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得说天下危殆，绝不是危言耸昕。”柳宗元虽然比较深沉，也止不住要讲几句话，“安史之乱后，藩镇自立，割据一方，朝廷无力辖制，作乱于外；宦官专权，参与机务，横行于内。不改变这种状况，国家难于振兴，百姓难免水深火热。我辈生于乱世，确实责任重大。如果我辈之中有人跻居权要，一定要实行改革，其余的人也当鼎力相助。现在看来，这项重任是非叔文兄莫属了。请叔文兄放心，如果你能领着我们改革弊政，我们都会是你的支持者。即使宗元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
大家又是一阵喝彩。
王叔文说：“叔文非常赞成诸位的意见，国家如果再不实行变革，颓势则将永难挽回。叔文自任太子侍读以来，自以为深得太子信任。据我观察，太子有实行改革的决心和勇气。但有两点，还望诸位多加小心。一是政坛险恶，风云莫测，在太子继位之前，大家还要隐藏锋芒。现在已经有人散布流言飞语，说我们是小人集团。所以，我们一要保护太子，二要自保。再者太子身体不好，令人担忧。前些日子他中了风，连说话都困难，现在他已经不能上朝了。只怕到了他继位的那一天，他也会被宦官控制，身不由己。不过，皇上的身体最近也很不好。他见太子病成这个样子，整天哭泣不止，所以他的病情也转重了。各位皇子都来服侍他，唯独太子不能来，这使他更加伤心。从朝廷上看，形势会怎样发展，还很难预料。”
大家谈得很晚，然后各自带着兴奋回家去了。
韦执谊回家后，有人捎来口信说，有一个叫张正一的人担任名为“补阙”的官，与他的六个同僚告韦执谊与王叔文是“朋党”，就是“小集团”。韦执谊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办法，也告他们是“朋党”，并举出了一些证据。经过调查，张正一等人是“朋党”证据确凿，被逐出长安。
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六十四岁的德宗死了，太子李诵在太极殿继皇帝位，后世称为顺宗。不久，他又勉强坚持着在紫宸门接受了群臣的朝拜。这一年的年号被改为永贞元年。
顺宗任王叔文为翰林学士，并按王叔文的建议，任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一大串都是他的官衔，就是宰相）。可惜，顺宗即位后没多久，身体就支持不住了。后来，就只好在病榻上听政。大臣奏事，他就在病榻前挂一顶帐子，在帐内对大臣奏的事表示可以还是不可以。后来，连这一条也做不到了，就让他比较宠爱的一个妃子牛昭容和一个比较信得过的宦官李忠言内外传达。很多重要的事情，顺帝都让他俩把话传达给王叔文，再由王叔文考虑一个意见，传达给顺帝定夺。所以那时，在很多重大事情的决定过程中，王叔文都起了重要的作用。那些与王叔文志同道合、主张改革的朋友们也都被委以重任。他们当初设想的一些改革方案大多得以贯彻实施。
顺宗感触最深的就是宫市。他曾为这件事在殿上同父皇力争过。这也是他爱民如子的一种表现。所以，他登基继位的事完成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废宫市。王叔文要求废除宫市的奏章一传上来，他立即就批准了。
杜佑被任为度支盐铁使，王叔文为副使，但杜佑不大管事，在盐铁政策方面，杜佑就放任王叔文去管。王叔文对杜佑说：“自从设立盐铁使以来，每月有月进。表面上这是国家的一项收入，实际上盐铁使借这个名目向煮盐户和采矿户大肆搜刮，也是造成盐价上涨的一个原因，所以百姓们颇多怨言。我看，不如废除月进，这对平抑盐价会有益处。”杜佑说：“那就照你说的办吧。”王叔文就把罢盐铁使月进的奏章让李忠言传给顺宗，顺宗很快就表示同意了。然后，由韦执谊起草诏令，宣布罢盐铁使月进。
为了节省宫廷开支，王叔文又建议裁减宫内人员。首先裁减了三百名宫女，让她们回家从事生产。不久，又放还了后宫和教坊的女伎六百人。这也是一件大得人心的事。这些宫女、女伎实际上是宫中的奴隶。放她们回家，就是解放了她们，还为她们的家庭增加了劳动力。
王叔文刚刚进行的这一点点改革都是有利于百姓的，因此百姓无不欢呼雀跃。卧病在床的顺宗见王叔文雷厉风行，对他很满意，又让他任户部侍郎，原来的翰林学士仍旧保留。这可使得那些皇帝身边的宦官们大为不快。俱文珍对顺宗说：“王叔文户部的事已经很多了，陛下就不必让他继续兼任翰林大学士了。”顺宗说：“也是，那就免去翰林学士一职吧。”这表面上是减轻王叔文的负担，实际上是要大大剥夺他参与朝政、实行改革的权力。因为翰林院在宫内，顺宗有什么事就让他们传给王叔文，请王叔文作决定。而户部在宫外，远离皇帝，再想参与朝政，就多了一层障碍。
偏偏在这个时候，王叔文的母亲又得了重病。他觉得这个时候若离开朝廷，他们的改革事业就会半途而废。忠孝不能两全，王叔文坚持着不离开户部。尽管离皇帝远了一些，但毕竟宫内还有王伾。他对王伾说：“我必须能够经常进入皇宫，商量公事。削去了翰林职务，我就无法进宫了。”王伾多次请求恢复王叔文的翰林职务。后来，顺帝答应王叔文可以三五天进宫一次。
俱文珍对那些看不惯王叔文改革的人说：“以前，王叔文总在宫内，大家以为他能力很强。就好比狐狸，当它深居山林之中的时候，人们会觉得它很神秘，甚至以为它是神灵。如果它在大街上走一趟，大家就知道它的真模样了。”
俱文珍的言行不可能不传到王叔文的耳中，特别使他感到恼火的是韦执谊的变化。他最近给王叔文捎来口信说：“我现在之所以还按先生的意见办事，是因为我不愿意违背我们以前的誓言。”王叔文明白，韦执谊的这段话等于告诉他，他韦执谊不赞成王叔文的做法。王叔文更明白，这都是宦官和那些反对改革的人在韦执谊身上做工作的结果。他益发感到，排除宦官的捣乱是当务之急。
现在，内宫被宦官控制得比较严密，难以下手。特别是顺宗的病情不断地恶化，实际上已经不能理政了，真正的大权控制在俱文珍等几个人的手里，只不过外界多数人还不知道而已。这时，王叔文提议让老将范希朝统管京西北诸镇行营兵马使，并让韩泰当他的副手。这时宦官们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宫内，对外地兵权不太注意，王叔文的建议比较顺利地就被通过了。但过不了几天，俱文珍反应过来，原来是兵权让王叔文给夺去了，俱文珍就传令各地驻军不得入京。韩泰掌握大部兵权后，本来是计划进驻京师的。但他的军队到达奉天（在今陕西省乾县）的时候，发现他通知的那些部队都没有来，心知有变，又退了回去。
为了笼络以宦官为核心的那些反对革新的人，王叔文在翰林院请客，宴请翰林院的学士，并请俱文珍以及同他站在一起的刘光奇等人参加。酒过三巡，王叔文略有醉意地说：“家母病重，我之所以没有请假回家尽孝，还不是为了尽心尽力地为国家？我不怕人说闲话，不怕事情有多难，就是想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看来，我是要离开我的这个职位了。一旦我离开这个职位，各种诽谤就会随之而来。到那个时候，谁能替我说一句话呢？”他又喝了一口酒：“大家开怀畅饮啊！”他看大家没有说什么，他自己又说上了：“现在有人在背地里讲我的坏话。可是韦执谊却让这样的人给吓倒了，不敢仗义执言。我王叔文没有做什么亏心的事情，我做的一切都是为国家兴利除弊。那些反对革新的人，我真想一棒子打死他们！现在反而让他们逃之夭夭了，真遗憾。”
第二天，王叔文的母亲去世了。按规定，没有特殊需要的，都得回家尽孝一年。俱文珍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要求王叔文回家尽孝。王伾找到俱文珍和杜佑，对他们说：“当今陛下御体欠安，以前颁布的各项政令还没有来得及完全贯彻实行，这个时间是不应该让王叔文回家休息的。为社稷考虑，我觉得还是应该重用王叔文。我建议任命他为宰相，并兼任北军总管。”其实，王伾是有点看不出火候，人家赶还赶不走他呢，怎能重用王叔文呢？俱文珍自然不可能答应，而杜佑也只能看俱文珍的眼色行事。
王伾还不死心，又提出来让王叔文担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俱文珍还是不同意。他一天之内上疏三次替王叔文争取，都没有成功，这才明白过来个中的奥妙。他高声喊道：“我也得快点准备车回家喽！”
王叔文在家中听到了广陵王李纯被立为太子的消息。他心里明白，这一定是俱文珍等人的主意。因为他在朝中的时候，从未议论过立太子的事。不用说，无论李纯的态度如何，他被宦官们左右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改革的前途险恶呀！他走出屋门，看着皇宫的方向，吟起杜甫《蜀相》中的诗句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自己也落下泪来。他觉得自己似乎看到了有人在窃笑，有人在私语，他甚至看到了眼前一片血光。
顺宗只当了八个月的皇帝，身体就基本上支持不住了，连话都说不出来。在宦官们的操纵之下，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八月，已经不能说话的顺宗李诵“宣布”让太子李纯继帝位，自己当太上皇。李纯，后世称为宪宗，他虽然已经二十八岁了，可他毕竟是在宦官们的挟持之下当上皇帝的，不得不受制于宦官。他上台不久，11月，就宣布贬王叔文为渝州（在今四川省重庆市）司户。接着，又把凡是参加王叔文改革的人都贬了官：王伾被贬为开州（在今四川省开县）司马；韩晔被贬为饶州（在今江西省波阳县）司马；陈谏被贬为台州（在今浙江省临海县一带）司马；凌准被贬为连州（在今广东省连县一带）司马；韩泰被贬为虔州（在今江西省赣县一带）司马；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在今湖南省常德市一带）司马；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在今湖南省零陵县一带）司马；程异被贬为彬州（在今湖南省彬州市一带）司马。因为有八位京官同时被贬为偏远地区的司马，这次事件史称“八司马事件”。后来，韦执谊也被贬为崖州（在今海南省海口市一带）司马。
俱文珍等人对王叔文还活着很不放心，因为他实行的政策毕竟是受老百姓拥护的。第二年，俱文珍就派人到渝州把王叔文杀死了。这次以王叔文为代表的革新活动就这样悲惨地失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