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
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
曰：“以齐王，由反手也。”
曰：“若是，则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
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译文
公孙丑问道：“您如果在齐国当权，管仲、晏婴的功业，能够再度兴起来吗？”
孟子说：“你真是个齐国人，只知道管仲、晏子罢了。曾有人问曾西：‘你和子路比谁贤德？’曾西听了现出一副恭敬不安的样子，说：‘子路是先父敬畏的人。我怎么敢和他比？’那人又问：‘既然这样，你和管仲比谁贤德？’曾西听了现出一副很生气的样子，说：‘你怎么竟拿我和管仲比？管仲得到齐桓公的信赖是那样的专一，行使国家的政权是那样的长久，而功绩却那样的卑小。你怎么竟拿我和这样的人比呢？’”停了一会儿，孟子又说：“管仲是曾西都不愿意和他相比的人，你说我愿意和他相比吗？”
公孙丑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天下，晏子辅佐景公使他名显诸侯，管仲、晏子难道不值得学习吗？”
孟子说：“以齐国统一天下，易如反掌。”
公孙丑说：“照您这么说，弟子就更加糊涂了。像文王那样高的德行，而且活了一百来岁，还没能使天下和谐安定；武王、周公继承了他的事业，然后才大行王道，统一天下。现在您把统一天下说得那么容易，那么文王也不值得效法了吗？”
孟子说：“文王怎么能比得上呢？由商汤王到武丁，贤圣之君出现六七位，天下百姓归服殷朝已经很久了，时间一久，就难以改变。武丁使诸侯来朝，治理好天下，就好像在手心里转动东西那样容易。纣王上距武丁并不很久，殷朝的勋旧世家，善良风俗，先民遗风，仁惠政教，还有些保留着；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他们都是贤德的人，共同辅佐纣王，所以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才亡了国。当时，没有一尺土地不是纣王所有，没有一个百姓不是纣王的子民。这样，文王还能从纵横百里的小国起身创业，所以是很困难的。齐国有句俗话：‘虽然智慧重要，但不如抓住时机更重要；虽然锄头重要，但不如等待农时更重要。’现在的时机，要推行王政统一天下就容易办到了；在夏后、殷、周的鼎盛时期，土地也没有超过纵横一千里，而齐国已有纵横一千里的土地了；人口密集，鸡鸣狗叫的声音，从都城直到边境，处处都听得到，齐国也有够多的百姓了。国土不必再开拓，百姓不必再增加，只要实行仁政，想统一天下，谁也阻止不了。而且，统一天下的贤君不出现的时间，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长久过；老百姓被暴政所折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这么厉害过。饥饿的人不挑吃的，干渴的人不挑喝的。孔子说过：‘德政的流行，比驿站传递政令还要快。’现在这个时候，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实行仁政，老百姓的喜悦心情就像一个倒挂着的人被解救下来一样。所以，比古人省一半力气，而成效必定超过古人一倍，只有趁这个时机才行。”
解读
梁惠王死后，孟子由魏国又来到齐国。齐宣王刚即位，他给孟子以卿相的高位。于是有本章及下一章他和齐国弟子公孙丑的谈话。和齐宣王的谈话，已见于前两篇。
弟子公孙丑问孟子：“如果您在齐国当权，能否建立和管仲、晏子一样的功业，使齐国成为无敌于天下的大国？”孟子没有简单地回答说“能”，而是举出曾西都不愿意和管仲相比，认为管仲建立的功业不足道，自己如能在管仲和晏子的条件下在齐国当政，“以齐王，犹反手也”。
接着公孙丑又问：“您认为‘以齐王，犹反手’，把称王天下看得那么容易，那么周文王奋斗百年，还没有推翻殷朝，后来武王、周公继续努力才统一了天下，这是什么道理？难道文王不值得取法吗？”孟子说：“我怎么能和文王比呢？”他分析了殷朝末年的形势：第一，殷朝建国的时间很久，而且出现了六七位瞥明的君主，给殷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样就难以推翻。第二，在纣王前不久，出现了武丁这位明君，他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到纣王时，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还保存着，老百姓对殷朝还没有彻底丧失信心。第三，纣王身边有几位贤德而有能力的大臣辅佐。当时天下是殷朝的天下，而文王虽然得到人民的拥护，方圆不过百里，所以难以推翻殷朝。总之，在文王时，推翻殷朝的时机未到。这正像齐人的成语所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
孟子接着说：“现在的情势就容易了。”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第一，齐国的土地之广，人口之多，都和殷朝相当（不像文王时只有方圆百里），所以物力和人力充足，想统一天下，谁也阻挡不了。第二，统一天下的贤君很久没有出现了，而百姓受虐政的折磨从来没有这么厉害过。第三，一个大国实行仁政的消息，很快就会传遍天下，会受到百姓的热烈欢迎。所以说，现在正是施行仁政统一天下的最好时机，可以事半功倍。
孟子说的虽然有理，但我们今天看来还是时机未到。一直到楚汉相争，孟子的话才得到应验，不但建立了汉朝，而且出现了“文景之治”。
孟子对管仲评价的视野太狭小。就管仲这个人来说，虽然他有些缺点，但从历史上看，他能“相桓公，霸诸侯（不以兵车），一匡天下”，使“民到于今受其赐”，以至于孔子感叹地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第十六、十七章）并且连连地称赞他“仁”。在历史人物中，被孔子评为“仁”的，只有几个人，而管仲竞居其中。
管仲是历史上著名的法家，大概就因为这点，孟子看不上他吧？《孟子》里提到管仲的只有三章，大概他真的认为管仲不足道吧？
原文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
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
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
曰：“不动心有道乎？”
曰：“有。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桡，不目逃，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译文
公孙丑问孟子道：“老师您如果做了齐国的卿相，能够实现自己的主张，以后成就霸业以至统一天下，就毫不足奇了。这样一来，您是不是有所恐惧疑惑而动心（心志浮动不安）呢？”
孟子说：“不！我从四十岁以后，就不再动心了。”
公孙丑说：“这么看来，老师比孟贲强多了。”
孟子说：“这个不难，告子的不动心比我还早呢。”
公孙丑说：“不动心有方法吗？”
孟子说：“有。北宫黝是这样培养勇气：肌肤被刺都不颤动，眼睛被戳都不眨一眨。他以为有一点点受挫于人，就像在稠人广众之中挨了鞭打一样。既不能忍受卑贱人的侮辱，也不能忍受大国君主的侮辱，把刺杀大国的君主看成和刺杀卑贱的人一样。不怕诸侯，挨了骂一定反击。孟施舍是这样培养勇气：他说：‘我不怕战败，把本不能战胜的对手，也看成能战胜的对手。如果先估量对方的力量然后再前进，先考虑胜败再和对方交手，这种人在三军面前一定胆怯。我孟施舍哪能一定打胜仗呢？我是能够做到无所畏惧罢了。’孟施舍的养勇像曾子，北宫黝的养勇像子夏。这两个人的勇气，我不知道谁强，但相比之下，孟施舍更切要近理。从前曾子对子襄说：‘你喜欢勇敢吗？我曾经听我的老师孔子讲什么是大勇：反躬自问，正义不在我这里，即使对方是地位卑贱的人，我也不去恐吓他让他怕我；反躬自问，正义在我这里，即使对方有千万人，我也迎上前去。孟施舍的养勇只是守住无畏之气，相比之下，不如曾子的切要近理，简单易行。”
解读
公孙丑问完孟子在齐国当政时，能否像管仲、晏婴那样使齐国称霸天下后，接着又问，如果孟子完成霸业以至于统一天下后，责任重大，是否会动心（有所恐惧疑惑而心志浮动不安）。
公孙丑是很羡慕“不动心”的，但他把重心就放在“不动心”上，而不知心之不动有多种情况：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如刺客）的不动心，有无所畏惧的不动心。这两种不动心，都只是暂时的或表面的不动，所以虽然看似有效，但总不彻底。只有圣人的不动心，出自本心的自定，才是真正的不动心。
为了阐述这一道理，孟子首先举出北宫黝，朱熹说他是“以必胜为主”，所以无论贵贱，上自国君，下至仆役，都必须将他们同置于自己之下，而使自己成为一个“独强”。但事实是，“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强中还有强中手”，当人渐渐衰老，其独强的地位就难以维持了。所以，用这种方法使心不动，最后注定是一场空。而且，从人的本心看，人并不希望压倒别人而使自己独强。北宫黝的不动心是一条歧路。关于这条歧路，当然不必只从勇力上看。事实上，一切想在知识、能力、财富、地位、权力、容貌、天资等外在条件上胜过别人的，都是一样。不动心只是一时的，还有的是夸大自欺，不会支持多久。
其次，孟施舍的养勇，朱熹说他是“以不惧为主”，所以他不问外在对手如何，只肯定自己内在的精神意志之存在。他不怕对手，不怕失败，把失败看得和胜利一样。他与北宫黝相比，可以免除“外在的独强形势必不能长久维持”的危机。所以，孟子说他所守比北宫黝更切要近理。但“不惧”，不怕失败，不怕对手，仍然是一个与外界对立的心，而不是人与人、人与天地万物相通的心——人的本心，其内心深处仍必有一分勉强、孤凄、或者悲壮之情。
圣人的不动心的大勇，曾子听孔子说是：“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极力赞扬曾子的“守约”精神。牟宗三先生说：“大抵‘守约’二字可以代表曾子精神。”所以，曾子“三省”即守约之表现（《心体与性体上》）。“守约”就是“慎独”的精神。看出曾子是孔门弟子中道德意识最强的一位。
原文
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
“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
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
译文
公孙丑说：“我大胆地问一句：老师的不动心和告子的不动心有何不同，能讲给我听听吗？”
孟子说：“告子曾讲过：‘假如不能在言语上得到胜利，就不要求助于思想；假若不能在思想上得到胜利，就不要求助于意气。’我认为不能在思想上得到胜利，就不要求助于意气，可以。不能在言语上得到胜利，就不去求助于思想，不可以。因为意志是意气感情的统帅，意气感情充贯人体，意志到哪里，意气感情也就在那里表现出来。所以我说：‘坚定自己的意志，不要滥用自己的意气感情。’”
公孙丑又问：“您既然说‘意志到哪里，意气感情也就在那里表现出来’，但是您又说‘坚定自己的意志，不要滥用自己的意气感情’，这是什么道理呢？”
孟子说：“意志专一，就会触动意气感情；意气感情凝聚起来，也会触动意志。志本气末，本大气也不小。譬如跌倒和奔跑，这是在意志指使下，气的一种活动；而这些活动，也要反过来造成心的浮动。”
解读
上面讨论了北宫黝和孟施舍的不动心之道，接着公孙丑又问孟子和告子的不动心有何不同。
孟子说，告子的不动心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一般人如果对描述事象的语言不了解，都要反求于心，就是一定要执着地求其了解。而告子则主张“勿求于心”，从而使心有所不安；“不得于心”，就把这个心收起来，不要动“气”。一动“气”，这个心将不可收拾，人就很难控制了。告子的不动心，正如朱熹所说，是“固守其心”，不受其他因素影响，也不影响其他。
告子在《告子章句上》，与孟子关于心性有一场针锋相对的辩论。他主张“生之谓性”，“食色性也”，性无所谓善与不善，不承认人有向善的本心。他的不动心，只是随顺自然，无可无不可，心也无所谓动不动了。孟子认为告子的“不得于心，勿求于气”还可以（但有不足），但“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是错误的。对描述事象的语言不了解本来是个损失，而你又“勿求于心”，不执著地求其了解，这样岂不是一无所得了吗？那怎么可能呢？孟子认为：归根到底，“志”是“心”之所之，是“气”的统帅。而气是充贯人体的，是“志”的仆役。人固然应该敬守其志，但也不能不培养其气。“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所以要“持其志，无暴其气”。
总之，告子的不动心是消极的，预防性的；孟子的不动心是积极的，通过敬守其志，培养其浩然之气，使自己不动心。
原文
“敢问夫子恶乎长？”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译文
公孙丑又问：“我大胆地问一问，和告子相比老师您长于哪一方面？”
孟子说：“我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辞，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
公孙丑问：“请问什么是浩然之气？”
