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道：上回你问到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是如何得来的问题，说来话长，他是经过了诸位大师的分析和解读确定的。请看我下面的叙述，你自己领会看看吧！
钰报道：好的，先生！据我考证《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解读和分析，自先生的书传世以来，在古代真正读懂的有高鹗和戚蓼生。然而高鹗正是因为读懂，才对原著秉持了否定的态度，从各个方面冲击它的思想性和批判性。而戚蓼生的读懂，采取了理解的态度，是在理解下的沉默。好在戚蓼生心底善良地采用了尊重原著，仅仅留下了一篇序作为导读和自己读懂了的证据，之后就选择了沉默。因为，他也知道真正读懂会带来什么危险。近代以来，可以说自王国维开始，我国出现了一大批真心和科学的对待《红楼梦》的学者，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我觉着，他们的研究各有所长，在某些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然而在某些方面也存在着严重错误，大有盲人摸象之感。我想，还是请先生对这些红学大师的得失，进行剖析，让我在你的剖析中既可以看到他们的贡献，也能够避开他们的错误。岂不更好些？
先生道：好的，我也正想通过对各位先生的观点进行点评，以期整合各方面的正确认识，让后世读者能够真正理解《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本意，也可以看出曹雪芹的来历。鉴于篇幅精简的要求，我的点评全部取消“证”的部分，仅仅就结论直接点出。否则，就这个题目就会有很长的，徒费大家宝贵的时间。但是，如此一来，会令读者产生思考和论证之苦，但实在难以两全，敬请大家谅解，认真思考为是。
客观地讲，对高鹗和程子元先生也不能完全否定，他们的续书部分确实矫改了我的主题，客观上对原著起到了否定的作用；这对后世学人和普通读者都起到了极大地误导。危害确实是很大的，以至于后世很多人依然沉浸在宝黛爱情的悲剧里。我的书不是那种才子佳人故事的俗套，是醒世恒言，是********。宝钗和黛玉不是今世的三角恋爱主角，她们是真正的“合传”，所谓“钗黛合一”的。高鹗式的割裂其实本身就离开此书太远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是看懂了我的书的，他们的做法危害确实是很大的。也许他们的心是善良的，在那个腥风血雨的年代，对此书的流传和保护起到了客观的作用。在今天，大家只要知道，此书八十回本就是全璧，高鹗他们所续的四十回不是我的作品就是了。现在有必要对它们进行切割。至于戚蓼生他是真的看懂了这部书，但是他不敢说，他模模糊糊写了一篇序，也算是对此书爱的表达。但是，他的序言简意深，朦胧中有所指。他对此书的含义和笔法的解释是精辟的。
近代王国维先生，确实是真心红学和科学红学的奠基人。为什么这么说呢？王国维说，人生本质是欲望，欲望是痛苦与快乐的根苗，超越痛苦是人生的追求，超越痛苦的道路，“存于出世，不存于自杀”。这就产生了“欲者不观，观者不欲”的描写人生的美术之物，从而出现了“绝大著作曰《红楼梦》”。是王国维把《红楼梦》的研究引上了对人生思考和个体生命深层次思考的艺术之路，打破了过去“诲淫诲盗”、才子佳人的各类说教和个体表面现象的老旧樊篱。正是从人性和人的生命动力思考，王国维先生说，人生的痛苦解脱分为两种，一种是因为看到他人痛苦而不愿意重蹈覆辙便自行出家，一种是自身历尽人生痛苦然后开始断欲出世。他说，“前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之解脱如宝玉。前之解脱，超自然也，神明也；后之解脱，自然也，人类也。前之解脱，宗教也；后之解脱，美术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宝玉者也。”先生就是把《红楼梦》放在了解决人性痛苦的背景上，放在了对生命历练的美术式再现的艺术角度上。
这是真正正确的角度，是科学的方法。从这儿出发，引发了王国维及其后来学者对《红楼梦》的作者的科学论证和对《红楼梦》精神的科学解读。王国维接受了叔本华的悲剧观点，认为《红楼梦》是悲剧中的悲剧，是“壮美”之作。王国维认为，贾宝玉这个人物按封建道德标准来衡量，是一个不忠不孝的叛道者；然而对于生命、对于自由和人性的追求，贾宝玉一直于痛苦的挣扎中，摆脱了封建伦理的束缚，最后获得了出世的解脱。他不仅仅看到了《红楼梦》悲剧艺术的创作手法，而且推上了艺术作品对人性和人的生命动力深层次结论的高度。把《红楼梦》的美学价值和伦理学上的价值结合起来。
王国维下了一个大胆而且明晰的判断，“由此观之，则谓《红楼梦》中所有种种人物、种种之境遇，必本于作者之经验”。这是自传说的最早宣言。进而他大胆的宣示则其作者之姓名与其著作之年月，固当为唯一考证之题目”。
王国维先生从科学的角度，一步一步推导出《红楼梦》的美学价值与伦理学价值兼具的科学结论，并且推导出“凡此种种”皆为作者必然经历的结论。这一面大旗，是自王国维率先擎起的。他的这个结论首先成了胡适先生自传说的先河，成了曹雪芹为《红楼梦》作者论证的肇始。另一面，也成了蔡元培先生伦理学探讨的引子。特别要指出的是，王国维先生自此看到了“贾宝玉最终出家”的原因，这也是我的作者“假死出家”论的基础。
这样一位先知先觉可惜选择了自杀，选择了死亡作为出世的道路。撒泪祭奠，祭奠，祭奠啊！他没有能沿着自己敏锐的觉察，走下去。令红学多挣扎了一百年。太多的问题留给了后世。
王国维先生从悲剧学说之一管窥探到《红楼梦》的深底，他敏锐的抓住了那一线透过云层的亮光，觉知了太阳的光辉。可惜，他没有给予比较全面的探讨。他的艺术分析的角度也是线性的，正如洛阳铲的探讨。他的《红楼梦》价值的探讨是点性的，仅仅在于洛阳铲所触及的密室。他的“伦理学”探讨所触及的范围比起整部《红楼梦》的价值仅仅限于一个点上的光辉。但是王国维先生所开创的审美、读红视角，他的艺术与价值审视角度，立足于人性，立足于人物内心分析，立足于人物成长分析，解析《红楼梦》艺术与价值的科学角度开创了一代读红先河。可以说，一切科学读红皆自王国维始。在此我想补一句：史之称自胡适始，不准确。胡适仅仅承继了王国维倡议的考证作者的要求，做了盗墓者的苦力活，他的贡献在于“证”。但他不懂《红楼梦》。他给苏雪林的书信，足以显露出他的内心的无知，而不是作为一个大师的态度。
胡适先生的《红楼梦考证》可以说就是沿着王国维先生的判断，沿着“作者经历种种”的元定义，大胆假设曹雪芹就是作者本人，推导出《红楼梦》就是曹雪芹自传说的结论。沿着这个思路出发，胡适先生确实做了大量的考证工作。这就是胡适先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本义。胡适的这方面的考证是谨慎的。
一、胡适先生依据曹雪芹自叙传的假设，大量查阅了清史和民间留存的诗词等材料，他得出曹雪芹名霑，是曹寅的孙子，曾经荣华富贵，后来很穷，能诗会画；曾与敦诚、敦敏兄弟交友，纵酒狂歌，并断定曹雪芹死于乾隆三十年左右。考证了曹寅家事、祖父子侄及孙背族人情况。并征引《随园诗话》、《小浮梅闲话》、《昭代名人尺牍小传》、《扬州画舫录》、《有怀堂文稿》、《丙辰札记》、《耆献类征》、《江南通志》、《上元江宁两县志》、《圣驾五幸江南恭录》、《楝亭诗抄》、《四库全书提要》、《八旗氏族通谱》、《雪桥诗话》、《八旗人诗抄》、《八旗文经》、《居常饮馔录》、雍正《朱批谕旨》、《曝书亭集》等近二十种资料，确认了曹雪芹的作者地位，认定《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真假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真假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
二、在作品版本问题上，胡适依据甲戌本、程甲本、程乙本等版本，征引程伟元、高鹗等人序文以及《小浮梅闲话》、《郎潜纪闻》、《进士题名碑》、《御史题名录》、《八旗文经》等五种资料，考清高鹗的身世，确认《红楼梦》后四十回为高鹗所补。
三、胡适对索隐派的观点和方法做了彻底的否定。包括对王梦阮及孟莼荪的著作《红楼梦索引》和《董小宛考》进行了精确推论，否定了他们红楼梦主题是明遗民或者清皇室家事观点。特别是对蔡元培的索隐手法给了明确的批判，指出蔡先生的索隐诸法毫无道理，是牵强附会，是猜笨谜。同时，他也对附会纳兰性德家事一说经行了批判。
胡适先生的研究，初步回答了王国维先生，《红楼梦》作者是谁和成书于什么年代的问题。可以说，在王国维之后，他采用实证的方法，基本上践行了王国维科学的方法，对《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进行了确认，贡献是卓越的。他的上述三个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这些足以确定胡适《红楼梦》研究大师的地位。有人说胡适先生是新红学的开山祖。其实这是不科学的，真正的开山之人应属王国维。胡适先生的考证是严谨的，但是胡适先生的敏锐性是不足的，他仅仅是一名高超的工兵，不是优秀的旗手。胡适先生的失误是明显的，特别是对《红楼梦》思想性的研究失误更大，他给后世留下了诸多的批判的靶标。为此他实在不能立足于新红学“开山祖”的历史定位。
胡适本人在大胆假设之后的小心求证之中，自己发现了自己不少的矛盾之处，但是也许是时间的关系或者为了成就体系的原因，他采取了故意忽视的方法。而正是这些忽视，成了胡适观点的巨大软肋。他看到了作者出生年代的巨大矛盾而不予以纠正，导致了想当然的得出曹雪芹是曹寅孙子的错误结论。可以说胡适的研究方法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故意忽视。而不是他说的只有两条。他说：
我写了几万字考证《红楼梦》，差不多没有说一句赞颂《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的话。……只说了一句“《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其实这一句话已是过分赞美《红楼梦》了。……在那一个浅陋而人人自命风流才子的背景里，《红楼梦》的见解与文学技术当然都不会高明到那儿去。……我向来感觉，《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红楼梦》比不上《海上花列传》，也比不上《老残游记》。（《答苏雪林书》）
在那个贫乏的思想背景里，《红楼梦》的见解当然不会高明到那儿去，《红楼梦》的文化造诣也当然不会高明到那儿去。……我常说，《红楼梦》在思想见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比不上《海上花》，也比不上《儒林外史》一也可以说，还比不上《老残游记》。（《与高阳书》）
书中主角是赤霞宫神瑛侍者投胎的，是含玉而生的一这样的见解如何能产生一部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小说？……试看第二回里冷子兴嘴里说的宝玉和贾雨村说的甄宝玉（“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瑞兽珍禽奇花异草更觉希罕尊贵呢。”《红楼梦》作者的最高明见解也不过如此。
曹雪芹如果晚生几年，“赶不上曹家的繁华时代的”。
在胡适的眼里，《红楼梦》的思想价值还抵不上“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小说”。为他所推许的高明见解又是什么呢？在胡适的《谈〈儒林外史〉，推赞吴敬梓》一文里，我们不难找到明确的解答：如果拿曹雪芹和吴敬梓二人作一个比较，我觉得曹雪芹的思想很平凡，而吴敬梓的思想则是超过当时的时代，有着强烈的反抗意识。吴敬梓在《儒林外史》里，严刻的批评教育制度，而且有他的较科学化的观念。
他怎么也不明白，贾宝玉怎么会衔玉而生？他惊讶于，为什么《红楼梦》是“平淡无奇”的小说却大家这么喜欢？
他的失误就在于此：
一、比如信中提到的说《红楼梦》是自然主义杰作的话，本是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所讲的观点。建国以后，学术界对这句话一直有很多反对意见。但出人意料的是，胡适竟然认为连这句话都是过分赞美了《红楼梦》，他说《红楼梦》不如《儒林外史》，甚至连《海上花列传》、《老残游记》的文学技术都不如。《红楼梦》在胡适眼中的地位可想而知。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就是，胡适仅仅是从《红楼梦》的自然主义艺术角度看待《红楼梦》，而且他的定位是“自然主义”的杰作，他没有王国维那样敏锐的视角，他没有遵循王国维悲剧的艺术和伦理价值结合的告诫。所以，他不懂为什么贾宝玉衔玉而生，自然主义的思想绝对会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胡适看到了这个疑问，但是他的“忽视”使他蒙蔽了双眼。他怎么也不明白，贾宝玉怎么会衔玉而生？他不会理解“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瑞兽珍禽奇花异草更觉希罕尊贵呢”的人性层面的深刻含义，他带上多少眼镜也看不懂女儿与女人的差别。他看到了《儒林外史》的“超过当时的时代”，他没有看到《红楼梦》里写出的是人性的永恒和指向未来的革命。这一点******以其明锐的革命家的眼光走在了时代所有人的前列。这些是用心看的，不是用眼看的。脂砚斋说此书属于“……《庄子》、《离骚》之亚”，用了“《赤壁赋》之髯苏之幻笔”。也就是说，《红楼梦》是中华特色的魔幻现实主义杰作，是与《女娲炼石补天》、《庄子》、《离骚》、《洛神赋》、《赤壁赋》一脉相承的大写意艺术。他不懂伦理学，他看不到她的光辉之处。这部书是中华杰出的图说哲学。
二、胡适看到了《红楼梦》是写了康熙年间曹寅家的事，这是基本正确的，论证也是严谨的。他从他的自然主义出发，完全没有看到这部书的结构意义。戚蓼生讲得很好，这部书是双线结构的，明写家事，映射国事，明写贾家，暗写甄家，而且作者自叙也是把作者自己解构了表现的。这部书还是中国杰出的结构主义小说。他把作者解构为诸个元素，每个元素自成一体，形成小说独特的“言语”，读者所需要的是寻找作者“要言语”的东西，成为“语言”，你要在这些“言语”的密码中找到真正的“语言”。就是这样的。这是中华特色的结构主义（我暂且这样命名，主要是为了大家易于明白）。在如何理解文本内容与曹寅家事方面，自然主义一丁点也给不了答案。胡适要用自然主义方法论证明魔幻主义的作品，可以吗？
三、胡适说，曹雪芹是曹寅孙子，但是他怎么也给不了令人信服的时间阶段，他说“曹雪芹如果晚生几年，赶不上曹家的繁华时代的”。想当然的把曹雪芹安排在1715年出生。连他的忠实学生周汝昌都不信。其原因还是自然主义的定位的完全错误造成的。事实上，《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曹雪芹是“曹颗”，“曹颗”是真曹頓。真假两宝玉是真实存在的，甄宝玉是曹颗，贾宝玉是曹頓，真假两宝玉在现实中是合体的，作者把这一历史真实结构为两个形象来“言语”。在具体的“言语”中，作者又用神瑛侍者和石头解构了贾宝玉这一“臭皮囊”，神瑛与石头同时进人贾宝玉。神仙品的灵魂下世历练的神瑛进人贾宝玉，无才补天的破石头假变的五彩玉离开幽冥真境界，夹带在贾宝玉的嘴里“亲就臭皮囊”，来到人间享受荣华富贵。这五彩宝玉，其实前生就是无才补天的的破石头，是假宝玉、真石头；那灵魂的贾宝玉，前生是真宝玉的神瑛，今世的臭皮囊贾宝玉才是假的宝玉，是真的石头。这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本义。是《红楼梦》双线结构的起点。同时，薛宝钗、林黛玉、贾探春、妙玉、薛宝琴等人，你按照自然主义之法在曹寅家永远也找不到“经历种种”的她们个人，他们是曹頓作者的一体多面的表达，是对曹頓整体解构后的“言语”。曹頓生于1686年，在康熙五十年曹颗死后扮演了曹颗，曹頓经历种种“太虚幻境”之后离家“出世”，他的内心经历了人性与伦理的巨大煎熬。他才是那个内心无限愧疚、对不起父兄的作者本人。这个特殊经历，才使他有了对人性存在的独特经历和独特思考，前无古人。正如王国维所言，没有经历谁也不可能产生如此的奇怪的思考。这个假扮曹颗的曹頓时时追问自己的存在，“我是谁”的追问，使他的灵魂进人了人性存在的元点。这些是作为自然主义信奉者，胡适的思维不可能企及的高度。那真实需要“修行”或者“顿悟”的功夫的。
大师之失，还在于他没有根据的忽视“曹雪芹如果出生的太晚不可能经历繁华时代”之意突出的矛盾，而肯定的认为曹雪芹就是曹寅孙子的大胆假定，从而满地儿给曹寅找“孙子”，终于因于几个断裂的记录，仅仅把他可能的安排了“曹颗”当爸爸，而使他想当然的生于1715年左右，这是没有“证据”的设定。胡适的第一弟子周汝昌，看到了胡适的矛盾，但是他没有走出胡适的圈套，迷失在了胡适的迷宫里，找“孙子”。很是可悲。
胡适的贡献在于假设，胡适的方法在于考证；胡适的失手在于“忽视”，胡适的失足，在于自然主义的写实论的立足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不是自然主义的写实小说，正如胡适所言，自然主义不能解释贾宝玉为什么“衔玉而生”。天意，胡适的考证是“忽视”的考证。
周汝昌先生继承了胡适的观点和方法，对胡适先生的考证进一步推论。他的心可谓真诚而且痴迷。他的作品也最为丰富，涉及的历史和文化找寻最认真。他的《红楼梦新证》，资料更加丰富，探讨更加深人细致。他使曹雪芹成为《红楼梦》作者的说法，推向了大众化。具体来说，他的贡献主要有：（一）明确指出了胡适先生对于曹雪芹的出生时间矛盾。（二）发现了史湘云是作者现实的妻子的形象。也就是说，作者的妻子是史湘云的原型。（三）丰富了对《红楼梦》文本和脂批的解读。（四）他的最大贡献是全面展露了自然主义考证派的所有可能的错误和理由，让伤疤和辩解的理由全部晒太阳。
周汝昌先生的失误更是太多，因为他走的更远，说得更多，所以离真相也就更远，他的太多的论述显露了自然主义者大量的误读。
第一，周先生的研究方法仍然是立足于自然主义的考证，这是拿杆子打天，空有热情的举动。
第二，周先生因此方法，还是不能脱离满地“找孙子”的错误路子，这无异于缘木求鱼，求证越深越可能找到更加错误的果子。周汝昌说曹雪芹是曹寅孙子，但不是曹颗儿子，而是曹頫儿子。文本明明指出，贾宝玉是袭了职做了官的，周先生让他仅仅经历了曹頫贫困无奈和全家诚惶诚恐的罪臣亲属的几年日子，就让他去吃烂咸菜，围破毡布去了。周汝昌笔下的曹雪芹没有做官的经历，这是无论如何不可以忽视的矛盾，这是与书中作者“经历种种”相矛盾的结论。然而周先生一如胡适先生一样采取了“忽视”。况且，让曹頫在仅仅任完了五年艰难还债的江宁织造，而且是没有征收盐税权利的清水织造，蹲了七年大狱之后，一年之内修造了大观园。要知道，曹頫抄家仅仅获得了当票而已，连抄家官员都心寒的贫穷，皇帝都默然的困苦。经历了七年大狱无人问津的凄冷。当然，周先生为了自圆其说，编造了曹頫女儿辗转成为乾隆妃子，所以他可以造大观园了。只要不迷糊，这样的故事有谁会信呢？唯一答案就是，这万万不可能。况且无任何资料可查，哪怕只言片语。乾隆再怎么独裁，也不会毫无廷议就会把一个罪臣之女在上任之初就立为妃子，况且曹頫的身份仅仅是包衣奴才，私人包衣奴才而已。皇帝不是仅仅独裁而已，他要技巧的平衡各类势力，曹頫一类“反动”势力在那时是在严打之列的。“大观园”的原型之一是曹寅建成的，有文字记载的，那是曹寅在康熙第三次南巡接驾的地方。
第三，史湘云是作者的妻子的形象是对的，但是脂砚斋不是史湘云。在作者那儿自身意义上秦可卿是兼美，兼具薛宝钗封建主义的世俗之美和林黛玉人性的自然之美；从作者婚姻意义上，史湘云兼具了薛宝钗德性之美和林黛玉人性之美。史湘云即是作者的知己，也是作者的世俗妻子。作者的妻子不是象周先生想象的那样，而是曹頓在假死出家之时托付了友人关照。这是长家之计，并留下了“一只母麒麟留作信记”，以期“经年”重阳节再见之信物。因为我确信清王朝的腐败统治一如历代王朝一样三世必亡。我的妻子正如薛宝钗一样，与袭人一样虽然再嫁，但守身如玉，紧守约定，备受孤独，期待着再见的日子。袭人，是宝钗的影子；“贤袭人有始有终”正是曹頓妻子薛宝钗一生的现实表现，而不是说还另外有一个丫鬟有始有终。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在我们晚年，我的儿子遵循母亲的嘱托，因麒麟相见，正如丁郎认父一般，夫妻、父子得以重逢，然而这已经是云散高塘、水枯湘江的老年了。这才是脂批“宝钗、湘云一干人”的本义，才是《丁郎认父》一折戏的暗示意义，正是宝钗孤独与“送我上青云”的目的和原因。正是史湘云一系列诗歌的表达的目的。这才与文本切合而毫无缝隙。这些才是逻辑的合理性和唯一性的表现。这样就可以去掉周先生的好多“我认为、我觉得”之类的模糊与疑问。周先生的大量“我觉得”其实都是可以重新整理的。懵懂的自然主义在《红楼梦》那里是站不住脚的。
第四、周先生仍然没有对《红楼梦》的伦理学价值进行正确的思考。这是和胡适一样的最巨大失误之一。
周汝昌之后刘心武和陈林他们都属于这一行列。刘心武就是依附周汝昌编故事而已，他除了自己想当然冒用《红楼梦》人物编小说，毫无贡献可言，反而煞有介事的误导了大批真诚的读者。陈林号称依附文本考证贾元妃的年龄，推论出贾宝玉就是曹頫。其实，他的方法就是立足于自然主义的写实论，搜罗资料“考证”而已。他的贡献在于，揭示胡适对曹雪芹没有经历繁华的过失，指出了周汝昌对曹雪芹没有经历做官经历的认定的错误，指出了作者应为曹寅子侄辈。这是应予肯定的，但是他的考证走错了路子。他到了后四十回去找依据，而且是红外依据。依然得到的是不能自圆其说的结论。这些不能自圆其说的结论，让否定《红楼梦》为曹家人作品的解读占据了大量市场。
蔡元培先生在探轶领域颇具代表性。不管是南明遗老还是清室秘史还是董小宛一类大约都是这一类的猜测。包括，后世土默热之类的学说大都是此类。属于索隐一类范畴。在这一类之中，我还是比较喜欢蔡元培先生和土默热先生。他们的方法是错误的，不需过多论证。他们的正确之处是关涉了伦理学的思考。《红楼梦》就是通过贾家之败，影写封建皇权三世而亡的周期律的。书中明确的写出大明之亡的原因，写出了对南汉的无限眷恋和真情期许。因为书中明确写出《好了歌》，告诉了你世事循环的道理，其实就是告诉你汉政权必然回归的道理。直接宣示了自己期许南汉政权回归中华大地的政治理想。这些说什么也要“甄士隐”的，否则杀头事小，毁书事大啊。这是我无论如何不想看到的。蔡元培先生的推求三法确实没法苟同，是猜笨谜无疑。这是蔡先生的大失误处，直接走向了错误的道路。在此不再详述。
另外，我想说说土默热。有人说土默热红学完全不同于传统红学及当今主流红学，既不属于索隐派，也不属于考据派，更不属于评点、探佚派。土默热红学立足于历史分析和文学分析，对《红楼梦》小说解读提出了全新见解。其实土默热红学本质上属于索隐派。他的基本出发点是立足于索隐派的推求三法，利用相类附会的方法，预定结论；然后采用胡适“考证”的方法搜集材料填括号。他们最主要的失策并不是立足于文本而是相似于文本。他的方法论缺陷仍然是机械主义的写实论。他是索隐派集大成者，是索隐派从猜笨谜转向实证主义的企图的最积极尝试。他具备了所有索隐派的优点和不足。但是他的尝试的失败表明他的诚恳，是壮烈的尝试。他的贡献就是和蔡先生一样。
还有清宫秘史一类尝试，他们看到了宁荣二府和大观园的壮丽，看到了贾敬、贾珍之类的做派，想到了皇宫的豪华与污秽。他们是看到了，《红楼梦》借家影国的手法。这是正确的认知。也是他们的贡献。宁荣二府、大观园就是皇宫气派，贾敬、贾珍、贾蓉在皇家层面就是映射顺治、康熙、雍正三代，这毫无争议。在曹家就是曹玺、曹寅、曹颗的影子。贾珍曹寅，贾蓉曹颗；这些读音上的一致性不是毫无关涉的猜测。这是真实的。我对伯父曹寅的过失是痛心的。但是这么写这三个人物主要目的是与揭示皇家关联的，他们的形象不完全同于我家的三代经历，是为了和顺治以降三代皇帝的做派关涉的。当然，我家的遭遇却实实在在就是这个原因；这与皇家家天下政权的丧失的原因是一致的。这不是贬低曹家，或者为长者讳之类。在小说的角度讲，贾家不是曹家，贾珍不是曹寅；曹家只是小说人物的模本而已，同样作为模本的还有皇家。客观的讲，在科学的态度下，不可避亲之失。曹寅早年人宫，缺少灾难教育，袭职织造因于康熙私情，培养了骄奢淫逸的生活情性，耗资巨万记，结党成邦牵连不绝，子孙不检、不永，后继无人，埋下了巨大隐患。在曹寅伯父在职之时，终日惶惶，夜不能眠，常常慨叹树倒猢狲散，曹家已经岌岌可危。这些隐患我明确感觉到必然将在于皇室的内斗中牵连祸端。事实果如我预感。我在任职织造之后更是明确感觉到家亡破败的危险，趁在任之际，夫人孕育未生之时，果断“长家之计”，留下妻儿，保护家祈不绝。自己于是假死出家，以求以一己之力保护家庭。对这些，这一派人物是没有看到的。这是他们的失误之处。
至于其他流派或者学者，也还有很多正确的见解，在此我不在多说了。这些基本可以涵盖对《红楼梦》的主要看法。他们象盲人摸象一样，在他们所摸到的方面都有正确的认知。但是他们因此形成的对象的全方面结论就不合适了。摸到了大象的腿，觉得象柱子没错，说是大象就不对了。正确的说法是全面的，是剔除了各类错误之后的综合结论。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作者是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曹寅家的人依托曹寅家事写成的借家事隐喻世事的中华特色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它是图说哲学。是中华艺术与哲学的最高峰。它的作者是曹寅二侄曹頓。生于1686年。曹頓于康熙五十年曹寅儿子曹颗死后，以曹颗之名存世。此所谓真假宝玉之谓也。曹頓以曹颗之名袭职江宁织造，此即是金玉良缘之说也。曹頓生性豁达，有隐者之心，但无奈袭职为官，这就是木石前盟之亡也。真曹頓假曹颗袭职三年，在康熙不同意曹李两家再管盐务之后，曹頓彻底失望，终于长家计之后假死出家。此所谓真假美猴王和非关倩女亦离魂之谓也。曹頓任职之初也曾下决心整顿积弊，重振家业，在王熙凤（李煦）的主持之后大展雄才，怎奈事与愿违，封建恶势力甚重，终于落于失败，此就是贾探春理家的本事，文中王熙凤就是挟持曹家家事的李煦，薛宝钗就是自己心爱的妻子，李纨是自己的“母亲”曹寅妻子的形象。贾探春就是自己一曹頓自譬，贾探春的离家就是我的假死出家的本事。书中薛宝钗、林黛玉、贾探春、妙玉、薛宝琴、秦可卿、贾宝玉、甄宝玉都是解构的我的形象侧面，他们的结构合体就是我一曹頓。秦可卿是我的人世与出世二难选择的“兼美”之喻。史湘云是兼具薛宝钗与林黛玉德性之美与人性之美的“兼美”，是我的妻子的形象。香菱是曹荃一家人我的兄弟辈的综合形象，我和曹頫都是这样从一个普通的仕宦之家进人曹寅之家，并被雪（酷寒之清水）家蟠龙大人强逼为奴的苦命并蒂菱。袭人和晴雯是我人世与出世二志之人薛宝钗和林黛玉的副本，她们的引人是为了“甄士隐”，暗示薛宝钗和林黛玉的结局。所以，八十回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是全璧，脂批是整部书的基本结构部分，不可分割，脂批不是批，是结构。没有脂批的《红楼梦》不是我的本子。脂批起到的作用就是把沉在水底的东西朦胧捞出水面，把隐去的东西揭示给你，把结尾的内容收人前部。这部书是一部隐尾书。其他任何称为真品的续作都是伪作。其他任何试图索隐或者探轶后部结构的努力都是枉然，因为我的书在最后打算面世之初就已经调整了结构，就是把全书真实的故事和用意采取结构主义方法和假借批书的隐尾模式。它的魔幻艺术使你在美的享受里体验超越《推背图》的思维魅力，体验太极图说世界的图说魅力。整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揭示了人性存在对于人的本质性价值，揭示了世界之空、色、情和再空的四个世界理论，揭示了四个世界循环往复的存在规律，揭示了封建皇家家天下政权的存亡周期律，高举人性自由、人格平等、人类均爱的大旗，表达了清王朝必然灭亡、南汉新政权必然回归的坚定信念。表达了自己追求人性解放，向往自由平等的爱情和生活的强烈愿望；鞭挞了封建统治集团满口仁义道德，其实男盗女娼的腐朽与反动。主人公贾宝玉最终逃离了封建道德的强制给与的“金玉良缘”，选择了走向人性自由的“木石前盟”。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言，作者的切身经历，切肤之痛，实在是选择的痛苦，是脱离封建道德出世、离家、叛道所涉及的伦理学意义上的巨大折磨。然而，宝玉离家叛道，确实是一面引领自由，引领向封建主义背叛的鲜红旗帜。整部书的高潮和激荡全部在于宝玉离家出走。这是胡适不愿意承认的东西。
说到大师时，不能不说一位伟大的智者，他就是******。他没有时间对《红楼梦》的艺术进行费时的探讨和追寻，但是他的敏锐的大脑，使他站在了大批学者的肩头，远远高过了他们，在此篇我想以******的几个观点做结论，以警醒后世读者。
一、不读五遍《红楼梦》，就不是真正的中国人。
二、“贾宝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大革命家。”
三、“《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庭的瓦解和崩溃。《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
四、《红楼梦》里面的女性才真正表现为人、社会的人、美的化身，女性呈现出真实而又丰富的性格。
五、《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头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
当然，他的研究里还有一些失误的地方，但是仅仅这几条就已经足以站在所有大师的头顶。你如果把《红楼梦》第四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当成总纲来读，把贾宝玉当成第一革命家来读，你看看会是什么样子？这是多么睿智的见地啊！
钰报道：这么说曹雪芹其实是从王国维对《红楼梦》从人性思考的角度，进而推出故事来自于“必本于自己之经验”，引发出自传说，从而在文本之中找到曹雪芹的。胡适先生大胆假设之后小心求证，进一步确立了曹雪芹作者的地位。但是，胡适没有看到《红楼梦》的魔幻主义艺术特性，立足于自然主义写实论，陷入了不可证实的尴尬，从而让否定曹雪芹者寻找到批判的靶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