首默哀、万籁俱寂的时刻显得格外响亮。一声屁响，引出一片笑声。开始是“嗤——嗤——嗤——”，接着是“哈——哈——哈——”，继而是“嗬——嗬——嗬——”，笑跟流行性感冒一样，是会传染的，笑的人越来越多，笑声越来越大，终于笑成了一大片。我站在场子的西南面，离主席台较远，我向周围看了看，见整个西南部的人都在笑。这种笑跟演员“笑场”一样，越想憋住不笑，越憋不住，笑声一直在会场一隅持续到默哀结束后的致悼词，才由带队老师好不容易制止住。
这时，距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揭露斯大林杀人罪恶的秘密报告还有整整3年时间，斯大林的另一面还未被人们知晓，追悼会上的笑声绝不是因死了个暴君而笑逐颜开，更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而纯粹是一种“生理现象”，是一种不能自我控制的面部肌肉运动。当然，如果那时有如丧考妣之痛，再响的屁也不至于引发笑声，关键是对斯大林并无感情。是啊，遥远的异国他乡死了个老头儿，与我何干？对这些10多岁的孩子来说，虽不像鲁迅诗曰“默哀3分钟，心里想拳经”，却也并不在想那个远在万里之外的死者，闻屁响而失笑，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儿。
门窗密闭的洋房
潍坊二中是美国人建的一所学校，上世纪50年代，校内还是一色的洋房洋楼。1954年春的一天，我们这些当学生干部的被叫到二中的一座洋房子里去开会。记得那洋房在学校深处，其南墙是半圆形的，窗是落地的大窗，窗上有落地窗帘，窗帘都拉得严严的。窗外和门口站了好几个不是学生的人，他们的眼在巡察着什么。我进去时里边已站满了人，人们在互相小声询问着开什么会，谁也不知道，那气氛十分神秘。大家预感到有什么严重事情要发生，心里有种不祥的感觉。
会开始了，先有人宣布了几条纪律：一、不准记录；二、不得外传……气氛更加神秘，我们的心在怦怦地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